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除了重视文学与现代信息手段结合之外，这些江南先锋作家们增强了操作文学的商业运作模式。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商业化几乎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一切的事物也都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联系。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能做的只是注意鉴别和剔除其负面的影响，而非完全地将商业隔绝在外。完全与商业隔绝，也就意味着与变化着的世界的隔绝，这绝不是一个明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或许还将导致对现实观察与思考能力的丧失。
当文学的发展面临商业冲击而走入困境时，江南先锋作家们的带有“商业化”的突破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2005年余华沉寂十年之后的长篇作品《兄弟》问世，在一个文学渐趋寥落的年头里，“一出炉就狂销20万册，到2005年年底销量达到35万册，创下了当年纯文学图书单本销量第一的佳绩”。这一销售奇迹一方面来自于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实力，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归功于成功、有效的商业运作。着名的商业营销期刊《销售与市场》上曾就此专门着文，将这一次作品的销售成绩作为一种成功的销售范例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从这一案例中我们看到，文学借助于商业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一成绩似乎也能够说明文学与商业之间并非的对立，毕竟《兄弟》的销售狂潮为沉寂已久的文坛贯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
但在这部销量惊人的作品里，我们又似乎并不能够对文学与商业的结合持一种乐观的预想。正如很多批评者所指出的，余华作品中那种标志性的直刺肺腑的思想强力有所减退，情节上也出现了对以往作品的重复。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作者创作上的不力还是商业对文学产生了影响，现在还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兄弟》向我们展示了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也提醒我们注意未来文学发展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不管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也好，还是借助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也好，无论最终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两败俱伤，毕竟江南的先锋作家们没有回避现实的问题，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进行着探索。虽然答案还是不定的，或者说这些答案也只能留待时间来检验，但行动着永远比绝望、比等待要好。让我们以苏童的话来为先锋文学的种种尝试做一总结吧，“没有生气的文坛首先是没有生气的作家造成的，没有权利的作家是你不去争取造成的。其他原因当然有，但那却构不成灾难，灾难来自我们自己枯萎的心态。”
第五节先锋文学发展与目前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先锋文学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文学潮流，它的成就代表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质量与成就，它的不断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开拓着无尽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却又不得不提到先锋文学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它的表现并不都尽如人意。
90年代中后期之后，先锋作家的创作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度减少，这成为了先锋文学发展中一个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曾经的先锋作家们仿佛都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创作巅峰，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后的十年间再也没有长篇小说创作问世，他的创作逐渐地转向了随笔和散文。而苏童等人的创作也都有不同程度减产。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作家自身的原因，这些作家大多人到中年，激情渐渐消退，人生际遇的改变也使他们收敛起了曾经的锋芒；同时也有整个外部大环境变化的因素，90年代中后期之后，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重，文学发展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不仅是先锋文学创作，整个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迹象。幸而在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之后，这些作家又开始了自己新的跋涉。余华在沉寂十年之后，《兄弟》的再度问世标志着他在创作领域里的又一次启程，而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也都有比较有分量的作品陆续问世。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对自身的超越已经没有他们曾经的先锋创作那样充分和彻底，而这恰恰是先锋文学最宝贵的品格。
以余华的《兄弟》为例。通过上下两部作品，作者试图描述两个亢奋的时代，上部着力去写精神狂热荒唐错乱的“文革”，下部则描绘90年代商业大潮席卷下的中国。与余华之前的作品相比，《兄弟》上部的题材是他曾经非常关注和看重的题材，在其中我们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驾轻就熟，从容不迫，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我的一次重复。此前创作中出现过的意象和情节再一次被复制在作品中，但因其缺乏新的观察角度和思想底蕴，作品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并没有超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使读者的阅读期待一再落空。下部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余华第一次将自己的叙述放置在这么切近的时代中，或者作者本人也希望借一个新的题材来突破自我。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他将商业浪潮沸腾的90年代命名为：“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在《兄弟》的下部中，作者描画了一个企业家的成长过程，其中也表露了他对于商业与人性纠葛的认识。上部作品中的小无赖李光头，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他几乎可以称得上富可敌镇，然而他成功的手段和途径则是极其偶然的，或者说是极其不道德的。从小就学会偷看女人屁股的李光头，靠别人的恩惠，凭着一股无赖精神，成为了商业时代的弄潮儿，将刘镇这样一个具有商业萌芽的小镇整合成了一个商业社会。又通过与“官”、与权利的结合控制了整个刘镇的商业，轻易攫取了暴利。获得了金钱的李光头，个人可怜而邪恶的欲望不受限制地放肆膨胀，他竟然举办了“全国处美人选美大赛”，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大发其财。
他的成功是以对周围人甚至是对自己相濡以沫的亲人的伤害为代价的。他的异父兄宋钢成了他最可悲的牺牲品。他们拥有同样的童年伤痛，但在面对社会挑战，尤其是商业化的社会挑战时，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却有着重大的分歧。李光头在商业的大海里折腾不休，而宋钢则和大部分人一样循规蹈矩地娶妻、上班和下岗。宋钢的老婆林红是镇上有名的漂亮姑娘，当社会还未被商业大潮搅动时，她按照诚实、英俊、可靠的选择从众多追求者中选中了宋钢。然而当社会、当人心都受到商业大潮的蛊惑时，林红的标准也在发生着改变，商业社会的金钱标准使因为下岗而贫穷的宋钢失去了以往的魅力。
曾经在爱情角逐中的胜利者宋钢在滚滚的商业大潮中成为了一名落伍者，他也想投入商海一搏以改变现状，却因为天性善良，不仅一事无成还遭受了人格的侮辱，最终在羞愤绝望中自杀死去。作者通过两个人物道路的对比，似乎想要说明的是：只有放弃道德、价值观才能在商业社会取得成功，那些善良的人只能成为可怜的祭祀品。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商业社会中的成功者多可以等同于卑劣者。
不难看出，《兄弟》中的“刘镇”就是江南小镇发展的一个缩影，李光头的发迹史也多多少少带有江南城镇商业化进程的痕迹。对于熟谙江南小镇生活的余华来讲，这种认识又是否中肯呢？作品不加节制地狂躁宣泄，对于以江南小镇为代表的中国商业化进程思考似乎还不足够和充分。特别是作为先锋作家来说，如果仅停留在对事物表象的认识之上，似乎与曾经的“先锋”精神相悖。
该怎么面对喧嚣的现阶段中国，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