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那以后，寨子里的学生学习更加发奋，大家都向杜思宝看齐，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升上大中专学校的，在我们这一带，成了有名的状元村。出去的人多了，反而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多年以后，人们议论起的，仍然是杜思宝破天荒的升学过程。大家习以为常后，虽然不再有那么热烈的气氛，但是，为升学的学生送盘缠，成了寨子里的定例，让莘莘学子，背负了多少乡亲们的感情和期望。
随礼
上面提到的杜思宝的未婚媳妇，在杜思宝一生的记忆中，非常淡薄。因为这女孩来得突然，去得恍惚，前后经历不足半年光景。
实际上，在杜思宝下学以后，他爹妈就没有少操心给他说媳妇。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眼看前途渺茫，只得同意了。一连串相看了好几个女孩子，不是人家看不中他，就是他看不中人家。就在离高考的消息下来不到一个月以前，他表姨给他领来一个姑娘，排起来还有一点远房亲戚的扯拉。在他没有点头的情况下，他妈急了，容不得他说话，首先同意定了下来。这姑娘的妗子、姑姑又领着她来了一次，待了客，给了彩礼，买了一台缝纫机，就算是定亲了。杜思宝连正眼也没有瞧过人家，只知道“是个女的，是个活的”，记不起这个女孩是什么模样。一开始恢复高考，姑娘的父母知道这门亲事不会长久，干脆不让这女孩上门，静观其变。听说他考上了，就更加不上门了。
杜思宝到了大学以后，全班同学最大的三十六岁，最小的才十八岁，整整相差一半年龄。不到一年光景，退婚、离婚形成了一股潜流，系里的领导没有少处理“陈世美事件”，却最终没有开除过一个学生。杜思宝也在这一股退婚热中，乘势而上，给人家姑娘写了一封委婉的退婚信。家里白白损失了几百块钱和一台缝纫机，这事情无疾而终。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在家里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希望经常同他保持联系，他拿着那封香喷喷的信纸，呆了好久，终于咬咬牙，连一个字也没有回。
杜思宝从上学到分配工作后的数年中，除了让家里感到光彩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他妈妈倒是为偿还他上学时欠的人情债，花了不少冤枉钱。
在我们寨子里，亲戚邻居们，不论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红白喜事以及上学、出门的大事儿，家家户户都要凑份子，叫做“随礼”。这种“随礼”活动，是一年四季不断的，并且愈演愈烈，直到现在也都是这个样子。以前，谁家生了孩子，“随礼”叫做“送米面”，现在“米面”不稀罕了，都是送钱，由此可见，钱这种东西，无论到什么时候，人们都是稀罕的。小门小户人家，“随礼”的表示，从十元、二十元，慢慢发展到五十元钱。对于特殊的人家，到我们讲故事的年代，没有百十元钱，是拿不出门的。百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户来说，不是一笔小开支，况且经常发生，积少成多，许多家庭都吃不消。当然，没有清风，得不到细雨，给别人送，当然是为了自己家里，有了大事时，能够得到回报。发旺哥说：“零碎吃瓦碴，打总屙砖头。”用在这里作比喻，不太恰当，但也可以说明一个道理。
“随礼”的高潮，要数刘继苹结婚的那一回。中专毕业的刘继苹，分配到地区的人民医院当了护士，其间，谈过好多次恋爱，都没有成功。当她听说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立即在心中萌生一种情愫，觉得那个和她同龄的小宝是多么的可爱，比起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些男孩子不知强了多少倍，在寨子里时没有瞧得起人家，简直是一生的失误！想来想去，她给杜思宝写了那么热情洋溢的信，投石问路，梦想着有一天，只要和杜思宝建立了恋爱关系，情愿节衣缩食，支持杜思宝上学。谁知这杜思宝当时的心理还没有调整过来，给她来了个不理不睬。女孩的矜持，让她断了再写信的念头。又过了几年，找了一个在行署上班的小干部，谈婚论嫁。恰在这时，突然知道了杜思宝在市科委工作，马上向杜思宝身上倾斜，却没有得到杜思宝的响应。一怒之下，与那个小干部办理了结婚手续。两口子本来打算旅游结婚，可她爹妈说啥也不同意，执意让她从家里出门，一来好好地陪送她，二来让家里风光风光。
支书刘庆典对全寨子的这类礼仪活动，历来是乐此不疲的。当然，他从来不用出钱，无论哪一家有了类似的待客活动，只要能把支书请到场，就是这一家的荣耀。要是支书没有参加，这一家人就是寨子里天字第一号的“老鳖尾儿”。已经上了年纪的刘庆典支书，非常注意处理好与乡亲们的关系，只要有人打声招呼，没有不到场的。这一点，让全寨子里的群众都很感动。
你想，支书刘庆典家出了这种好事，当然很快就传遍了全寨子。到他家里“随礼”的络绎不绝，熙熙攘攘。村文书，过去叫做“大队会计”的，坐在一张抽屉桌前记账，摊了一张红纸，边记边大声地报数：
“……
刘继安，一百元；
孙丙会，一百元；
曾丑儿，一百元；
……”
不到一晌工夫，抽屉里塞满了一沓沓的人民币。
杜思宝的爹妈，记起人家刘庆典在杜思宝上大学时，送过五十元钱的好处，算起来，好几年了，再拿一百元，实在出不了手。赶紧卖了几只羊，东拼西凑，凑够了五百元。杜凤翔正要送去，被小宝的妈妈拦着了，让他晚上再送去，免得让别人知道不好看。况且，送这么重的礼，连面也不见一个，显得窝囊。
到了晚上，杜凤翔揣着这些钱，去了刘庆典家。院子内外，电灯泡扯了好几个，让人觉得耀眼。屋子里坐了一些人，都是村里做生意的，大声地谈笑着。刘庆典给杜凤翔递了一支烟卷儿，请他坐下。一群人在烟雾中，谁也不主动先递上礼去，磨蹭了好久，终于有人带头，向刘庆典支书送上了自己的份子，基本上都是千元以上的，刘庆典虚虚地客套一下，就立刻笑纳了。杜凤翔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把自己的五百块钱递过去，灰溜溜地赶紧告辞，心里说，早知这样，还不如白天拿来一二百块钱好看一些。
摊派
孙丙豪在曹部长陪同下，回归故乡时，要不是有人带路，他们两个人都找不到原来的道路了，因为整个地形地物变化很大，他们走的是高楼街到马寨村新修的大宽路。
过去，这条土路是牛车路，既窄，又不平整。有些地段，是皮沙石，牛车的铁轱辘把路面压出了很深的槽沟，这种深深的槽沟，并不是均衡的，往往是一边深，一边浅，“趄”很大，高载车很容易翻车。牛把们赶着重载时的车，到了这样的地段，不好走时，就往这些沟里扔一些碎石头垫一垫，然后，一甩鞭子，两头牛眼瞪着，尾巴往下挺着，猛一用力，也就过去了。这条路，更多的地方是黄泥路面，天干路响时不要紧，雨天一过，黏糊糊的，骑自行车的人算遭了罪，只好让车子骑着自己。小两口走亲戚时，丈夫载着媳妇，在这样的路面上行走，骑车的时候没有走路的时候多，到了泥巴路段，男的在前边用力推，女的在后边拿根树棍儿，走不了几步，就得捅一次泥巴，少不得，还得靠男人背着车子走，还不如直接背着老婆，既浪漫，又省事儿。
现在不比过去，已经分田到户了，一家一户往往只有一头牛，若要拉东西，就得两家联合，两头合适的牲口“配犋儿”，才能用一次牛车。开始分田到户的前二年，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后来，一家一户实在没有那么多重载可拉，合伙“配犋儿”，又显得麻烦，牛车就被搁置了起来。长时间不用，牛套找不到了，车脚丢了，“车辕挑”折了，渐渐地，牛车绝迹了。人家交通条件好的行政村，家家户户买了胶皮轱辘的平板车，还有一些家庭买了手扶拖拉机。我们马寨村还没有这些玩意儿。因为走这样的路，用不上这些东西。尤其是到了交公粮的时候，上边催得紧，村干部们不愿落后，逼着群众抓紧完成任务。山里地少，任务不太重，一家一户三二百斤的不等。
在这种道路上去交公粮，没有了牛车，自行车推不成，就得担出去。现在的年轻人，最不愿意出这种牛力气，骂当官的，骂这条路，人们对修好这条路的呼声越来越高。高楼乡的书记、乡长们研究了许多次，决定彻底整修一下这条道路，派了乡水利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测量和规划，到入冬以后，利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机，动员和组织沿途各村群众，把道路修成了沙石路面的大宽路。
路面的扩展、整修、挖方垫方，铺上沙石，是用民工建勤完成的，我们马寨修了一公里多。在这一截儿路上，还有四五条河流，要修成漫水桥。所以仅仅依靠出力不行，还要花钱，这钱没有地方给，就得靠集资。
这年头，不同大集体那时候，老百姓只要干活挣工分就行了。现在的群众没有工分可挣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公家的财产分光了，集体经济成了空壳。所以，乡里、村里的各种开销，还有好些公益事业需要花钱，没有来源，只好靠向群众敛钱。你想，交了五粮三款，统筹提留后，还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群众不把这些钱抬出来，哪里来钱？干部们又没有开银行，或者有印票子机器，所以，动不动就向群众集资、摊派、罚款。村里办电、办教育，要集资；修道路，要摊派；盖村部、计划生育指导站和党建活动室，要摊派；领导们吃喝招待，要摊派。有时候，村组干部要钱时，连因为啥要这个钱都说不清楚，反正都是些“达标”一类的项目。这些“达标”项目，老百姓弄不明白啥意思，只要摊到你的头上，你就得拿出来。用发旺哥的话说：“要是集资为干部们买×日，这钱出得还有点名目！”
干部们向谁家要钱，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谁家也不会放着人民币，专门等着干部们来搜刮地皮。当干部们整天为集资、摊派、罚款头疼的时候，群众也对无休止的要钱怨气冲天，不交钱要骂大街，交了钱更有理由骂大街。
比如这次修路，集资是按人头分配的。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户口虽然上不了，出这种钱时，就像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也不知干部们是如何算出来的，一口人要交一百二十元。交的钱虽然多，但修路毕竟是好事，是大家盼望已久、人人拥护的事情，这钱就比较好敛起来。
张榜公布时，高恩典家就要交一千零八十元。高恩典的女人卧床不起，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弄得高恩典愁眉不展。组长刘继安到他家收这笔钱时，高恩典说：“队长，你看能不能宽限几天？”刘继安说：“都要求宽限几天，这钱我啥时候才能收齐？废话少说，没有工夫跟你磨牙！”高恩典又提出个要求，与刘继安商量，看能不能把自己该出的钱零头甩掉，刘继安说：“你想得倒美！把你的零头甩了，别人家也要求甩零头，给大队交不够，难道叫老子给你们垫上？”
收到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家的时候，更叫刘继安作难。五年前，这刘继宗娶了个体格健壮的婆娘，叫许翠翠，娶过来就分了家。两口子挺能干，喂有猪，喂有牛，把几亩地伺候得流油。刘继宗还在孙二孬办的小砖瓦窑场打零工，月月都有进项，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结婚的第三年，生下他们的女儿时，刘继宗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瘫软，怎么也提不起劲儿。吃了大量的中药，一点也不见效，整天少气无力的。他爹妈以为是邪病，跑十几里，请了一个会跳神的女人来治病，这女人说是“软骨大仙”附体了，又是画符，又是拿一把钢刀在身上划来划去，喝了一大碗香灰泡的神水，果然好了一些。
等那个“大仙”走后不久，这毛病又犯了。就这样熬了大半年，眼看着刘继宗连脖颈都抬不起来了，寨子里的老中医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许翠翠哭得像个泪人儿。还是刘臭蛋说：“去把元叔请来吧，兴许他还有点办法。”
元叔来了以后，先用针灸的办法，扎了几处穴位，刘继宗没有啥明显的反应。家里还要去请那个“大仙”来治，说喝了人家一碗神水就可以好上几天。元叔听了，灵机一动，说：“不用请大仙了，这孩子八成是缺钾了，身上的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了。你们到卫生所买回来一些氯化钾水，让他喝一点试试。”刘臭蛋跑到卫生所，一问没有这东西，只得骑上车子，去了乡卫生院，花了三毛六分钱买回来一瓶氯化钾药水。灌下去一调羹，还没有咽到肚里，刘继宗就觉得食道里发热，喝下去不到十分钟，刘继宗就坐了起来，说自己好了。
刘继宗一家人对元叔非常感激，说元叔简直是神医。元叔说：“不要这么说，我这是听你们说他喝香灰泡的水有效，才考虑是不是缺钾。这算是歪打正着。按说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不是他这种情况下得的，只有恶性腹泻的人，严重脱水后，才容易产生。如果手指、腿脚抽搐，是缺钙，浑身无力，是缺钾。继宗的病不是这样得的，缺钾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只有到大医院才能查清。”
听了这话，许翠翠不敢怠慢，筹了钱就去了唐都市的大医院。医院里反复检查了不少项目，也找不出病根儿，最后的结论，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原因。这是不可能一下子治疗好的。医院让他们住院观察治疗。刘继宗住上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基本恢复后，回到了家里，没有多久又犯了病，只得重新到医院住院。就这样，两年多时间内，断断续续住了多次医院。渐渐地把家里弄穷了，结婚时的家具、被褥变卖一空，后来没有钱住院了，只好待在家里，犯病时，喝一点氯化钾药水，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