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战争也以其具体的形式培养了学生其他多种价值观，如几乎每天的报刊上列举的英国军队所表现的英勇行为、尤其是经常对澳大利亚人勇敢的描述，点燃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激情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女孩编织衣物、男孩为战士帮忙，这激励了教师和学生的爱国忠诚，培养了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学校参与筹集基金、协助红十字会筹款的运动、比利时赈济以及其他爱国基金方面的活动，真正激励和实践了社会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总之，不同于以前的公民学或历史课教学，战争以其特有的具体形式使学生在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时间里理解和实践了忠诚、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无私奉献、社会服务、自我牺牲等重要的公民价值观。
第二，加强对历史和地理课程的重视。一战促使爱国主义的浪潮在历史和地理课中找到其表达方式。战时，更多的历史教学时间使用于向儿童讲述战争的起因和发展。地理课中“战区（warzone）”的地理得到了特别的论述，使学生获得了扎实的知识。战争的一个长期的、更重要的结果是鼓励历史和地理大纲的修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大纲更关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外的国家及其社会历史；地理从包括自然和盎格鲁－澳大利亚地理扩展到包括人文和世界地理。这也意味着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扩展。
三、特征与问题
自联邦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公民学是澳大利亚中小学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公民教育有其确定的目标、内容与方法，但也有其必然的局限性。
1.主要特征
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初创时期，公民学与历史一起在学校课程中教授，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好”公民，内容和方法趋于多样化。
其一，公民学是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
在20世纪初联邦制度的确立和新教育运动的倡导与推动下，公民学于1905年成为第一个教学大纲（新南威尔士州的小学教育大纲）中的确定学科。这表明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自一开始就在课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公民教育的具体实施奠定了课程与制度基础。课本和资料刊物能够很容易地获取，包括小学中一般读物如《学校报告》、《维多利亚读者》等。尤其是在一战以后的初中，霍伊的《澳大利亚学校公民学》、莫多克的《澳大利亚公民》、马歇尔和霍伊的《澳大利亚公民学课本》以及斯恩和瑞格的《公民学手册》得到频繁的使用。在20世纪30年代的维多利亚州中学中，技术学校中将公民学与卫生（hygiene）一起教授，其他中学则将公民学与历史一起教授，公民学考试是这一阶段历史考试的一部分。由此，公民学是初创时期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
其二，培养“好”公民的教育目标。
公民学的教学重点放在教给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好”公民的特征方面，特别是“权利与责任”，澳大利亚在英帝国中的角色，澳大利亚宪法，包括行政机构与议会、制度与司法、选举制度等的政府功能，以及更多实践性活动，如工作、提供住所和关心人民等。在公民学课程中常常有浓厚的传记成分，科学家、探索者、发明家和慈善家的成就在课本中得到大量的呈现，这些“伟人”被期待成为公民美德的典范。《澳大利亚学校公民学》中强调了战争和防御他人的重要性，认为“战争事实自身就是合作精神的生动体现，战场和战士公民因此在解释公民美德和对我们亲属的关心方面是首要的”；进一步保持、发展这些制度并在必要时使这些制度免于内外敌人侵犯将是学生的责任。以上均体现了培养“好”公民的教育目标。
其三，多样化的内容与方法。
当时公民学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如1912年（Walter Murdoch）和1934年（AliceHoy）的公民学课本包含了澳大利亚政治和公民生活因素的课程资料，同时，课本也涉及政党政治活动的实施、多级政府、公共服务、法院和商业生活，以及从地方政府到国家公民的身份和国际义务。公民教育工作者将公民生活（civiclife）扩展到工作场所、家庭、学校、商店和社区。20世纪30年代的公民课形式也包括“日常伦理课程”（everyday ethical lessons）；好的公民身份被当作“整体学校”（whole school）环境中所形成的习惯、态度和性向的结果。学校公民学课程与“塑造品格”（character‐forming）的社区活动有紧密的联系。校外的公民教育计划包括与志愿组织、青年营地协会和旅馆、基督教青年计划和成人教育的“社会服务”计划（social service）。
2.存在的问题
从联邦建立到二战前，公民教育在巩固澳大利亚联邦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如教师对公民教育的兴趣和支持非常有限，30年代公民教育的教学方法趋于枯燥和教条以及公民教育中强烈的“母国情结”等。然而，究其实质，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
其一，教师对公民教育的兴趣和支持非常有限。
研究发现，虽然有一些教师支持公民教育，并认识到喜欢公民学的中学生是由于对当今的主题感兴趣、或喜欢讨论当今事务、或喜欢参与课堂讨论，但几乎没有历史教师真正对公共生活感兴趣，这些教师认为当前的事件和问题没有历史课本中的前几世纪的问题有趣和清晰。个别教师认为公民学根本就不应该教；其他教师虽然将公民学保留在课程中，但不愿将公民学作为考试科目。多数教师同意应由历史教师教授公民学；不同意的教师认为，其他教师或许同样感兴趣于和熟知日常事务，并且强调将公民学限定到单个教师和确定的时间表这种拘泥的学习形式也许是对公民学最大的威胁。以上体现了初创时期教师对公民教育极其有限的兴趣和支持。
其二，公民教育中的“母国情结”尤为显着。
在1905年新南威尔士州小学教学大纲的规定中，英格兰的历史和帝国是重要的成分。在各种课本中，沃尔特·默多克的《澳大利亚公民》（The Australian Citizen）利用“伟人”传记故事激励学生忠诚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传统，默多克的《为自由而战》强调英语和大英帝国，马歇尔和霍伊的《澳大利亚公民学课本》也非常强调澳大利亚与帝国联系的重要性、“祖国与自治领的巨大的共同利益”。
一战中，关于前线的英勇故事使学生认识到：帝国真正是一个大家庭，与澳大利亚军队并肩战斗的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是这个大家庭的真正兄弟。以上这些都体现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初创时期显着的“母国”情结，实际上也体现了初创时期公民教育的臣民色彩，这是一种“臣民＋公民”的教育，而且前者成分多于后者。
其三，公民教育方法于20世纪30年代趋于枯燥和教条。
20世纪30年代的公民学，是枯燥、单调和教条的。正是由于教师对公民学有限的兴趣和支持、对公民学教学、效果、考试等的分歧的态度，使得初创时期公民学的教学法枯燥、单调和教条。同时，公民教育主要由历史教师通过公民学来进行，这一模式将特殊的重点放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机构和功能以及公民的责任和权利上。用这种方法，教师和学生都被视为公民理想中接受性的参与者，他们将会收益于理解他们的责任和常常通过选举参与民主理想。教学是教条式的，虽然有适当的课本和教育部门的刊物的良好支持。鉴于这种资料总体上的“枯燥”性质，学生的公民学知识水平很低，且总体上对政府和政治活动程序的兴趣非常缺乏。
第二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
二战的爆发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社会变革，直至1967年开始的西方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到来之前，澳大利亚社会处于战后社会重建与发展时期。
在战争、发展与繁荣的主题之下，教育改革继续进行，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也继续向前发展。
一、发展的背景
二战对澳大利亚战时社会和澳英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促进了其战后政治与经济的长足发展，适应地，移民政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实施。
1.二战的社会影响
从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后，如同一战一样，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并怀着对母国的传统效忠而为英国而战，甚至在具体行动上除了听命和追随英国外，“没有人能够知道应该履行什么义务，并对所采取的步骤也莫衷一是”。1941～1942年间，日本开始轰炸澳大利亚领土且越过珊瑚海进入澳大利亚海域，而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惨败使其无力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这迫使工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摆脱民族危机的独立外交行动，如坚持从中东调回澳军、与美国结盟；使澳大利亚成为盟国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基地，提高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于1944年1月与新西兰签订“澳新协定”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1945年4月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派法官出席审判日本高级战犯的国际法庭；在联合议会议上呼吁停止印尼的流血战争、和谈解决荷印之间的问题。因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澳大利亚由为英国作战转变为为自身的生存而战。
二战极大地冲击了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观念。德国纳粹分子把包括一向因是白种人而自命不凡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在内的其他各种族一概视为“劣等民族”，且一直受白澳政策排斥的日本人也把澳大利亚人当作下等民族，这些事实不能不使澳大利亚人对其种族歧视加以反思。且大战期间，澳大利亚人同包括有色人种的各国人民共同战斗，广泛的共同利益取代了狭隘的种族偏见。
二战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发生了关键性的突破。欧洲战争严重破坏了英国的工业生产，这直接导致英国骤然停止了对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和资金供应，从而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作出迅速反应。联邦政府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产，积极调控劳动力的配置、资金的投向和生产部门的协调；以军火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也带动了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至战争结束，澳大利亚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化工、钢铁、纺织等一系列工业主干部门。
2.战后重建与发展
早在1942年，由柯廷总理领导的工党政府就为战后澳大利亚制定了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并在政府内设立了战后重建部，战后重建部在奇弗利（Chifley）领导下制订了以住房、农业、工业和就业培训为重点的重建计划。1945年总理奇弗利把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国有化，从而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力。20世纪50～60年代，政府在鼓励各方投资制造业的同时以高筑关税壁垒来保护制造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是澳大利亚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6％以上；工业部门有较大的发展，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从战前的15％上升到30％左右；其他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个部门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经济均衡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形成。
外交方面，澳大利亚于1951年与美国和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条约》，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朝鲜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派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帮助美国侵略朝鲜；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澳大利亚因担心印尼的扩张而与英国一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支持马来西亚反对印尼；1954年法国在越南战败后，澳大利亚成为《东南亚防务条约》的发起国；美国侵入越南后，澳大利亚向越南派出侵略军；由于日本经济的发达以及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澳大利亚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政策。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总体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盟国是英国和美国，但同英国的关系已相对明显松弛，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3.移民政策的改变
战后，奇夫利政府（Chifley Government）开始推行新的移民政策，其较战前在移民数量和种类上有了重大改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英国在二战中的自顾不暇打击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心理，而日本的侵略显示了澳大利亚的脆弱性，这些都促使澳大利亚政府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移民或者灭亡”（Populateor Perish）的口号激励着移民计划的实施。其二，二战后劳动力的严重缺乏。澳大利亚在二战后的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甚至一段时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面临着25000户住所的缺乏、学校和医院的不足，这些都需要大量工人来重建，但1950年6月就有10万个工作岗位无人问津。其三，种族主义观念的逐渐转变。二战中种族主义观念逐渐减弱，加之战后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国家，继续推行白澳政策不利于澳大利亚与这些邻近国家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