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
秋翁
某刊物评论当今文坛的女作家张爱玲云：“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这决不是因为她有传统的贵族的血液……”
“按”据人说：张小姐是张佩纶的孙女，张佩纶又是李鸿章的女婿。照此一层层的推算起来，张佩纶应该有李鸿章的血液，张爱玲女士细胞以内，至少该有若干西西李鸿章的血液，李鸿章既受过清朝的爵赏，是一位“爵爷”，当得起“贵族”两个字。因此批评人胡先生在上文肯定地说：“总觉得她是贵族”；可是，忽又在下文否决她“不因为她有传统的贵族的血液”；“贵族血液”这东西，假使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毕竟与“平民血液”怎样分别，怕连德日欧美不论什么派的“达克透”，一时都分辨不出来吧？而我们的胡先生，在“和她相处”之下，竟然论列及此，那真不愧文坛先进，在我辈后生小子，莫测文学高深者腕底，只能恭维他的评论是：“一针见血！”
（《海报》1944.5.14）
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
秋翁
因为我国文坛女作家不多的缘故，我对于她们总是竭力捧场。尤其是对于某一位女作家，从她《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起家的当儿，便追随我友瘦鹃兄之后在本报一再揄扬。虽不曾分析她的血液有多少西西贵族化的成分，然而对她文字的美妙，身家的清白，似乎已都称赞过，尽过宣扬的能事。不信可以打开本报的丛编来对证。可是，她对我却适相反背，不懂她特别对我顶真呢，还是习性如此？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上登了出来。往后又好像登过她几篇。她有一回写了一封信给我，大谈其“生意眼”，并夸张她一连串的履历，说她先人事迹，可查《孽海花》。当初我猜想不出《孽海花》一书怎么好当她的家谱看，随后才知道这小说中确曾记及清代一位李合肥的女婿——逃走将军的逸事，但始终不能使我怎样惊奇与兴奋。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她。她曾将一大批短篇小说原稿亲自送来给我付印（其中包括《倾城之恋》、《封锁》、《琉璃瓦》等篇，那时都还没有披露过）。当我接受了她的原稿后，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凭藉特殊势力按户压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因此只好自认才疏力薄，把原稿退还给她（留下一篇短稿《琉璃瓦》刊登《万象》）。同时，怕她灰心写作，约她在我刊《万象》上面写一篇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在当时一般作家正在向杂志社联合会提出要求千字百元）。我就答应她，稿酬较我刊诸作家略高，每月预付她一千元。谁知她写了一期之后，前来论价，斤斤要求百五十元千字，并说如不允许，每月当酌减字数。我因我刊许多老作家——在文坛上写了三十年的老作家，报酬千字仅不过百元，不便使人家难堪，因与彼争论了数语，她不欢而去。后此，每期递减字数，且差不多每期前来要求，例如说：“这一期我只写五千字了，你要便要；不要就拉倒。”我终于忍耐着，不使她难堪，一凭她减少字数，看她减到多少为止。结果竟然减到一个字都不写（可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编者柯灵兄，在七月号付印时，向我进言，要我加送二千元去，那么三千元写五六千字，也不为少了。我依照编者的吩咐，送去二千元，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又遭退回。可是，她退回来的，只有加送去的一笔二千元，尚有预付的一千元，却一字不提。小说稿则一任腰斩。这一千元虽小数，预付了两个多月，竟使我们无从撤销这一笔账，会计先生正在踌躇，付什么账好呢？要请这位女作家吩咐。这位女作家毕竟是谁？可不用我说明了吧。
我不敢说这位女作家“市侩气”太重，因为她毕竟是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像我本人，从事出版专业，买卖要顾到血本，似乎不能不与人较量锱铢，才是十足道地的“市侩”。“市侩”而有“市侩气”，尚能为一般原谅的吧。
又如花了一千块钱，买不到当代女作家一个字，怕即使不是“市侩”，没有丝毫“市侩气”的人，也总觉得心头有所未甘。我愿不论“作家”与“市侩”，彼此能反省一下，设身处地为自己为他人想想，得免许多争执。这话尚也在合理之列吧。
（《海报》1944.8.18、19）
柬诸同文——为某女作家专事
秋翁
一周以前，予于本报记某女作家一稿，同文间如凤三，刘郎，秋水诸兄，先后訾予失当，认予容量太窄，浪费楮墨。予拜领嘉言之余，不能自已，续有申述，藉明予写此文之本旨与夫重心所在之点。未敢文过饰非于诸兄之前，还祈知我者之亮鉴焉。
予虽量窄，然亦绝不至于肉痛此戋戋一千元之灰钿，予既为市侩——书贾之一，亦何憎于他人之与我谈“生意眼”。予所认为不能已于言者：不幸而站于《万象》出版人地位，出版人于稿件之征集原非分内事；向例由编者处理之，但某女作家连载一稿，却在例外。因当时多嘴之故每次“支费”与“索稿”均由本人负其责，本人又因需顾及其他写稿人一般之润率，不能率外增给致生厚此薄彼之嫌。以是不满意于某女作家，确为事实。但随后予即默认其酌量每期写若干字数，从未多一句话，是在实际上早加其润例——每次稿费单不啻由其自开，尚复有何不慊之理？况七月号我刊发稿时，予遵从编者之请，增至按月三千元，字数不计，尚亦不得谓不优容矣。乃终遭其拒绝，遽将已刊之长篇连载小说付诸腰斩，致失信于千万读者群，尚亦使站在出版地位之人有所不堪忍受。然当时犹冀其小休以后八月号继续写作。乃终于置之度外，是既无断稿原因，亦乏辍写理由，徒使千万读者群之怅失。此在出版人方面将何以对读者。犹茶竂主人之聘请说书人排日说书，聚众千万于一堂，正兴高采烈之际，说书人遽中途剪书而去，使茶竂主人将何以对听众。故予之写稿于本报，重心还在藉是以明其辍写之经过，而诿卸我索稿无着之责任，非敢有他。若谓我张挞伐之阵，则非知我者也。还祈诸同文鉴我之诚，有以见教，则幸甚焉。
（《海报》1944.8.27）
灰钿案平议
柳絮
张爱玲小姐与秋翁先生“千元稿费”之争，一方谓并未多拿稿费，一方则坚执曾付稿费七千金，而刊稿只六次，当时言明按月千元，先付后撰，至今延不交件，则千元岂非“灰钿”？此事究系何方之失，局外人殊不必问此“闲账”。特笔者站在写作人立场上，有一点愿代张小姐主持公道者。姑承认秋翁先生所举皆是实情，但文章不卖钱则已，既为卖钱之作，则稿费涨落，当随市面之升沉为调整。“言明按月千元”，第一次给付稿费时，犹为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廿四日，至今九个月中，米价涨若干，物价涨若干，《万象》之售价又涨若干？而秋翁先生惠付张爱玲小姐之稿费，九月如一日，似非事理之平？张小姐之灰心稿事，延不交卷者，正是人情之恒耳。
（《力报》1944.8.30）
最后的义务宣传
秋翁
最近关于某女作家的稿费一事，我极不愿意再提，原因为了：一、区区小数，穷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不甘替她做义务宣传，适中她的圈套。所以我见了某报的所谓“平议”，也只是不加辩正。前天贺天健先生丁慕琴兄等招宴，席上遇老凤，谓我必须有一言声明，否则在不知者真要说你“诬陷”及“薄待作家”，印象欠佳。因此使我不得不作最后之声述。
关于一千元稿费的事，她曾有一函至本报声辩。她的主要点，还是笼统地说：“每次都有收条……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当我接到本报转来的信时，立即复信给她，并开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她核对后，指出哪一笔错误或没有收到。最后我还肯定地对她说：收条是没有的，但你有信函和送银的回单可以作证（回单上有她的图章）。在我可以确定一条不错的，假如你认为有错的话，不妨亲自或委托他人来查看证据。——信去后，将近一周，未得到她的回复。我为了她说“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所以这几天还在专等她来查看证据。
关于某报某人的所谓“平议”，似无价值可言。因为它对于事实的真相全没有弄清楚，所“议”安得为“平”？若说“六个月中，每月千元，衡以生活程度的随时高涨，莫怪她要灰心，不做下去。”这话在没有见到我刊在本报上的第一篇文章时，也许要误会到不加她稿费，因此中辍。可是，我在第一篇文中，早经说明，每月虽给她一千元；小说的字数，由她自作主张，逐次递减，由一万字减至八千、六千、五千（每次她总是先来信知照，本月份一千元只写六千字了，只写五千字了，有信为凭）。出版人花钱买稿，照例以千字计值的；亦犹米商卖米，以升斗计值。例如我人于七月份花一千元，买米一斗，到十月份花一千元，只买得五升，米价毕竟提高了没有？这还得请“平议人”试想。我按月给她一千元，任她写多少字，那就稿费单不啻由她自开。这话，我早经说过。“平议人”除非存心和我难过，又何至抹煞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本来不愿辩解；恐人误会，不得不说个明白。
末了，我得声明：后此永不重提这事，更不愿我的笔触再及她的芳名，生怕堕她“生意眼”的计中。这非空话，有信为证：“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报的人去代我义务宣传——我的家庭是带点‘□□’气氛的，……”
上面一段话，是她在六月十五给我信中所说的。那么，我所敬爱的诸同文，试想，她只要书能多销，她只要赚钱，什么——祖父、祖母的历史“香”“臭”，任人宣扬都不计较。那我人为什么要做她的义务宣传员呢？任说——“触贵族笔”，“流贵族血”，在她总认为有相当效果的一回事。诸同文若再提她，我猜她正暗自得意着，要笑得前仰后翻咧。话就此打住。算我发傻，最后替她义务宣传一次；但下不为例。
（《海报》1944.9.12）
不得不说的废话
张爱玲
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画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有一天忽然听到汪宏声先生（我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师）也写了一篇《记张爱玲》，我回忆到从前的学校生活的时候，就时常联带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语林》出版就急急地赶到印刷所里去看。别的都不必说了，只有一点使我心里说不出的郁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钿”的纠纷和我从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约是同样的情形。小时候有过这样惫懒的事，也难怪汪先生这样推断。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也可见世上冤枉的事真多。汪先生是从小认识我的，尚且这样想，何况是不大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收到下面这一封读者来函，也是意料中事：“……我从前也轻视过你，我想一个艺人是不应该那么为金钱打算的；不过，现在我却又想，你是对的，你为许多艺人对贪婪的出版家作了报复，我很高兴……”
关于这件事，事过境迁，我早已不愿去提它了，因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还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语林》1945.1.25）
“一千元”的经过
秋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