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如果说北京以其长期占据政治中心地位的有利条件成为令中国学术界“唯马首是瞻”的龙头，那么，上海则以其丰厚的学术积淀带动了江南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并使之在全国形成了另一个独特的中心。或许以北京为代表的地域学术批评特色多表现于学者高屋建瓴的气势以及政治敏感度上，而江南的理论建树则更多的是对“回到文学本身”的重视，以及对商品大潮的谨慎而宽容的态度。北方与南方两种不同的治学风格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语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恰恰因为风格的迥异，学者在观察文学现象、思维方式、论证角度、行文特点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虽然一些争论由此而产生，但它们也正好填补了学术界的不少空白，延伸了学术研究的视线，使当下的学术论坛显现出勃勃生机。
虽然就作家创作来说，上海作家带有“海派”的独特性而与江南其他地域的作家区别开来；但就文学理论来看，上海的批评家却可以划归到统一的江南文化圈中。这不仅因为历史上长期以来彼此之间的学术合作传统，还在于理论研究中上海评论家并不具有“海派”的突出特征（如后殖民色彩等）。不过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城市建设的进展，上海高度发展的经济使此地的学者不得不更多关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问题，表现于研究领域便是上海的批评家在讨论文学命题时具有更突出的“商业敏感性”，这是与其他地域的批评有所区别的。
第一节学院派批评的理论建树
江南的灵山秀水养育、吸引了诸多学者文人，加之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着名高等学府林立，学术气氛尤为浓厚。就当代文学这一仅仅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学科来说，学院派批评不仅在国内同行中先声夺人，而且也以此树立起江南理论批评的一面旗帜。
现代大学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现代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密切有关，它在不同的大学往往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建树。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三所大学为例，我们就可发现他们各自的学科建设对其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复旦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实力很强，于2007年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老一辈学者贾植芳、潘旭澜、陈鸣树等教授为该博士点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有教授陈思和、吴立昌、唐金海、朱文华、周斌、郜元宝、张新颖等。该博士点近年来承担了不少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百年留学生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新时期类型电影创作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研究等；举办过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如纪念胡风诞生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出版了《新中国文学词典》、《巴金论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一批代表作；提出了“潜在写作”、“民间”、“无名与共名”等一些极具创意的学术观点。他们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明、南帆、陈子善、殷国明，上海师范大学的杨剑龙，上海大学的蔡翔、王光东等互为呼应，组成了一个蓬勃活跃的也是更大的学术群体，不仅对上海本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而且在全国的理论批评界也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和影响。
南京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具有很强的实力，在陈白尘、陈瘦竹、叶子铭等几代学者的引领下，现已发展成为国家首个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戏剧、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学科研究体系。现有董健、丁帆、王杉杉、吴俊、张光芒、刘俊、黄发有等教授。加之南京师范大学的朱晓进、杨洪承，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朱栋霖、范培松、王尧、汤哲声等本省其他院校学者的联手，在该省形成浓厚的评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这个团体坚守理论批评的独立性，强调和突出批判精神，并推出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一批有个性特色的着作，在学界有重要的发言权。
浙江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同样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老一辈学者孙席珍、吕漠野、张仲甫的筚路蓝缕的开拓，郑择魁、陈坚、骆寒超、张颂南等第二代学人的悉心培育，使之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已形成了以浙籍现代作家为主并辅之以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等文体研究的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与优势。其学术中坚和骨干有陈坚、吴秀明、吴晓、黄健、盘剑、胡志毅、江弱水、姚晓雷等教授。近年来主持并完成了十几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人文社科课题研究项目；举办了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映像创造》等着作。他们与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嘉良、金汉、高玉、方卫平，宁波大学的戴光中、杭州师范大学的张直心等本省学者一起，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参与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浙江的当代文学批评，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与江南学术圈内浓厚的人文气息与良好的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新时期，该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不仅开展得早，而且功夫下得足，下得深。伴随着文学研究的不仅是人们文学审美观念的改变，而且是被束缚已久的思想的全面开禁与进一步的活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成果已经突破了文学批评范畴而进入了思想研究的领域了。江南文化的当代文学理论建树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但若透过繁复的表面看进去，它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对文学之高雅与世俗倾向的双重追求：几次颇具影响力的争鸣都离不开对人的生存的思考；批评家们注意将文学思想的深刻性灌注于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之中；文学期刊同样也走着雅俗共赏的道路。对于俗世的尊重与热爱使江南文化中的文学批评不太可能端起高深莫测的架子，作孤寂清高的自语，而必然要落到坚实的人生土地上，做着具体而细致的工作；江南评论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更多的体现于“把玩”二字而非剑拔弩张的“批判”，虽说少了些宏阔，却多了些细密。
第二节“重写文学史”及其引发的讨论
身处当下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历史的踪迹已不再呈现为唯一的线性的进化模式，而是以其多维复杂的面目令人“欲辩已忘言”。
各种话语争相粉墨登场；过去、现在、未来，显在的与潜在的，实在的与虚幻的，各式文学现象交汇贯通，形成了文学虚构与此在之间巨大的张力。从“上帝死了”直至“作者死了”，文学不再仅仅将人视为最值得顶礼膜拜的“万物的灵长”，而是产生了对宇宙间所有生命存在的尊重；文学的历史也不再是单一话语统治下的文本，它关注文学事件所赖以发生的所有环境因素，具有绝对话语权威的一元化的“文本的历史”被消解，纷纭复杂的文学事件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等因素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文学生态系统，所有出现于这一文学生态链上的环节都成为“历史的文本”，它们不同的聚合关系不断引导我们对文学历史的解构与重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以及相关文学运动的展开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对文学史认识的一元思维局限，而且站在文学生态批评的高度提出了整合文学生态资源的命题，欲使那些曾经为我们所忽略、遗忘的边缘的声音重新回到我们当下的视野之内。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于1988年在《上海文论》首先由上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但这一质疑传统的思潮却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候：1979年“为文艺正名”的讨论，实际上已奏响了这一反思的序曲。
新时期的诸多文艺争鸣都离不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中，文艺界“为文艺正名”的大讨论可说是开风气之先。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以极为显着的位置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由此拉开了文艺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序幕。显然，这场持续了一年有余的争鸣，其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当然，我们今天来反思这场辩论，把它放在文学生态系统中来把握时，其中的不足之处依然值得深思。
当时，无论是评论员文章还是后来的争鸣文章，都紧紧抓住了交锋的焦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十分热闹：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亦不乏其人，但深究下去，众人对此论点的意见实际上有着一致之处，即：文艺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一政治内容。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阶级斗争工具”论被质疑并进而被否定，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原则却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众人看到了阶级工具论对文艺发展的限制，但却并未追本溯源，考察文艺与政治所应具有的平衡关系。最后仅仅以改变文艺所反映的政治内容作为反对阶级工具论的法宝，结果必定无法改变文艺附属于政治的工具地位，无法高扬其审美本质的旗帜。
这场看似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还是延续了文艺臣属于政治的观点。它在当时固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当阶级斗争虽然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时候，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文艺也必须跟上。”很显然，是新的时代新的政治需要产生了“正名”的需要，人们通过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而否定了“四人帮”统治下的文艺，从而试图开创文艺的新天地；然而，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文艺仍然未获得自身独立的价值，它仍然被视为政治的工具，或进一步被演化为各种工具：认识生活的，改造世界的，等等，能够重视其审美价值、规律的文章，少而又少，而且还往往把它放诸政治价值之后，明显只具有次要的地位。
可见，尽管争鸣的形式是激进的，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评论的思维方式、做法都是守成的，具有强烈实用功利色彩的，它们依然忽略了文艺自身的重要规律——审美性。思维方式的守成，使争论并不能产生真正尖锐的交锋，许多观点尽管提法各异，但实是大同小异的。李扬后来也指出：“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论争，人们只注意到了从政治上彻底清算‘左’的思想影响，但文学艺术自身的本体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以至于人们刚刚摆脱‘从属论’的阴影，便马上陷入了‘反映论’的误区。”
因此，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究其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做法，所用的常常是非此即彼的绝对论；而且，虽然否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依然保留了“政治服务”说。由此可见，它还远未能使文艺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
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文艺批评的思路才逐渐被打开。先有北大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三人谈”，突破了长期以来统治着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单向限制，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观点。后又有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主张“重写文学史”，他们用“重写”而不是“另写”概括自己的主张，表明了学者们多角度地突破限制，把握不同的主体心中对文学的不同理解，真正地实现文学史写作的繁荣的迫切愿望。
如果说前者的努力在于确立了新的文学史观，那么后者的主要成就则在于进一步地将新观念深化、细化，在实践中对“经典”文本、权威观点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构与颠覆。
由此可见，“为文艺正名”的提出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然而，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突围的姿态，还无法在思维方式上真正地有所颠覆；但也正因为此，它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供开拓的广阔空间。
在“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前，江南本土学者其实已经开始了反思文学史的工作（如1987年，陈思和出版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无论是前文提到的“三人谈”，还是江南学者的某些尝试，都试图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去除，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史研究酝酿着重大的变革。综观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思潮与事件，它们固然形成了“重写”背后广阔的背景，但口号的提出还是标志着一种质的超越。
关于文学史“重写”的意义，陈思和认为：“对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教科书的特征。关于它的进程与轨迹的描述，总是应和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展进程和轨迹。文学和政治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也成了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中心。……学术研究需要有个人自由创造精神，需要不断有新的见解和新的材料来改变或修正前人的成果；但作为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它不但受制于教育大纲的总方针，也必须受制于对整个现代史的认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