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湘、孙丫丫和范哲这三个女人的说法、关心和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的消息，让杜思宝关注起这种病情来。上了班，他在报纸里寻找这方面的消息，没有发现。下了班，在家里看电视，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只能从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披露。网上的东西，往往传播得最早最快最直接，最敢于什么都说，但也过于耸人听闻。现实的世界里，尚且有各种谣传，虚拟的世界里，更没有全部真实可言。你在网上聊天，那个自称“美貌孤独的女孩”，可能是一个糟老头子，恶作剧的男子，甚至是一条聪明伶俐的小狗。这一切，在杜思宝的脑子里，是早有概念的。所以，他一直对于传闻将信将疑，仍然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终于，卫生部部长站出来说话了。他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医学专家出身的老部长，面容和善慈祥，气定神闲，非常乐观地告诉大家，有一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称为“SARS”，中国有人说是“非典型性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部长强调说，非典型性肺炎并非“一碰见就死”的绝症。根据调查，绝大多数是可以痊愈的。死亡率按目前统计，低于4％。
对于一些外国媒体指责内地隐瞒疫情，部长认为，确认患病人数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病源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只能按照传染病学的一些规律来决定。SARS有四个表征，很多人并不全部具备这四个表征，出于害怕，就到医院里来了。同时，医生也有顾虑，即使就诊者只有一两个表征，也会作为可疑病例隔离起来。还有一些人，家属生了病，本人没有症状，只是接触者，但按照传染病学的规矩，也得隔离。更有甚者，有些外国人，到过南方，去过香港，什么病征也没有，都要求住院。这种复杂情形，再加上历年都有非典型性肺炎发生，跟今年这个叫SARS的非典型性肺炎扯不清，所以在病例的确认上与国外有一些不同认识。
他还表示，中国的国情不赞成每天在报纸上报告疫情，尤其不赞成铺天盖地，弄得风声鹤唳，搅得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中国的法律没有要求每天报告疫情，一般的传染病，我们都是每月才报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会逐步改变公布的办法，但是我们尊重WHO（世界卫生组织），从4月1号起，将疫情每天在媒体上公布。
他认为，这种非典型性肺炎，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处理这种疾病方面，我们卫生系统处理得还是很得力的。按照广东的经验，这种病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发病的人数和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渐下降。出现这种疾病，有了一些病例，并不像人们谣传的那么厉害，中国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世界，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请公众放心。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作用并不大，“谣传”更加猛烈。网上有人愤怒地抨击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说法。一些网友揭露，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广东南部一个卫生院爆发，而后向一些地方扩散。台湾和香港，还有越南，以及到过这些地方的外国游客，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在北京地坛医院等一些著名的医院里，这种病导致了医护人员患病死亡。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这些政府官员，竟然胆大包天，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一名军医的署名信，暴露了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很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4月20日，中央撤销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后来在全国撤销了一千多个防控不力的干部。摘掉乌纱帽儿，对于干部来说，是与患上非典差不多的痛苦。各级各部门采取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抗击非典的战争打响了。
在我们唐都市，所有在此期间到过南方的人，都要受到隔离审查，杜思宝当然也在受审查之列。
事隔两个多月，把杜思宝关进了单位特设的隔离室里，接受医学的审查，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儿。审查的期限定为十天。在这十天中，只要杜思宝没有发烧行为，就可以解除禁闭。医生孙丫丫来电话说，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哪有这样的道理？杜思宝调侃她说，胡闹就胡闹吧，自己又不是犯了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配合科学，应当无怨无悔。说到男女关系错误时，孙丫丫甜蜜而执拗地说，我想你！杜思宝亲了一下手机说，想就想呗，总比不想好。
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非典（下）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