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说道：“总的来说，女人劣于男人。”而在文学史的漫长时段中，男权中心主义也一直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占有主导地位。男性中心的文学掩饰并美化现实中男女不平等关系，以维持父权制社会的稳定秩序。“Frailty，thy name is woman！”（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一代文豪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的前言里发出这样的感叹。女性是“第二性”的观念无论在男性心目中还是在女性心目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自15世纪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法国的彼森发出第一声女性独立的呐喊以来，西方已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将女性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从西方到东方都出现了女性文学。所谓女性文学，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
在张洁、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致力于救赎性别本体意识的迷失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染和林白以一种决然出世的姿态，从最私密的个人经验出发，“将那些最终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以实现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决绝，建立女性独立的话语。无论是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倪拗拗、黛二小姐、多米，还是林白笔下的七叶、二帕、北诺，这些女性“不再仅仅是被书写的对象，——那往往是被扭曲被限定的书写——而成为书写的主体”。这些女性独立，自主，能享受人生但又不至于围着男性团团转。她们是美丽的，这种美丽来自内心精神力量的支撑。而两人小说中出现的“同性恋”则更是一种建立女性独立话语的文化策略。“同性恋是一种颠覆男权社会文化秩序的方式，女性以同性恋方式拒绝成为男人的贸易商品，正如商品拒绝进市场。”《瓶中之水》中的意萍和二帕，《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与何寡妇，《回廊之椅》里的朱凉与七叶，她们之间都有着暧昧朦胧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来自没有男性支配的自由。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叶兆言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诗化文人”，作为一个在男性文化中心地带成长起来的人，他的内心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权文化传统的遗留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
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妇女的地位都非常低微。“三从四德”、“烈女传”、“贞节牌坊”都是维护男权、扼杀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工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守身如玉、恪守妇道，这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性别观。
叶兆言的男性优势心理首先体现在他对小说语言的选择当中。
他在无意识中对女性的偏见流露在文本的话语里。例如：“自古女人都是祸水，事都坏在娘们身上”；“这婊子出身的，没个好货”；“世上有能耐的男人，都玩别人的老婆，没能耐的男人的老婆便被别人玩”；“好男不和女斗”（《状元境》）；“（娅）直到好多年不生养，那自尊才慢慢转为自卑”；“喜欢少荆的女人有一打，少荆喜欢的女人只是一个”（《追月楼》）。女性主义观点认为，女性一直处在美貌竞赛的巨大压力下，即以男性的观点判断、批评女性的身体，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体“内在”的感觉。在叶兆言的“夜泊”系列中，女性一直都是被男性观赏和评价的对象。例如描写小文“胸口高高鼓起来”、“小屁股绷得紧紧的”；状元境的男人骂三姐是“大家都能吃到的豆腐”；德医师说华太太“小时克父，然后克夫，最后克子女”。这些都是带了歧视的眼光的。
叶兆言笔下的女性对男权统治没有多少反抗，最后还是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之下。三姐和姬小姐算是对男权统治有过反抗，但她们的内心还是希望男人能够征服自己。三姐先是看不惯司令的花前柳下而和副官偷情，后是看不惯二胡的窝囊而和状元境里的男人勾搭。
其实在三姐的内心深处，她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男人来征服的。这在她临死前给二胡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三姐说女人怕了男人才好，又劝二胡再讨一个（老婆）。姬小姐也是如此。这位学家政出身的女公子，一直对丈夫士新有着一种超然的优越感。虽然她在上流社会比士新更有名，虽然她在生活中时时用尖刻的言语刺激士新，让士新抬不起头来，但是这只是作者安排的一个过程，以便让结果来得更震撼。“既是胜利者又是失败者的真珠，第一次感受到了士新的实在，感受到了他身上那种作为男人的真正力量。”我们不难发现，姬小姐最后不但臣服了，而且还沉浸在男人的力量之中。而华太太，则是几千年来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的受害者。作为一个富家千金，作为一个没落门第的媳妇，她为早逝的曾对她不忠的丈夫守寡，并独自抚养大三个子女。她后来的心理变态完全出自需要男人关爱而不得的抑郁——丈夫找妓女，德医师又不愿接近自己。莎士比亚说女人因为生得美丽，所以被男人追求；因为是女人，所以被男人俘获。这和叶兆言的观点实在是不谋而合。
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也看低自己的价值，在她们的话语和意识中存在一些自我歧视、自我贬低的语言。例如三姐说：“谁不做错一两桩事，况且爷们嫖嫖，也是在理上的”，这是在为二胡嫖妓开脱；又如葆兰说：“你不要我，就像你妈说的那样，只当着是买东西，不存心了，退了再买。你把我退回娘家好了。”葆兰拒绝了自己作为人的平等权力；姬小姐虽质疑季云要提前走的原因，由于“她是（季云）未过门的媳妇，虽然在南京念大学并且算是新派，进了关家也不敢吵不敢闹”。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男权的认同、屈服，这流露出女性自身的无力和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女人们吵架的话中清楚地看到性别歧视的影子，例如三姐和二胡妈骂街开口闭口都是“老婊子”、“小婊子”、“狐狸精”、“吃人不吐骨的妖精”。女人之间的斗争，充满了人性的扭曲和血腥，与“女人如花”的美好天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三姐和二胡妈，华太太与女儿斯馨、妓女、儿媳葆兰，姬小姐与苏菲亚、秀秀，小文与刘氏，这些美丽的女人或明争或暗斗，非弄个你死我活分出胜负来才甘心。而她们争斗的一切的源泉，都是男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这不能不使我们悲哀，女人作为个体的独立、自尊、自主精神在“夜泊”系列中是完全被泯灭了的。
联系叶兆言的其他主要小说，还可以发现女主人公常常无私地用感情和肉体来拯救男性的灵魂，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小磁人》、《去影》、《花影》、《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等小说的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具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和拯救意识。《小磁人》里的小磁人不仅疯狂迷恋上行为不检点的体育老师王德育，而且还主动献身，甚至在王德育遭受批斗期间承担起照顾王德育的责任，嫁给了王德育。《去影》里善解人意的张英发现徒弟迟钦亭躁动的性欲难以抑制以至于窥视车间女工洗澡时，她为了阻止他，不惜自己献身。《花影》里的妤小姐更荒谬，想嫁给害死自己亲哥哥的凶手。而作为配角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出现的谢静文居然无怨无悔地成为“我”的性启蒙者。这些女性，尽管她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但为拯救男人，不为环境、伦理道德所限，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名节、身份，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为男人牺牲。小磁人更像是为王德育而生的。她没来由地爱着王德育，王德育是小磁人的精神支柱，“小磁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她拥有了王德育”。
基督教文化认为女人不仅是罪恶之源，而且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在我国传统文化里，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并努力维护着男性作为文化权力核心的象征的统治地位。在他们的观念中，男性主宰着一切，是令人屈服的至上力量。传统的性别观念主张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女人是边缘化的没有多少理性的代表。毋庸置疑，叶兆言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并将观点外化在了自己的作品中。《没有玻璃的花房》中的张小燕只是性关系中的一个道具，在感情游戏中游走在马延龄和儿子马小双之间。《枣树的故事》描写了一个不能自主命运的岫云的女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和她在几个男人之间的戏剧性转移。与岫云命运类似的还有《风雨无乡》里的如韵。三姐、姬小姐、华太太、婉、小文个性迥异，但无一例外的都是家庭妇女，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可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妇女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
三、江南文化对叶兆言创作的影响
叶兆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平民女子，无论是风华正茂还是年老色衰，无论泼辣还是娴静，都透着那么一股江南女子独有的韵味。叶兆言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把握住了江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沧桑历史中表现江南居民（尤其是江南女性）独特的气质。
《夜泊秦淮》的故事都发生在南京，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叶兆言认为，“在南京这样的城市里，太容易产生怀旧的情绪”。江南文化，尤其是南京文化无疑对叶兆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作家的创作思维。夫子庙，栖霞寺，烫面饺，盐水鸭，曲曲弯弯的秦淮河，这些风物时时流泻在叶兆言的笔下。
女性是精致、唯美的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丝竹、吴侬细语、桨声灯影、烟花三月，如果没有江南女性的婀娜身姿，那么即使是最美的景色也失去了诗情画意。在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身上，不难发现江南文化对叶兆言的女性意识的影响，不难发现诗化文人的情怀、江南文化中雅俗共赏的叙事传统和温婉典丽的充满地域色彩的语言。
首先，是江南文化对叶兆言性别意识的影响。据前文论述，叶兆言具有传统的男权主义意识。这种男权主义固然来自作家本人的性格气质，但更离不开江南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
早在南朝时期，狎妓蓄妓已成为贵族文士的一种高雅活动。到了五代十国，连南唐皇帝李璟和李煜都因为迷恋江南风景和美人，写下了不少艳情之作。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
名士们借此附庸风雅，名为欣赏女性，实际上则是将女性作为自己的装点，正如珠玉之于美人。袁墨卿、袁法同在《晚明江南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一文中指出，名士有两副面孔，在家一本正经守礼法，在外却浪漫风流，专找有文化的女子交流。齐家要德妇，潇洒需才女。而无论是德才兼备的才女还是以色悦人的平庸女子，都是男人评价、欣赏、炫耀、攀比的对象。女性的存在价值，就是男人们郁郁不得志时的倾诉对象，飞黄腾达时用来附庸风雅的工具。
这种现象也普遍地存在于北方。虽然在我国曾建立过国家政权的北方民族中（如契丹、蒙古），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母权遗迹和女神崇拜习俗，但这是特殊情况，总的来说，北方女子的地位也比较低下，像山东农村等地的女子至今都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江南文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女性的卑微地位被掩盖在美好的假象之下。叶兆言小说中的姬小姐正是一个例子。
其次，是诗化的文人情怀。作家的叙事立场——“我为谁说话”——往往决定着其创作的基本风貌，而其身份认同——即“我是谁”——则无疑是影响其“为谁说话”的根本性因素。叶兆言是从故书堆里爬出来的中国最后一个“旧文人”，一个站在书架上的学者型作家。对南京历史的复杂情感，对人世沧桑的独特体味，使《夜泊秦淮》“兼有贵族文化的庄重典雅和江南水乡的灵秀繁华”。
“诗化文人”的身份认同使得叶兆言对历史题材有着特殊的偏爱。“夜泊秦淮”系列是叶兆言描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遗事、重述旧文人传统的经典之作。金戈铁马，六朝金粉，多少年来，无数文人骚客写下了众多感怀的诗篇。从李白的“凤凰台”到刘禹锡的“乌衣巷”，再到韦庄的“台城柳”，古代文人纷纷对这江南佳丽地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夜泊秦淮”系列表面写芸芸众生的荣辱沉浮，写市井小民的家长里短，实际上在这一颇具怀旧气息的叙事中寄托了浓浓的文人情节。叶兆言对于现实世界大多“取不离不弃的姿态，既不是那么决绝地不闻不问，但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当时的政治局势、经济状况都被抽离，淡化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状元境》三姐从烟花女子到司令夫人再到平民张二胡的妻子，《十字铺》中士新和季云的官场沉浮，《追月楼》里文人丁老先生看似与时代永远错过的一生，《半边营》里德医师一家的兴旺与华太太一家衰败的对比，这些人事都将一种伤感的情绪发挥到了极致。叶兆言的这种历史叙事，“不但是江南文化的一种对历史的牵挂，更是一种文人个人兴趣与情怀的表露”。费振钟在《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一书中指出，叶兆言给最近十年江苏的小说创作做的贡献是“保存了与这颓废的历史相一致的文化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