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朝探亲回来不久，母亲便接到了去志愿军报到的调令。
这次是真要离开老部队了，首长和战友们都来话别送行。母亲想起首长多年对自己的培养关怀，想起与战友们生死相依，共同战斗的日日月月，想到如今一别，天南地北，不知是否还能相见，不禁热泪涌动，百感交集。
仍在军区政委家当保姆的齐妈妈也来看我们，抱着弟弟依依不舍。部队又帮母亲安排个保姆，给足了路费，我们一行四人就上路了。当时贵阳不通火车，必须先乘坐长途汽车绕到广西柳州才能换火车北上。
这次行程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们先上了一辆烧木炭的公共汽车，一个人把方向盘开车，一个人坐在另一边往燃烧的锅炉底下续木炭，烟从车头上的小烟囱里冒出，旁边还有个排气孔喷着蒸汽，拉着20多个乘客“吭哧吭哧”跑了一天，到了一个小镇住下了，第二天才换了一辆烧油的大鼻子客车继续前行。车到一个山脚时，公路被山上采石场掉的石头堵住了，我们坐在车里一边等待公路疏通一边吃着带来的煮鸡蛋。突然车里车外一片惊呼，朝窗外一看，山上又掉下一块巨石朝公共汽车滚了过来，正在惊慌时刻，石头被一个大木桩挡了一下，在车的一侧五六米处停下了。
终于到了柳州火车站，我第一次见到了黑色的一节一节连在一起的长长的列车。在站前广场上母亲遇到了一个部队熟人，他告诉母亲车站很乱，要防小偷，他的背包就是在车站丢了。“敢偷解放军？”保姆吃惊地瞪大眼睛。“除了武器，没有不敢偷的。”那人说，“出门一定要看好东西。”
“娃娃也要看好呀，”旁边一个卖手抓糕的小贩插嘴说，“昨天就丢了个三岁娃，那婆姨都急疯啦。”他又使劲摇着手中的拨浪鼓，把我和弟弟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吵着要吃手抓糕，母亲只好掏钱去买。
进到候车室，一个执勤的军人负责查验军人的车票。当时铁路还实行军管。他看母亲手里有两张卧铺票，就说首长和伤病人员的卧铺票都很难满足，你和孩子可以有一张卧铺，保姆不应有。车票是军区给定的，母亲说两个孩子我一个人带实在难，再说保姆也没出过门，把我们分开万一失散了更麻烦。“那你先等一下。”执勤军人拿着车票走了，一会儿，领来了一个干部说：“这是车站军代表。”母亲听到介绍，给他敬了个军礼。军代表看了看母亲递过来的介绍信，马上笑容满面：“是志愿军的孩子呀，这么远去东北，不易，不易。”
他从下衣口袋里掏出盖有印章的公文本，又从上衣兜里拔出一支钢笔，用牙把笔帽拧开，这时才发现他的左边衣袖空飘飘的。他把本子放在窗台上，用钢笔在上边写了两行字，然后撕下连同两张卧铺票一起递给母亲说：“路上换车如遇困难，就拿这信找车站军代表，他们会帮助解决的。”他又摸摸我和弟弟的头，便转身离去了，那只没有手臂的袖筒，随着步子荡来荡去。
我第一次坐火车非常兴奋，白天扒着车窗看景色，晚上和弟弟在车厢里跑来跑去不睡觉。快到武汉时列车突然在一个小站停下不走了，原来长江涨水，江轮停渡，无法过江。列车停了几个小时后只好改道上海换车。在上海下车时已是晚上，保姆领着我们在小摊喝粥，等着母亲去办转车签字。北上火车是凌晨的票，办好票我们便去候车室里等待。
刚坐下来，一个公安见母亲是军人，又带两个孩子，便和母亲说了几句话，把我们领出了候车室，到旁边一块封闭的小广场上。那里有一些临时摆放的木凳，坐着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军人、儿童以及老人。半夜正在凳上睡觉的人们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一队公安进到候车室里，一会儿十几个男女被带了出来。原来公安今夜搞了一次打击铁路犯罪的突击行动，为了候车的军人、老人孩子的安全，事先把他们转移到院子里。
把这伙人带走后，我们又回到候车室，执勤的军人过来验票，还是把一张卧铺票收走了，给换了张坐票。母亲想看来铁路上确实有规定，自己是军人，还是带头遵守吧，就没有把柳州车站军代表写的信亮出来。在剩下的路程里，母亲和保姆便轮流休息，照看我们。
不知走了几天几夜，终于到了沈阳，母亲报到后，被分配到抚顺市志愿军后勤部第二留守大队当第三区队区队长，大队长叫陈振东。我们便在望花区一栋小平房里安了家。不久志后留守处全部迁到沈阳，我们家也搬到沈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