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让我们看到当时城市社会中，体制内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日常生活“粗鄙”状态：像主人公小林一样：早起买豆腐，接孩子去幼儿园，换煤气罐，由于生存困窘不得不给上级送礼，两口子为几毛钱精打细算，完全淹没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生活不仅毫无诗意，而且庸俗琐碎，真是“一地鸡毛”。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现代与后现代理论交织的“散文时代”。这个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平凡而琐碎的生活，没有了英雄，没有了豪情，没有了深刻的历史观和文化感。“不确定性”、“碎片性”、“非原则化”、“无我性”、“无深度性”、“狂欢”、“消解神圣”、“解构一切”等等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响亮的声音和符号。一些如工业化、世俗化、个体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文学边缘化的词汇共同建构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文学不再成为世人所热衷的精神食粮，一而再再而三的边缘化、市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诗可以售”大大损害了诗美的形象。
从近代到现代、当代的海派文化就本质上说都属于工商文化，江南文化中也有商业文化的因子。由于商业文明长期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趋利”以及义利兼顾成为一种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使江南人具有了鲜明的务实与精明的价值维度，浙商名震四方，浓郁的商业气息遍布社会的每个角落。
余华自然也是在江南地区与华夏大地市场化热潮的社会路线上成长起来的，他亲身经历了风云变幻的社会转型。童年时期的偏僻落后的海盐小镇现在也成为一个商业气息浓郁的现代新城。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温情叙述的《细雨中呼喊》中已经出现了有关世俗性品质的展示，“我”的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以及苏宇的父亲先后厚颜无耻地摸上寡妇的床，孙广才调戏孙光平的未婚妻而使儿子的婚事泡汤等内容的叙述也开始迥异于之前的作品，并已开始暗合浮躁的社会与世俗的需求。
1995年之后，除了发表随笔外，余华一直没有长篇小说问世。
直到2005年，他才终于打破沉寂，推出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半部，并于次年出版了下半部，两部小说长达50万字，是余华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故事。小说上半部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重点塑造了李光头的继父宋凡平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角色：他对李兰、李光头、宋钢都充满关心和爱，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非同一般高尚的人格，在面对生活挫折与“文革”磨难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与不屈，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现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小说下半部则通过圆滑世故的李光头的发迹与文静懦弱的宋钢的消亡两条人生轨迹的演示，刻画了一系列改革开放背景下暴发户的价值观念与传统思想道德、社会伦理的冲突而引发的阵痛，表现了社会转型期间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对立与斗争，拷问着当代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底线与人生价值。
如果说《兄弟》的上部还算精致的话，那么它的下半部则略显粗糙，完全舍弃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简单而又意蕴丰厚的叙事风格。同时，整部小说又充斥着偷窥女人屁股、垃圾西装、处美人大赛、乱伦等吸引人眼球的世俗甚至略显低下的叙述情节；并以此支撑起了小说的主体构架，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现象，表达了无孔不入的世俗冲击与荒诞的人生境遇以及对这种境遇逃离与抵抗的孱弱。李光头身上也有着无处不在的浙江企业家的影子，他们白手起家，用精诚与唯实经营起了小商品城、轻纺城等等大城小镇一片商品喧哗的市场空间。
《兄弟》有大量的“性欲望”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写的就是一个关于女人屁股引发的故事。小说发生在一个叫做刘镇的江南小镇上，一位14岁的小男孩李光头，因为在公厕里将头探到几乎触到粪便的粪坑中去看隔壁女厕女人们的屁股而当场被抓。之后小说中便是一泻千里的世俗甚至恶俗的情节画面，整部小说的深刻性也就被这种流于浅薄的世俗所伤，从而在某些论者眼中一无是处。诚如部分论者所言，小说中情节之俗随处可见。李光头在偷看女人屁股尤其是大美女林红的屁股之后，立刻受到了小镇上所有男人的关注，并靠这个丑陋的经历赢得的宝贵“经验”而获得了大家的“尊重”与讨好，得到了相应的物质成果：从想了解林红屁股的镇上男人那里换得了无数碗当时看来极为难得的阳春面和三鲜面。一个女人的屁股在故事中为众多人所津津乐道，它构成了小说上半部前半篇最为重要的情节之一。小说下半部大量的内容依然沿袭了上部开篇的故事风格，其中大幅的篇章给了一个被称作处美人大赛的活动。有了钱的李光头在刘镇上操办起了处女才能参加的美女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处女和非处女都来到了这个江南小镇上，带动了小镇众多产业的兴起，其中最为红火的是修补处女膜的业务，然后是李光头与参加比赛的美女们许诺给予名次的性交易。由此，整部小说也就呈现出带有强烈“性”的色彩和欲望写作的特征。
《兄弟》又是一部带有明显商业味道的小说，李光头的白手起家与其他人物的活动都反映出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物化价值观。小说上半部有关林红屁股秘密的交易就是在物化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阳春面与三鲜面成了等价物。下半部则是赤裸裸的商业运作，李光头从身无分文到成为富翁，处美人大赛的金钱操作，所谓的修补处女膜等相关产业，等等，都充斥着一种赤裸裸的铜臭气息。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部小说更像是在讲述李光头的发迹史。在金钱和欲望的诱惑下，李光头的兄弟宋刚的妻子林红，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之后，也半遮半掩、欲拒还应地走进了李光头的卧室。整部小说充满着物化的痕迹与世俗的气息，浓烈的商业氛围似乎也让人联想起当今江南地区某些没有文化却一夜暴富的商人们。
此外，《兄弟》分上、下两部出版似乎也有市场操作的迹象，为诸多的学者所批评。而其剧本化的结构模式亦引发了更多的有关小说艺术价值的讨论，与各公司合作根据《兄弟》改编的话剧、电视剧在小说刚一上市就已基本敲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对余华的创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内蕴的江南文化元素
尽管如此，余华作品中还是浸润着浓郁的江南文化的元素，与其他先锋作家一样，依然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这对余华来说似乎是一种宿命，特别是早期更是如此。如获1984年《北京文学》年度优秀创作奖的《星星》，以及《竹女》、《老师》、《看海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男儿有泪不轻掸》等，内中注入了更多的江南文化的元素。
这里归纳一下，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阴柔之美
阴柔是相对于阳刚而言的，它在余华创作中具体内化为温情、优雅和淡淡的忧伤，具有“杏花春雨”般的清新唯美。
《星星》发表于1984年《北京文学》头条，这篇儿童视角的成长小说带有鲜明的唯美气质，与汪曾祺的闲静空灵有着相似的韵味，抒写着一种哀婉凄美的情调。小说塑造了一位活泼好动而又异常执着的小男孩“星星”，他无论学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情，但是却很偶然地迷恋上了小提琴。父母给他买琴后，他便天天骑在阳台的栏杆上练习，音乐成了他的唯一。这却干扰了左邻右舍安静的生活，同时考虑到在阳台上练琴的危险，星星的父母千方百计地要求他放弃拉琴，悄悄地将小提琴卖掉了，星星从此陷入了巨大的失落和绝望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星星遇到了另一位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云云，于是两人一块练琴，并非常幸运地被某一着名的外国小提琴团招录。小说的故事情节过于简单，并带有人为操作的痕迹，结尾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小说在幼稚易伤的童心、儿童与成人世界的距离、纯真追求与世俗偏见的对立等等主题表现方面有了深入的刻画，并荣获了当年《北京文学》的优秀作品奖。
《竹女》的故事情节也并不显得丰满。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位逃荒中的父亲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女儿，迫不得已把她送给一个渔民。十几年后，女儿嫁给了渔民的儿子，过着幸福的生活。当他年迈的父亲又路经此地探望女儿时，女儿却无法认出自己的父亲，父亲于是什么都没说，看着女儿快乐的生活，欣慰地离开了。从专业技术角度看，这篇小说还有点稚嫩，似乎仍然带着习作的影子，却表达了一种被压抑在人物心底的亲情，不乏感人之处。
不论《星星》、《竹女》，还是《第一宿舍》、《老师》、《看海去》、《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男儿有泪不轻掸》、《小站》，等等，都代表了余华的开始创作时期的艺术特征，那就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细致的描摹、散文化唯美追求的叙事风格与淡淡的感伤氛围，闪耀着晶莹剔透的人文之美和人性之光。
除此之外，余华作品中大量有关桃花、蚕茧、丝厂、黄酒、大米等典型的江南风物也给我们以诗情画意、柔婉秀美的清雅体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余华提到自己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但无疑自小环抱于周身的江南文化的影响才是最为根本性的。在这一点上，余华与其他江南作家有着共同之处，不论是汪曾祺那闲静空灵的《受戒》、叶兆言温文尔雅的“夜泊秦淮”系列，还是陆文夫充溢“糖醋味”的“小巷深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体现着特有的江南人民的审美心理，演绎着江南小镇的独特风情，都有着水一般的细软柔情。江南之地柔和秀美的地域风情与自由浪漫的人文气息在这一时期的余华作品中有着或隐或显的体现，对于“爱”与“美”的追求使其创作带有鲜明的温情而又阴柔的美感，思路流畅自然，文笔优美灵动，抒写出江南淳朴清新的小城风情与温情脉脉的人性魅力。
二、阴晦之惑
江南地区河域宽广，雨水丰沛，一年四季都会有慷慨的雨精灵的飘荡，湿湿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大地，有时甚至一个星期都难以瞥见阳光的温暖；一座座江南小城如戴望舒的“雨巷”一样，街道湿滑，凄婉迷茫，使得江南文化也增添了一份诗意的阴晦。这种生态空间也影响了江南作家的创作心理特征，使得他们对某种淡淡的感伤、失意有了浓厚的兴趣。现代文学史上的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都以其特有的笔法抒写着自己的忧郁，萦绕着阴晦的潮湿气息，使烟雨江南呈现出另外的一种风情。而“文革”的进行，又分明使雨中的阴晦升级为悲怆，滴滴如盐洒伤口，潮湿的人民发出难以抑制的呻吟。江南小镇也被包围在一片悲情之中，大批的无辜之人被迫害致死，文化与政治的合谋演绎了人的心底最为黑暗的一面。
而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余华，从1987年踏上了先锋之路，也开始了虚幻、阴晦的灰暗江南市镇的展示。《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的先锋文本，直到90年代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20世纪的《兄弟》，都随处可见关于“孙荡”、“南门”、“刘镇”或者其他没有名字的海盐小镇人的慷慨的血的涂抹，使它的上空始终笼罩着人性恶的迷雾与阴暗的气息。
1986年底，余华在报纸上偶然读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新闻，一辆满载苹果的卡车在浙江省境内的新昌县翻车了，结果货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车苹果被当地村民抢得一干二净。围绕这一事件，余华创作了第一个带有明确先锋指向的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
作品描写的是18岁的主人公“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经历和感受。
这时期余华的每一篇小说都像一个寓言，作品一开始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寓言似的情境：“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你走过去看吧。’”于是，主人公便走进了一个梦幻式的阴谋之中。第一次出门的“我”在开始想念旅店后，精神就出现了紧张的迹象，在第一次搭车失败后，便有些饥不择食了，看见一辆朝自己方向开来的车，也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在几经讨好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在了司机身边。然而，他没想到汽车还会抛锚，抛锚的汽车还会遇到抢劫，更没想到抢劫的人里还有孩子，甚至还有司机本人。最后，遍体鳞伤的“我”在黑夜的寒风中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于是，他想起了送自己出门去认识外面世界的父亲。这里要表达的是初始进入社会的少年对这个世界的迷茫与不信任，在这里，“我”善良纯真的心灵在哄抢苹果的人们和对失序社会习以为常的司机面前被撞得支离破碎，淳朴的民风早已索然无影，人与人之间的热诚、互助显然已经化作一种一厢情愿的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