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良浙江人，1951—1979年在冶金工业部和企业从事成本管理。1979—1985年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1989年为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获得阿拉斯加大学硕士学位。1993—200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现退休。
1985年，柏克莱加州大学管理学院邀我为访问学者。那时的自费生，取得亲属的经济担保来到美国后，都靠非法打工谋生。如果做的是照看老人或孩子、做饭、家庭保洁等白人不肯干的工作，移民局是眼开眼闭的。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中，一次偶然的事，使我摆脱了食宿困难，还有一次被警车伺候。这两件事常萦萦在念。
摆脱食宿困难
我的经济担保人是姑母。我按中国人的老传统，想姑母住处宽敞，既然做了担保，并说她会来接机，总可以住在她家吧。绝大多数自费生，对寄人篱下都暗暗期盼。在出国前向亲戚辞行时，表妹夫突然问我打算在姑母家住多久，他接着说：“你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顶多十天！”我瞠目不知所对：我的食宿问题怎么办呢？
姑母和我的关系有点特殊。她的前夫对我颇有好感。解放前夕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后，他曾对姑母说，有朝一日他们家情况好一些，应该帮助我来美国。姑夫去世后，姑母再嫁的一位陈先生，脾气古怪。
大约五天后，姑母找我谈话，说陈天天找碴，不能相处了。正好，马路对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独居一栋楼，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房客；如果有什么意外，至少有个可以帮助打电话的人。房租200美元。姑母说她愿意付这个房租和我的生活费，支持我半年（学校原先给的访问学者期限）。我当然很感激。表妹夫当初的告诫真是有先见之明。
其实，这样的安排，并不可以完全归罪于陈先生的脾气。这主要是两种文化的差别，加上当年大部分自费生，没有钱，也不能就业，都有相同的期望和经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描写担保人的举动，我们当年会觉得太寡情，今天“易位思考”，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在老太太家住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头坐到我旁边，说他住在姑母家对面，也就是那位老太太旁边的小楼内。下车后他邀我到附近的小店吃冰激凌，告诉我说那个老太太收200元，太贵了。他家有空余的客房，条件要好得多，只收150元，坚持让我去看。我想，给姑母省一点，也是好的，就搬了过去。
老头出生于1900年，一战时入伍，战后成了退伍军人。膝下两个女儿，住在邻近的县市。知道我完全依靠姑母补贴，他建议说，以后姑母付给他150元时，他愿意从中扣出50元给我零用，此事“你知我知”。这当然完全出于善意，但我实在不敢收下。我在美国一切全靠姑母，如果让她知道我私下做这样的事，那我就得“卷铺盖”回国了。我只能对姑母据实以告，她付房租时面谢了他的帮助。
过不多久，他过去的老板来访，劝老头说，他有工作和部队双份养老金，又有这样一栋房子，要收我这100元房租干什么呀，有个万一，还指望我相助呢。从此，他不再收房租，给我白住了。
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他中风去世，是我打电话叫的救护车。他的女儿说，这房子要卖是需要时间的，让我继续白住着，如果卖掉，她会要求在半年后交房子。那时我在柏克莱的访问也结束了，我当然非常高兴。
这段对话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位老太太的电话。她说知道老头死了，他们参加同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听老头说起过我，她要见我。这位老太太当时已经96岁，和一位近30岁的女管家住一栋豪宅。她家有过两次盗窃，其中一次还面对面强索财物，所以需要一个男人壮胆。她供一套房间，外加伙食（由女管家准备食物），条件是我每天晚上七点回来，和她们共进晚餐。这使我特别感激老头在俱乐部宣传过我这个“年青的中国人”诚实可靠。
我当即欣然接受。搬去一个多星期，老太太的女儿罗伊来访。女儿走后，老太太找我谈话，劈面就说罗伊不同意那个“白吃白住”约定，使我一惊。接着，她笑着说，如果只是“免费”，我不会有责任心，“罗伊说，应该每月付给你200元”。
生活无虞了，使我“访问学者”的身份能延到了三年的极限，最后定居于斯。斗转星移。近年我知道一对上海老夫妻需要一个人住在他们家中，供给独立的房间，只要求做一次饭一起吃，我说可以试着从在学的大学生中找。另有一位从上海考出去留学的，我也居然建议她找一份类似我的“工作”。这都是沿用自己的老经验，被我老婆奚落了一番，说我莫非是“脑子进水”了，说如今的大学生岂肯屈就。
我当年实际上只是做出了“诚实”的牌子，正好提供了老年人需要的服务。这样的服务是白人青年也是如今的中国青年所不屑一顾的。
被警车伺候
我从报纸广告中找到一份帮助一位半瘫痪的老人起床、洗澡的工作。每天三小时，早上六到九点，每小时7美元。实际必要的时间只是一个小时，他们付多了，否则找不到人。多余的时间，帮助浇花、洗汽车等。女主人另外找一个上海姑娘小吴整理她的房间，准备早饭。这样我每个月有600元收入，相当于当年中国公派留学生400元生活费的一倍半。我和老头还有很多讲英语的机会，他对中国的情况，问长问短，相处融洽；女主人则抱居高临下、美国白人当年对有色人种的惯常态度。
突然，有一天我帮助老人起床后，警笛声大作，三辆警车停在门口，下来七八个彪形大汉。两个像是“负责人”的警员进门和女主人联系后，找我谈话。原来是女主人报的警，说她的一些首饰被盗窃，作案人应该就是我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必定是不做贼心也虚，相当嗫嚅。要知道，我是在面对“专政机构公检法”呀。我不持有工作许可，是不是也算是“非法打工”，如果细究，会不会被遣返呢？惴惴不安。警员表情严肃，问我受过什么教育，有没有合法签证。我拿出柏克莱加州大学管理学院发的身份证，上面写明我被授予“副研究员”的荣誉职称。他给另外一位警员“传阅”，递了个眼色。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因为没有资助、听说家庭工并不算违法……他已站起身来，微微欠身说“对不起，打扰了”。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他们找女主人交待后匆匆离去。
当年的中国大陆，“昔非今比”。家里如果丢了东西，矛头自然先指向“操贱业”的我们。警察局对付华人劳工的方式也较粗糙。在两个警员跟我谈话时，小吴为我担心，问女主人会如何处理，她幸灾乐祸，不屑地回答说：“遣返回中国！”
第二天，女主人对我的态度就开始转变，必是来访的警员已有交代，她的报警没有根据。其实，就在那天三辆警车开走后，那位男主人就含泪对我说，此事他不知情，他相信我是无辜的，坚持说要亲笔写一封道歉信。吃过早饭，他抖抖索索地写了那封信，郑重地签上字。
我按从国内带来的传统思维，乍和外国专政机关打交道，继续惶恐了两天。一位早一年移民来的中国青年朋友在电话中再三告诫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要定案必须有确凿证据。“这是件死无对证的事。即使真是你拿了，他们没有证据，也奈何你不得。千万不能用国内‘坦白从宽’的观点，假坦白，自己无限上纲但求宽恕呀，千万千万！”我又仔细分析自己的行动细节：我只管伺候老头，他和女主人不但分两个卧室，而且浴室也是分开的。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卧室，她要栽赃也没有证据。女主人似乎也在改变态度，于是逐渐放下心来。
我对女主人当然怀恨在心。有一天我在园子里浇水，趁她开门进入园子时，突然把水龙头对准她走过来的方向射去，浇了她一身，引来“哇哇”大叫。我假意说：“真对不起，对不起。”她进屋对小吴说，这明明是故意的。但她不可能另外找人来替我，更何况老头对我深感抱歉，我俩感情很好。他退休前开一家鞋铺，相当于一个小业主。他死的那天我为他遮上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