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研究了92位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的生平历史，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他们的成长最起作用的是教育环境而不是富裕家庭。
1．钟灵毓秀
在台湾西北部平原上，坐落着一个古老的城镇———新竹，她临海而立，与大陆隔水相望，离福建省平潭县相距仅130公里。在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这里的生产、商贸、民居初具规模。清康熙年间，在台湾设府，分为台湾、凤山、清罗三县，当时新竹称竹堑，为清罗县辖区。187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二府八县三厅，“竹堑”改为“新竹”，为八县之一。1930年，在新竹县内设新竹市。1982年新竹由县辖市改为省辖市。
新竹雨量充沛，盛产甘蔗、水稻、茶，渔业资源丰富，海盐质量上乘，历来是台湾岛上经济富饶、文化发达的重镇之一。新竹境内北有头前溪，南有客雅溪，向南偏东有十八尖山、古奇峰。站在峰巅，放眼望去，两条溪水犹如两匹彩带镶裹着新竹这颗明珠。客雅溪畔的青草湖明镜一般，辉映着蓝天白云，远处丘陵逶迤，青松白沙，真是风光明媚。纵贯台湾南北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从此穿过，它北上台北、基隆，南下台中、台南和高雄。乘汽车离桃园机场仅40分钟路程。
新竹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风俗不能皆醇，以人才化之；人才不能常盛，以学校陶之”的观念颇深，在办学方面堪称台湾之冠。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这里相继创办了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原大学、中正理工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十多所高中等专业院校，著名的科学工业园区也建在这里。
钟灵毓秀。山清水秀、土肥地美的新竹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100多年间，出了两个有名的人物：一个是1830年的道光年间，官至礼部铸印局员外郎的郑用锡，他是台湾赴朝廷做官的第一人；另一个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远哲教授，他是炎黄子孙中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一人。
2．父亲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淫威，签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开始了黑暗漫长的50年日据时代。1906年，日本殖民统治的第12个年头，李远哲的父亲李泽藩在这艰苦困难的岁月中降生到了世上。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行政治上奴役、经济上掠夺、文化教育上隔绝的政策，台湾人民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受本分的家庭教育熏陶，李泽藩从小就养成了循规蹈矩、节俭勤劳、努力上进的性格，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过程的典型性格。他深知生活之不易，读书之重要。幼年上私塾时，他总是早早带上凳子，第一个来到学堂。他寡言、勤奋，成绩优良，学习极为刻苦。晚上他常常跑到店铺里去，伫立在屋檐下或墙角边借光看书。有时附近的店铺人多生意好，或者是生意清淡的店铺关门早，他都要跑得再远一些，以找到一个较好的念书场所。有时一个晚上要换几家铺子。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北师范学校，这期间他受到日籍美术教师石川先生的很大影响，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整日潜心于绘画的学习研究之中。
绘画最能抒发人对理想的追求，满足人对美的渴望，逃避人世间的丑陋，把画和人融入到至善至美的幻梦境界。李泽藩先生的画中有高山流水，有蓝天白云，有田园牧歌，有绿叶红花，他用画笔展现了胸中丘壑，他用丹青讴歌了大自然的美好和人类的善良。李泽藩画的竹、松、兰最能使人感受到高洁的格调，画其实是他淡泊名利、宁静自得的写照。他画起来很投入，每次都沉醉于中，此时的他忘记了饥饿。许多次野外写生，不到天黑就想不起归家。有时他在画室里一待就到深夜，直到他双眼布满血丝走出来时，神思还沉湎于画的意境中。工作没有使他感到疲惫和厌倦，劳作的辛苦和创造的满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许多年后，李远哲回忆父亲时说道：“作画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专长，辛勤的工作与享受，对他来说永远没有矛盾。”
1989年，李泽藩先生去世，李远哲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借以寄托他对父亲的哀思。从下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伟大人物的成功得益于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从小便在严格的家教里学到勤俭、上进与敬业的美德，虽然从事管教工作的是深思熟虑、思想较细致的妈妈，但父亲的身教确实非常重要。
科学的创造与艺术的创造没有根本的不同，每次在实验室里绞尽脑汁想解决充满矛盾的实验时，就会想起不厌其烦追求完美的父亲。
我在家里最喜欢看父亲用他的巧手创造无穷无尽的新东西与艺术作品，他的手可以修好任何东西，也常不拘传统地做新的尝试。
在新竹，教书先生一向受人敬重。李泽藩先生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新竹国立小学当了教师。李先生主教绘画，有时还兼教体育和文理上的其他科目。李先生宽广的知识面和端正的品行使他在学校和地方都有很好的口碑。李先生虽然处世随和，但为师却很严格，在学生面前从不轻易谈笑，学生都敬畏他的威严。但日本投降后，李泽藩却像换了个人一样，家里常常会聚了他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轻松谈天，在画上论经说道。李远哲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描述了父亲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在新竹国小当老师的父亲是位非常严格的老师，学生怕他多于敬他。但台湾光复后转到新竹师范任职的父亲，却是位能令学生亲近的好老师。每每看到客厅里聚了不少父亲班上或是学习美术的学生。”台湾回归祖国给李先生带来的性格上的变化，折射出了李先生在日据时代精神受到的压抑和他的爱国思想。
李泽藩先生为人随和，观念上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有一次一个朋友来到李泽藩先生家中，怒气冲冲地谈起了女儿的婚事，说自己真搞不懂女儿怎么这样傻，会看上一个家庭不怎么样、职业也不怎么样的男孩子，无论怎样劝说，一向听话的女儿竟毫不改变初衷。李先生听了朋友的诉苦，劝说朋友不要将自己的看法、自己一代人的观念强加给与自己不同阅历、不同价值标准的另一代人。应该尊重年轻人的爱情选择，自己的看法和考虑只供年轻人参考。李先生深知古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个中道理。他也非常尊重学生和自己子女们的兴趣和个性，他常说：孩子应该让他们自由发展。李先生的开明形象受到了学生和儿女们的爱戴和尊重。
李泽藩还是位慈祥的父亲，闲暇之余，他常常带着儿子到青草湖畔垂钓，儿子心急，鱼儿刚刚咬钩就往上拉，李泽藩对儿子说：钓鱼和做其他事一样，要有耐心。鱼儿也会斗心眼儿，它在饵旁转呀游呀，看看是否可以吃下这顿美餐。为了安全它会撞碰一下鱼钩作为试探。你如果沉不住气把钩拉上来，鱼儿就游走了。钓鱼是和鱼儿比耐心。父亲的话令儿子感到很值得寻味，随便的话语里透出生活的道理。李先生还常带着妻子、儿女去野外写生。这时候他把自己融进大自然中，远离了尘世的喧闹和忧虑，躺在大地的怀抱里，阳光拥抱着自己，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李泽藩此时只有一种似醉非醉、似醒非醒、似仙非仙的朦胧感。受李先生的感染，全家都沉浸在这幸福的时空中。直到传来火车的轰鸣和汽笛声，他们才如梦方醒地回到现实的世界。
虽然幼年生活在一个清贫的家庭，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但有一个慈爱祥和、堪为师表的父亲，却是李远哲十分幸运的事情。
李远哲有一段深情的话回忆父亲：“奔忙于世界各地，每每在头发花白的年长人脸上，看出他们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痕迹时，便又不禁想起勤俭的父亲，内心泛起无比的温暖。”
读到上面这些文字时，让人油然想起朱自清先生记述父亲的那篇散文《背影》。是母亲孕育了生命，是父亲养育了天才。
“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父子情深是大多数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共同感受，从而验证了“父亲是最好的学校”那句真理。
3．快乐幸福的大家庭
李远哲的母亲李蔡配女士是一位知书达理的新女性，比起同时代的妇女，思想和观念都是比较先进的。同时，她还具备吃苦耐劳、聪明善良、贤惠温柔的中国传统妇女美德。她不仅与丈夫一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还挑起了相夫教子的重担。她和丈夫共生育了五男三女8个孩子，在这个10口人的大家庭里，扮演着贤妻与良母的双重角色。她精心操持着家庭的生活和事务，让孩子们吃得好，穿得干净，长得健康。
李蔡配女士教育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她没有中国父母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却希望儿女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她眼里，男孩女孩都一样，儿和女是平等的，对他们一样地关心疼爱。她教育孩子们诚实、善良、勤奋、上进，从不轻易批评指责。但也决不是放任不管，哪一个孩子有了错误和缺点，一定要指出来，要求孩子认错并改正。对孩子们的学业她要求严格，决不允许哪个孩子因为玩耍而耽误了功课。几十年后，已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曾满怀感激地回忆说：我们从小便在严格的家教里学到勤俭、上进与敬业的美德。而从事实际管教工作的往往是深思熟虑、思想较细致的妈妈。
李蔡配女士对孩子宽严适度，让孩子们在仁慈暖心的母爱中接受严格的教育。她还是一位开明的母亲，认为孩子今后的道路应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走。父母的慈爱、宽和、开放，给这个家带来了民主、平等、祥和、愉快的氛围。在这个幸福、宽松的环境里，孩子们都开朗、活泼、积极上进。
在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中，由于父亲喜爱绘画和工艺制作，还使家庭充满了浓烈的文化艺术气氛。李远哲兄弟姐妹八人都对音乐、体育有浓厚的兴趣。李远哲经常在节假日策划家庭音乐会，他既是指挥者，又是表演者，兄弟姐妹们有的唱，有的奏，有的跳，欢声笑语充满了整所房子。有时，兄弟姐妹相伴去打球玩耍，锻炼身体，也十分开心。全家最高兴、快乐的事，是父母带领他们兄弟姐妹去郊游，在山下、河边、大树林里，他们钓鱼、画画、捉蝴蝶、逮蜻蜓，采集矿植物标本，或者吹拉弹唱，谈天说地，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抚爱。
李远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安乐幸福的大家庭中，在父母亲科学地家教及良好身教的影响下，顺利地成长、自由地发展。日后，他们8个兄弟姐妹个个成才，出了4个博士，1个硕士，有4人在大学里当教授，被人称为“博士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