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源头不是要墨守成规，更不是在制度更新上无所作为，而是要守护制度初创时的优秀理想原则。以人民自由和民智开启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便是一个例子。1946年，陆定一在《新华日报》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神不知鬼不觉。”这样看待民智和公民知情权，便是一个共和国的初始优秀理念。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阐述了共和国，认为它优于君主国。这主要是因为，唯有共和国才能看到共同利益。一般而言，有益于君主者，对城邦有害；有益于城邦者，对君主有害。因此，他断定，“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相比之下，君主一个人掌权，“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或后继者受一己的利益所累，因循守旧，便只有覆灭。如果共和国不能每隔数年就回到共和初始的优秀因素，命运也不会比君主国更好。
9宪政之初的幸运与德行
在古代大众的崇拜、神话和信仰中几乎随处可见幸运女神的踪影，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中也常常提到幸运，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图斯·库提乌斯、萨卢斯特（Sallust）、修昔底德（Thucydides）、维吉尔（Virgil）和但丁对幸运都有兴趣。然而，把“幸运”真正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的，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2卷第1章中，叙述了命运女神在罗马崛起中的作用，印证的是罗马的两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和李维（Livy）。他认为，罗马的崛起与其说是因为罗马人的德行和智慧，还不如说是受到了命运女神的眷顾。在第2卷第29章，他又引用李维的话作为章名：“当命运不希望人们阻碍它的计划时，会蒙蔽他们的心智。”他说：“对于处理世事进行周全的考虑，常常可以明白，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事情的出现，上苍是完全不想加以阻拦的。”这似乎可以理解为，虽然世事受运气的影响，但毕竟事在人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运气再好，如果自己不能把握的话，好运照样会变成坏运。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25章中将这个想法表达得更为清楚，首先是一个对命运的悲观误解：“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马基雅维利拒绝了这个悲观的观点。他并不认为人的力量和才智永远不能战胜命运的不断变化。他写道：“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这两个办法都是行不通的。然而，这只不过是马基雅维利一时的说法，不是他真正的信念。他的真实想法更为复杂：“命运女神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她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
接下来是一个著名的比喻，马基雅维利用它来说明命运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说，国民党虽拥有几百万军队，却丢失了大陆，是因为日本人的入侵给了它的政治对手壮大势力的机会，在运气上先已输给了对手。当被命运眷顾的革命“淹没原野，拔树毁屋”而来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后悔没能早早筑堤修坝已经迟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当我们的能力没有做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
在抓住历史关键时刻的命运机会这一点上，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表现出了令人羡慕的睿智。美国历史学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DrinkerBowen）在记录美国宪法制定会议的《费城的奇迹：制宪会议的故事》（MiracleatPhiladelphia：TheStoryoftheConstitutionalConvention）中把这个奠定美国民主共和的事件赞美为一个幸运的“奇迹”——一个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偶然成功。连建国之父华盛顿和麦迪逊都称之为奇迹，鲍恩写道：“凡是奇迹，都有它的缘由；凡是奇迹，都曾被祷告祈求。迦南的美酒原是白水，首先要有一场婚礼和需求，水才会变成酒。奇迹其实是人类希望和需要的实现，费城的奇迹也不例外。”约翰·亚当斯（后来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以敬畏的心情说道：“你难道不觉得，制宪会议的新闻就像阿拉伯来的政治天方夜谭，或是天狼星特派信使捎带的消息一样新颖吗？”美国的幸运不只是有了一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眼里像是天方夜谭故事一样的宪法，而且是，这个国家居然有能够如此认真按照宪法办事的第一代开国元勋，为后世的子子孙孙确立了优秀的先例。
对于美国的宪政制度来说，它的幸运确实是足以令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羡慕的，首先便在于一些重要的先例。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有可能成为终身总统的情况下拒绝这么做，第二任总统老亚当斯不屑动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来击败竞选对手杰弗逊，大选失败后表现出了君子风度，真诚地向杰弗逊道贺，毫不恋栈地离开了自己一手打造的白宫，回到了马萨诸塞州老家昆西市，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谓“先例”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戒”，也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文革”后，在考虑如何处理“四人帮”时，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个戒是没开，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许多不该开的戒，却不幸开了。
另外一位美国宪政制度幸运地得到的人物便是第一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如果不是因为马歇尔的才智、毅力和决断，美国宪政的三权鼎立，甚至连宪法本身的权威都可能不会这么幸运地得以确立。许多国家虽有宪法，但没有好的宪法解释机制，以致宪法成为一纸空文，被不断变更的行政政策或“红头文件”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在共和制度初立的时候没有像马歇尔这样的杰出法律精英，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无可弥补的缺憾。
在华盛顿总统的内阁里，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国务卿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一个大分歧，就是如何解释宪法。汉密尔顿主张要有强大的联邦政府，杰弗逊认为这种主张没有宪法的根据。创立国家银行时，杰弗逊认为宪法没有提到银行，所以联邦政府没有权力设立银行。汉密尔顿回答说，宪法给予国会管制金钱的权力，而行使这权力时，必须有银行这个机构，所以设立银行的权力，早已包含在宪法里面了。
由此可见，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主张狭义地解释宪法，而联邦党则要求广义地解释宪法。马歇尔做最高法院院长时解决了这个争执，联邦党的意见被最高法院采纳。马歇尔做了34年的最高法院院长，奠定了最高法院的判案原则，成为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法官。在他任上，他写了500多个判案意见，提出三个大原则：第一，最高法院有权判决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背宪法，使政府不能执行这条法律。这叫作司法审核（judicialreview）。因为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核权，它的权力自然很大。第二，最高法院也有权判决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第三，最高法院有权推翻州法院的判决。这两个原则大大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马歇尔解释宪法时采用有弹性的广义解释，因此更增加联邦政府的力量。为此，杰弗逊非常不满，但也无能为力。若不是最高法院采用弹性的解释，宪法就不容易适应新环境、新发展、新需要。直到今日，美国宪法并没有基本的修改，只增加了20多条修正案，这要归功于马歇尔所领导的最高法院。
华盛顿、亚当斯、马歇尔都是联邦主义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革命》中把他们对早期美国共和的贡献视为这个国家虽然未必完美，但值得庆贺的“幸运”。他写道：“联邦党的执政，是伴随伟大的美国联邦的成立而出现的最幸运的偶然事件之一。他们抗拒了他们时代和他们国家的一些难以抵制的偏好。抛开他们的理论是好是坏不谈，他们的理论总的说来有一个欠缺，那就是它不适用于他们想要去治理的社会，所以这个社会迟早要由杰弗逊去治理。但是，联邦党政府至少给了新共和国以自我稳定的时间，而后又大方地支持了它所反对的学说的迅速发展。而且它的大多数原则最后又被对手所采纳，成为对手的政治信条。现今仍在实施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他们的爱国心和智慧的不朽业绩。”
一个共和国的宪政法治制度，它建立的初期是它最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刻，也是最为脆弱和充满变数的阶段。这是一个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幸运”起着很大作用的形成阶段。共和国具有威望的缔造者们，他们的行为对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有示范和先例的作用，并因此对制度本身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无论这种示范和影响是好是坏，都会成为不易改变的惯例，在后继者那里成为必须遵守的“传统”。美国的第一代建国之父们为后代留下的是尊重宪法、遵守宪法，在历史变化中有所变通的传统和先例，在这一点上说，美国是个幸运的国家。
10公共价值启蒙中的“公正”和“社会正义”
在网上多次看到“社会公正”和“公平正义”是中国梦“基石”或“底色”的提法，涉及了一个好社会的价值问题。“公正”（fairness）的基本含义是“公平”，而“公平正义”更正规的说法则是“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
“公正”是一种比较直觉的公平意识或认识，我们可以教育年龄很小的孩子学习公正，但还无法让他们懂得什么是正义。公正的词义可以从一个比较浅易的层次逐渐提升，并涵盖正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事情和方面。因此，“公正”也常常在政治的意义上代替更为哲学意义的“正义”概念，用来指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以平等和团结为宗旨的社会公义或社会正义，决定公共政策或解决不同意见争端的程序公正，人际间相互尊重的公正对待，考虑周全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对任何人都不歧视和不羞辱，一视同仁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财产、平等机会、人格和尊严，等等。所有这些也都可以成为小学和中学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尽管对这个年龄层的学生来说，正义仍然是一个不易把握和理解的观念。公正的概念比较贴近人们的经验感觉，也较少思辨色彩，因此，在中国的公众和公民启蒙中，公正可以是一个比正义更为有效的用语。
一般的公众启蒙起点并不需要太高，这和学童的道德启蒙教育起点不用太高是同一个道理。在古希腊语里，“教育”一词由“孩子”一词衍生而来，教育，尤其是那种塑造高尚品格和美好心灵的教育，最初指的不是成人教育，而是儿童教育。希腊语中“教育”一词与“游戏”（paizo）一词也有亲缘关系，儿童在游戏中所受的教育是生动而具体的，但也有严肃的一面。美国小学里孩子们玩“分蛋糕”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公正”的教育游戏。游戏时推选一个孩子来切蛋糕，然后分给其他孩子。分蛋糕时，切蛋糕的不能自己先拿第一块，这是游戏规则。切蛋糕和分蛋糕的游戏是为了让孩子明白公正的基本道理。公正不只是每个人得到大小一样的一块蛋糕（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公正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例如，分配的规则和程序（包括可以由谁来分，不可以由谁来分）、如何决定由谁来切、由谁来主持参加者各取自己一份的顺序，等等。这样的幼儿教育讲的其实就是“掌勺者不能私分大锅饭”或“掌勺者不能私占大饭锅”的道理，不幸的是，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居然还不得不从成年公众的启蒙教育开始。
年龄很小的孩子就会觉得父母对弟弟妹妹“偏心”，也会觉得老师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公平”。他们的感觉未必正确，理由也未必合适，但却有某种可以让他们如此感觉的公平意识。这种感觉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公正的直觉性让科学家们猜想公正是不是人类的一种近乎动物本能的自然本性。他们用实验来揭示公正是人类一种与动物进化心理有关的“基本需要”，就像吃饭和繁殖后代的需要一样自然。200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研究者在对鼠的试验中发现，“公正在大脑中的触发部位与对食物反应的部位是相同的。……这项试验结果说明，公正对待也许是动物的一种基本需要”。
2003年艾默里大学教授莎拉·布洛斯南（SarahBrosnan）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deWaal）对长尾猴的实验更似乎证明，不只是人类，其他合作型的动物也有某种与公正有关的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讨厌不公平”（inequityaversion）。他们认为，“可能并不只是人类才讨厌不公平”。这项已经成为经典的实验是这样的，研究员要求两只长尾猴做同一件简单工作，完成后给予奖赏。当两只长尾猴得到同样的奖品（黄瓜）时，它们都满足地继续工作；奖品升级为葡萄，它们就更高兴。但当研究员当着它们的面，给一只奖黄瓜，另一只奖葡萄，被奖黄瓜的那只立刻发脾气，向研究人员扔回黄瓜。弗朗斯·德·瓦尔教授在最近的新书《猩猩和无神论者：在灵长类当中寻找人性》（2013）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同情心和公平要求是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基于文化或宗教。动物的实验虽然未必能揭示公正对于人类的伦理和道德意义，但却让我们看到，公正是一种与人的某种“本性”相一致的要求，因此，像“同工不同酬”地对待农民工那样的不公正是违背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