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何必又要讲“正心”呢？“正心”这两个字就足够了，何必又要讲“诚意”呢？“诚意”两个字也就尽够了，何必还要讲“致知”，又讲“格物”呢？之所以这样，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天理没有内外之分，本性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未尝就遗弃了外。如果说学习必须要从外在事物上求，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这就是“义外”“用智”；如果说反观内省必须要从内心来求得，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就是“有我”“自私”，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孔子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讲：“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便可以明白“格物”的学说了。“格物”是《大学》实际下手的地方，从头至尾，自儿童启蒙以至成为圣人，只有这一个功夫，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格物”的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而格物所下的工夫，每天都可以见到效果。所以“格物”就是清除自己内心的物欲，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欲，清除自己认识上的物欲；“正心”就是纠正物欲之心；“诚意”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致知”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呢？理只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就是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就是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就是知，从对天理的光明觉悟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所以理就物而言就是格，就知而言说就是致，就意而言就是诚，就心而言就是正。正就是正心，诚就是诚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为了穷理而尽性。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没有本性之外的物。圣学不昌明，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理属于内，物属于外，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义外”的学说，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不可不仔细体察啊！
您之所以质疑我的格物学说，无非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认为我一定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认为我一定一心在纲领本原的框架上，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认为我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中，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岂是只得罪了圣门和朱熹？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离经叛道，人人都可以杀了我，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如果真是这样，世上稍稍明白训诂，闻听过先贤往哲绪论的人，都知道它是谬论，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我所说的“格物”包含了朱熹的九条，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
王学绝不像普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和朱学的差别也很微渺，不是随便一瞥就可以辨认出来的。凡什么读书稽古讲习讨论，朱子所从事者，阳明也未尝不从事。但在朱子，知是知，行是行，讲习讨论是讲习讨论，反观内省是反观内省，划然各为一事；在阳明，则提出个良知做头脑，讲习讨论是致良知，反观内省也是致良知，无论知还是行，都是从良知出发。只要一个“致良知”，就把什么功夫都“包罗统括于其中”。前者是多元的，而后者是一元的。前者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后者是直抉根源。
4公道、公学
【原典】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
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译文】
孟子批评杨朱、墨翟，说他们是“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行仁行过头了；杨朱的“为我”思想，是行义行过头了。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用禽兽、夷狄来比喻，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当今学术的弊端，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孟子说：“我难道是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呀。”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
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的人对杨朱、墨子学说的崇信，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哎，可悲呀！韩愈说：“佛道两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甚于杨朱与墨翟。”可见，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没能做到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他这是自不量力，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把自己置之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以至于死去。
唉！像我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面临危境，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是就世间关于朱熹和陆九渊的纷争进行调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一旦要与它相背离，内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说我“决心和朱熹相对立”，在下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
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共同的学，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应该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然而子夏又说：“小人对自己的过错一定要掩盖文饰。”我虽然不贤，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
在这里，王阳明以孟子自喻，而把朱子看做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王阳明这里所言及的“公道”“公学”等概念，可以与黄宗羲等人所言及的以“公天下”为代表的“公权”同样看做是宋明儒学内部逻辑演变的结果。这种在学问与思想上鄙视世俗权威，尊重个人自我意识的做法在后来被黄宗羲总结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
5不敢缕缕
【原典】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译文】
您的谆谆教诲，反反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没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学说。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今天不敢再详细陈述，以避琐碎之嫌，可是我除非面对面和你解说清楚，断不能仅凭信上所写的这几句话就完全能说明白。唉！您开导启迪我的话，真的是非常之恳切详尽了，关爱我的人，没有超过您的！我虽然很愚钝，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然而我不敢舍去心中的真诚而轻易接受您的看法，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也是想对您有所回报呀。秋后返家时，我一定登门拜访，当面向您请教，到时还请千万不要吝惜赐教。
由于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观点不一，所以有此一封书信辩论。此段文字是王阳明对罗钦顺表示的敬佩之情，也是全信内容的总结。
聂文蔚即聂豹（1487—1563年），文蔚是他的字，江西吉安永丰人，号双江。是明代有名的廉吏之一，官至兵部尚书。嘉靖五年（1526年）春，因公赴闽，途经杭州，当时王阳明在绍兴讲学，聂豹不顾别人劝阻，前往就教。著有《困辨录》一书，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寂”说，表现出不同于王学的思想特色。但他对王阳明却极为崇拜，王阳明在浙江时曾与之相见，王死后，聂豹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