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回答：“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仍会和往常一样，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位记者追问道：“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李远哲幽默地说：“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实验室漏水，应该尽快修好，否则会影响学生的研究工作。”
“今天晚上你将如何度过？”一位记者抢着发问。
李远哲笑着回答：“到实验室去。”那天晚上，他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他仍然与平时一样，按时来到实验室，继续前一天的工作。11点，他把要上“化学动力学”课的学生带到物理科学馆演讲厅，然后跟学生一样坐在台下，兴致盎然地观看一位英国教授做各种关于爆炸的化学实验，并认真地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
从10月16日开始，美国及海外许多中文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李远哲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照片或长篇介绍文章。加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李远哲举行庆祝会，祝贺李远哲在物理化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获得诺贝尔奖。李远哲却没有沾沾自喜，他真诚地向给他很大帮助的加州大学、同人及研究生们表示感谢。
李远哲的夫人吴锦丽女士得知丈夫荣获诺贝尔奖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耀。”
李远哲在台湾的父母欣悉儿子获此殊荣，更是无比的兴奋和骄傲。母亲高兴地回忆起儿子6月返台时他们关于诺贝尔奖的谈话。父亲正逢八十寿辰，他把儿子获奖当做是给他的最好的贺寿礼物，激动地向记者说起儿子幼时的种种天真无邪和件件逸闻趣事。
李远哲获奖消息发布后，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振奋、雀跃。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86年10月18日打电报给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李远哲教授，对他荣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表示热烈祝贺。贺电说，李远哲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国科技界感到欢欣鼓舞，祝今后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继续为人类科技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大陆、台湾的很多团体、科研机构、知名人士也先后给李远哲发来了贺电。
1986年12月10日，身着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李远哲，神采奕奕地偕夫人吴锦丽女士，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走进了隆重的诺贝尔奖颁奖会场。
第四位华裔科学家登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
5．“科学家获奖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李远哲获诺贝尔奖之后，一下子名扬四海，各种社会活动骤然增多，常常被人请去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参加各种类型的仪式，他在住所、办公室、实验室，每天都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造访者，有时走到路上也会被人拦住，提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不仅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更令他感到烦恼的是那一遍又一遍的客套话、恭维话。就连家庭也被叨扰得失去了往日的静谧。电话铃声、门铃声使吴锦丽整日难以安静。
李远哲记得在得知获奖的第二天，化学系同事希伯教授曾对他说：“李远哲，从今天开始，人家大概不会问你那么多你知道的事情，而会问你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你会有很大的期望，把你当成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人。”
后来的日子果真如希伯教授所言，他常常被人围住问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或是被人软磨硬泡地拉去作报告和演讲。
李远哲有一次在作报告时说：“在座各位，今天在台下看着我，可能会想：能像李远哲教授那样获诺贝尔奖，真好！有这种抱负的人大概很多，我想这是很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站在这儿，跟你们讲话，这种事情对我是很不习惯的，我从来只作学术报告，像这种杂七杂八、无头无绪的讲话，我以前从没有作过，所以一讲就讲不好。”
1987年在北京大学给大学生作演讲时，他又一次说到这种无奈：“诺贝尔奖对我并不是重要的事，而是很大的干扰。在美国，我在许多场合都要讲话，还要在晚宴上讲笑话。我常常想，这样下去我就不会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小丑了。”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新闻记者的不负责任的报道，连李远哲看了，也对自己产生了困惑。他曾苦恼地说：“从10月15日开始，关于我的事，报章杂志实在刊登得太多了！往往到晚上临睡前，常在想：‘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真正要得到这个解答，大概还要多看一些报纸，多看一些杂志！
“连我太太也问：‘你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也不晓得到底……有些话传出去其实也不是很对的。”
李远哲是极为谦虚、务实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获奖，常会感到不安。他认为科学家获奖并不是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对科学和社会有多少贡献。另一方面，他觉得现代的科学研究是群体合作干出来的，而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因此，一次次获奖反而给他添加了不安和负担。他常常对别人说：
“现代科学研究，往往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好的。所以，一个科学家虽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应当把他自己的重要性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能过分。”
一天，他对记者们说：“我常常因领奖或受到嘉奖感到不安，因为在我的实验室里，有20位研究工作者与我一道工作。“我实验室里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七十个一同工作的人，包括一些工厂的人，他们也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研究出来的。
“虽然我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贡献，而是我这个研究小组大家共同作出的贡献。所以，每当我领奖时，就会想到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科学奖，而且要奖给个人呢？”
有一次，李远哲参加著名化学家赫尔曼教授的百岁寿宴。在宴会的间隙，李远哲来到赫尔曼教授的面前，向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界老前辈祝贺百岁寿辰，然后问道：
“教授，请问您，您一辈子得了那么多奖，到了一百岁还得奖，您对这种事怎么看呢？”
赫尔曼教授一时没有领会李远哲的意思，就反问道：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李远哲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科学研究是集体工作，不是个体的劳动。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在研究中得到的满足和兴奋，并不是一两个奖所能比较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奖，有这种必要吗？”
“这个问题嘛，”赫尔曼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你的话不全对，虽然科学家并不需要这些奖励，科学家之所以努力作出贡献，不完全在于得到社会承认他们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会需要设立这些奖。”
李远哲听了，认真想了想，说：“我想您的讲法很有道理。谢谢您！”李远哲尽量推辞和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回到他的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如果是对学生和青年人的演讲或报告，他就向年轻人宣传科学和科学的发展，殷切地鼓励新一代为科学、为人类的进步去学习，去奋斗。他对青年学生们说：“奖励某个科学家，对这个科学家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通过这种嘉奖来告诉社会，科学家到底在研究些什么。赫尔曼教授的话，使我觉得我有责任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获奖科学家的责任。
“我得了诺贝尔奖，我只希望大家了解，在过去的20年，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化学反应已变成一门定量的学问，化学反应从微观到宏观的联系做得很好，我个人得奖是其次的事。因此，把我当做标兵或当做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对于人们请他作各种演讲、报告这种事，李远哲也有了新的认识：“就一个科学家来说，被人从实验室带走那么多的时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这同时也相对地给你责任和机会，让你敢去做以前不敢做的、没有机会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