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中国儒学界的泰斗之一，也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和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先生生于公元1472年的一个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卒于公元1529年。因他曾隐居绍兴会稽山阳明洞，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世称阳明先生。后世一般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他死后，明穆宗诏谥文成，故又称王文成公。王阳明一生颇有成就，他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阳明生在明朝中叶，当时学术颓败，阶级斗争继续激化，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经历了400年、已经僵化了的程朱理学对此无能为力。王阳明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
《传习录》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总体而言，《传习录》是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与孔门的《论语》相似。“传习”一词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传习录》《大学问》等著作里，其中以《传习录》最为典型，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尤其是他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录》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威、依傍书本，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为后世一些进步的社会改革家所赞赏和推崇。他的思想冲破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为程朱理学所垄断的沉闷局面，对明朝后期哲学与文艺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近代并扩展到东亚，后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东南亚诸国、北美洲和欧洲。可见其思想的价值和魅力。以东亚为例，在日本，阳明学被一大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所接受，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朝鲜，阳明学也暗中流传，并影响了不少思想家。在经济腾飞期的韩国，阳明学被奉为精神的范本。
《传习录》是在王阳明生前及死后陆续编录和刊行的，分为上、中、下三卷，包含了王阳明主要哲学体系及基本主张，是研究修习阳明学的基本著作，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虽然阳明学是唯心思想，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朱学衰颓之际，它倡导“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其思想价值是很高的，对后人的启迪是深广的。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它仍然历久弥新，闪现着美妙的光芒。这正是经典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
鉴于《传习录》语言大多比较晦涩，难以理解，该书在原汁原味地呈现先贤的智慧的基础上，采用标题式，将徐爱等语录及七分书信均分成小节来讲解，主题明显；外加清晰流畅的译文，精辟的解读，让读者翻阅之，顿觉爱不释手。衷心希望此书能够使读者朋友在品读国学博大精深的同时，能够读透经典，开启智慧，指导生活。
钱德洪（1496—1574年），初名宽，字洪甫，浙江余姚（现由宁波市代管）人。曾读《易》于灵绪山中，人称绪山先生。明朝中后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学生，是王阳明之后儒家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于同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王龙溪齐名。整理了王阳明的主要著作，修订了王阳明的年谱，并进一步阐述、发展了心学，对阳明学的传播和民间化起了很大作用。
【原典】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己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帟，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列，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唯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
先生刚刚辞官回到越地时，没有多少朋友来探访，后来从四方来游学求教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癸未年以后，先生住宅周围的房屋就已经人满为患，像天妃、光相等寺庙，每一间卧室，常常是吃住在一起的几十人，晚间都躺不下，只好轮流睡觉，坐席谈话唱歌日夜不断。南镇、禹穴、阳明洞远近的寺庙，只要能站脚的地方，都成了志同道合的人的徜徉之地。先生每次要开讲座了，前后左右环坐听讲的人，经常不少于几百人，迎来送往，日日不停。甚至有在这儿待了一年多的，还不知道姓名。每次到了分别的时候，先生经常叹息说：“你们虽然走了，但我们还同在这天地间，如果和我有相同的志趣，我也很自豪呀！”学生们每次听完讲座出门，从来没有不跳跃说好的。我曾经听同门的前辈说：“先生拜南京兵部尚书以前，虽然跟从的人也不少，但也没有像如今在越地这样的盛况。这虽然说是先生讲学的日子长了，信誉日隆，但更主要的还是先生的学术越来越精密，感召力和实用性自然和以前大不相同。”
（我）说：以前南元善在越地刻印《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说：“天下人肯定朱熹否定陆九渊，这样的论断时间长了，想要反过来，十分困难。这两篇姑且算是为了调解朱陆之争，让人自己思考去得到收获。”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大概也是这个用意吧。现在，世人已明白朱陆之辩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收录。
其余关于知行本体的论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等四封书信。而论述学者日常用功学习的格物理论，最详细的莫过于《答罗整庵书》。先生一生冒天下之非议，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唯恐我们不明道，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致沦为禽兽夷狄而不自知。先生终生兢兢业业地追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直到死去才停止。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学生和亲人的劝慰而有丝毫的减轻。这种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详尽。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以前所录的旧版本而收录。而揭示“必有事焉”和“致良知”功夫，用明白简洁的语言，让人听了就能动手去做的，莫过于先生《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所以在此我也增录进来了。
南元善当时处凶险之境，竟然仍以讲授先生的学说为己任，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却因这一生能够听闻老师的学说而感到庆幸，绝没有分毫的忧愤和悔恨。他刻录《传习录》，人们只看到了他对于有志于学的朋友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时处境的艰难。我现在对其版本所做的增删，是出于对于目前情况的考虑，而不是我忍心去增加或减损。
王守仁是文武全才，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做事智敏，用兵神速，曾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的前一部分，介绍了王阳明辞官回到越地后的讲学情况；第二部分对《传习录》的编排、刻印等有关问题作了些说明。
上卷
《传习录》上卷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由徐爱、陆澄和薛侃所辑并经王阳明本人审阅而成，主要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为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
徐爱（1488—1517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也是王守仁的妹夫。徐爱是一个典型的内圣型人才，可以说是阳明的“颜回”。正德七年（1512年）徐爱开始陆续记录先生论学的谈话，并编纂成本。但徐爱英年早逝，终年三十一岁。他生前一直期望为王阳明出《传习录》，后钱洪德完成其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