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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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半山定居记

1.我就是在这样的新疆农家小院长大的。

2.终于定居岭南小镇樟木头。

3.我每天准时出现在樟木头图书馆创作。

4.岭南小镇的路面几乎每天都是湿漉漉的。

从半山俯瞰樟木头镇,某个瞬间,它变得如此陌生:熟悉的街道猛然抽长,灯光下陷,萤火虫的巢穴被打开,摩天轮微缩成风车,蓝莹莹转动,看不清车和人,听不到喧嚣和嘈杂,广阔的黑暗,一片推推搡搡的水晶……我不能相信,这被抽空听觉的画面,真的和我有关。半夜,当我被凉风吹醒,推开纱门,倚着弓形黑铁护栏向远处眺望时,我觉得,它和我同样孤独、私密(面对浩瀚无边的世界,我们都是脆弱的角色)。

这是我在半山的屋子度过的第一夜。此刻,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

我已彻底离开故乡,离开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蛰居于此。

在我到达小镇之前,我曾看到过什么,在小镇向我袒露之前,它曾具有怎样的形态,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半夜的偶然一瞥,让我收获到我的命运:离乡背井助我展开翅膀,让我从无根的天空汲取到养料,而非来自传统的根部。我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不再被要求呆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道,同一所房子,注视同一个街景,因此,我并不孤单,当我和我们携带着对故乡难以泯灭的爱来到他乡时,接受这里的陌生,犹如接受自己的身体。

没有比俯瞰更为奇特的时刻了:当我目睹小镇时,我已嵌进它体内,并且,非常稳固地嵌进深处。对我而言,现在,它就是世界的中心。

搬家的前一天,我在新房门口等打扫卫生的阿姨,她踩着单车赶到,双臂粗壮,圆脸焦黄,眼窝深陷,刘海齐整,前胸后臀空空荡荡,随后,她的老公出现,令我诧异万分:矮,秃顶,红头涨脑,肚腩肥大,白,白得简直粗俗,而且年龄大,几乎像她的父亲,但两人并列站在一起时,又有种古怪的协调。

那女人一见丈夫便笑,浑身淌蜜,然后转向我,将浓重粤语费力调整出普通话的调子:这个房子好哦……我敷衍地点点头,可她却拉开话匣,用手指着对面的山:唔,唔,向山好啦……她压低声音:那中间的,不好啦……她左右看看,生怕住在中间的业主马上出现,质问于她。显然,她是那种本本分分、和和气气的本地人,但若说起小区住户分布,公交车到来的时间,有几条爬山道,哪里买菜最便宜,她无所不熟。她给会所打扫卫生,和业主相熟后,留下电话,有临时搞卫生的活,就找她。

一进屋,我和她的角色便进行了转化:好像这是她的家。她迅速地从床上扯下单子,铺在客厅,将所有能移动的杂物,像拢沙子般,撮起高高的一堆,再将四个角对着捆扎,抡起来,扛着下楼。那包裹十分巨大,将她的身体完全湮没,像包在自己移动,而她的老公,手拎抹布,站在窗台边,像个大侏儒。女人噔噔噔上楼后,老公搬来凳子,她捏着抹布站上去,擦玻璃的上部分,那男人,弯腰擦下面。他俩隔着玻璃聊天,唧唧呜呜,纯正粤语,对我来说是放射到空中的礼花,完全不明指向。然后,取窗帘,擦煤气灶,扫卫生间,拖地……无论做什么,皆以女人为主。在这个系列劳动场景中,女人让自己变成绿巨人,拥有超强的隐秘能量源,而男人则是孩子、附庸,甚至累赘,需要照顾、宠爱、保护。看得出,他紧紧地抓着这根救命稻草,没有她,日子没法过下去,而她,又安于这种角色。

她说她本来给小区的一个女业主家搞卫生,但今天,坚决辞了工。太累?工钱少?挤不出时间?她否定了我列举出的理由,叹了口气,又突然笑起来:她给我她家的钥匙,让我晚上搞卫生,可那时她家没人,他们都在外面吃饭,我做了两个月,害怕了,她家有大把的钱,她又那么信任我,万一丢了我说不清……我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她身上的工装,天蓝色T恤衫,已洗得泛白,脚上是双粗陋的男士拖鞋,脸色明显营养不良,而且,她还拖着他——那没主意、木讷的老公,她当然需要这份零工,甚至,太需要了!

她瘦骨的脸上再次绽开笑容:人家那么信任你……说不清啊……她嘟囔道:现在,我都不敢见她……我有些难过。毕竟,丢大把钱的事,还处于臆想状态,但是,想必这女人是那种非常害羞的人,一想到面对“信任她的人”,要做出那种解释,她已提前体会到尴尬,像一种很珍贵的东西遭到破坏,而那种东西的价值,在她看来,远在工钱之上,于是,她在纠结后选择辞工:她要对得起别人对她的信任,也不愿让自己活在紧张中。

在到达南方之前,关于南方女人如何过着沸腾、疯狂、享乐主义生活的传说,我听说过不少,说她们如何尖酸,耽于声色,充满危险;但现在,这个离我如此近切的女人,袒露着最真实的一面:在那张流汗的、紧张的、黑黄色调的脸上,闪烁着一层由内向外辐射的光。她奋力挥动手臂(那几乎不是她肉体的一部分,而是单独的工具),像舞蹈演员,脉搏里跳动旋律,涤荡着屋子的每个角落,略带鲁莽。

她喜欢像我这样的屋子:一次性打扫,虽然累,但因没有“大把的钱”而没有负担。

我觉得“大把”是个很“南方”的词。在北方,人们最多说“一大把葱”,但在南方,“大把的时间”,“大把的房子”,“大把的钱”,“大把的人”……频频出现,让“大把”很形象,很锐利,行动感很强:一张巨人之手张开,将一切归拢在自己掌心。而这个女人,却让自己处在“大把”之外。我揣测她非常爱那个男人,我揣测那男人并非她的第一任丈夫,我揣测她年少时匮乏教育,青年时仓促结婚,中年时养儿育女,在即将老年时结识到这个白得吓人的男人,蓦然,焕发出激情,一见他,身体便如液体铅般变得炽热柔软。

显然,她的贫苦和她的激情、她的坚守,完全不成比例,但她骨子里的执拗,来自这片多雨的红土地上长久的积淀。在这样一个裂变的历史时刻,她持有操守和原则,累,但却总是笑嘻嘻。如果有一天,她不再在乎别人的信任,径自走进那无人的、放着大把钱的家,而毫无心理负担时,那她,就和“大把”这个词般,陷入沉沦。

搬家这天,从蒙蒙亮的黎明,到暮色四合,这一天,分明太长。早起打通搬家公司电话,一小时后等来三个男人,中年的相貌略周正,手里拎着串钥匙,长长短短,簇拥成一团;十七八岁的,纤细,瘦高;推自行车的六十开外,宽肩膀,阔嘴。中年男子一张嘴,浓重湖南腔,客客气气,让我把门打开,先看看有多少东西,再搬到路口,再叫车来。

我起了疑心:不是说开车来吗?他解释:开来的是大卡车,可你们的路太窄,不好掉头……我愈发怀疑。电话里我说明东西不多,何苦要开个不能掉头的卡车,并且,我说,根本不用掉头,车转一圈就能出门。他们三个像竖着耳朵在听,但脸上同时浮出鄙夷的微笑。

中年男子发问:挂断树枝怎么办,卡在路上怎么办,撞到路灯怎么办……一路问下去,那想象中的卡车不断变形、膨胀,稍一移动,地动山摇。

我喃喃:为什么要开大车?他解释说公司业务忙,六辆小车都开了出去,到下午才能回来。我心里惦着还有些零碎没归拢好,马上接茬道:那就下午再搬,等你们的车回来。话音刚落,那年长的将自行车一卡,迈步上前,嘴角剧烈抽动,发起脾气:不搬了,不搬了……那嘴很侉的河南话,让我知道他们其实并非亲戚。他简直要青筋直暴,恨恨地嚷嚷:也不让看看搬的是什么,谁知道一车能不能装下……不搬了,不搬了!

我攥着钥匙,掌心中,那薄薄的小银片已变得发烫。此时此刻,我如何能即刻开门,让三个陌生的,口音来自不同地方,相貌差异如此之大,相互之间完全匮乏默契的临时团队,大摇大摆地进家,逡巡、指点、算计……一想到我那些虽不值钱,但缺了哪一个,这日子都得停顿下来的物件,被搬到路口,晒在烈日下,等着车来……那场景实在可怕。房门一旦洞开,像缴械女子,瘫软在床,如何能对付三个联手男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只为我那些零碎?我注意到他们的手里除了那中年男子拎着串钥匙外,其余都空着,那他们的口袋里会不会装着……我不得而知。现在,在我和他们之间,形成剑拔弩张之势:他们要我打开门,而我反复质疑为何要开大车来。

中年男子说:搬新家是好事,我不和你吵,大车小车,能搬就行……他简直是心理学家,将我的质疑归纳为自己在开心时添乱,但他的话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半信半疑:你们,到底有没有车?他即刻举起那串钥匙:这不是钥匙!他说车就停在路口的拐弯处。我愈发怀疑:有车开的人是不愿多走一步路的,而从大门口到路口,至少有三四百米……我忽然觉得非常刺心:无须再纠缠,显然,那路口,停着辆虚拟的车。当我丧失了犹豫,整个人被乖戾的紧张控制,几乎不敢和他们对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见我猛然沉默,那老者像看透了我,转身去推自行车,高叫:走走走……年轻男子跟着他走了,那中年的不甘心,站在我面前,等待。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我松懈,如果我拿出钥匙……然而,我无视他们的离去,纠缠在想象的惊惧中,显得格外呆笨。三个男人和一辆自行车,走了很久,才消失在路口。

后面的情况,每况愈下:第二拨人,将价格飙升至千元;第三拨:指明书架、衣柜不搬(我居然在正午骄阳的炙烤下,放下戒备,将门打开,让他们进屋);第四拨:搬过去可以,但不包安装。时间在次次交锋中变成残骸,转眼已是下午,堆放在地上的大包小包,已不像最初那么坚硬,变得软塌塌起来。孩子累了,倒在光秃秃的床垫上睡着了,越发令我心焦。我几乎陷入绝望,再次问朋友索到个电话,打通后,等待。

那个男人出现后——我完全没料到——他居然是今天的主角:一米八,鸡爪般的脚趾夹着人字拖,手臂猿猴般冗长,右手指尖衔着根烟卷,要躬身才能进门……啊,他就衔着那烟卷四处移动,目光掠过大包小包,用手敲书架,凑上去看接缝,扯开衣柜门,关关开开,一番折腾后,开出个价,不高不低,而我,即刻应允:因为我累了,因为天色将晚,因为只有他敲了书架,开了柜门。他打电话招来两个人,开始拆卸搬运。于是,楼道门大敞,拖鞋啪嗒啪嗒,烟卷一直燃,一直燃,像永远不会熄灭。

事情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事情从来不会如我所预想,不会那么完美:

他们抬床板,能把自己的手撞破;面对装了书的纸箱,用最傻的办法:抱在前胸出门;他们抢着拎桶子,知道里面装着的洗漱用品很轻;他们要求我开空调,喝冰冻矿泉水……而我正生闷气:衣柜门上有块明显的撞痕,白森森一团牙齿,从褐色口腔跃出,丑死了,但我依旧开了空调,买了水,咬紧牙关。他们踉踉跄跄,东倒西歪,身上的劲早在搬家前已萎谢,轻飘飘的双腿,松垮发虚,个个都是大烟鬼、色鬼、痨病鬼!

我曾见识过的搬家工人,手里拎着根粗绳,一身短打扮,运动鞋,将冰箱上上下捆扎,朝后一推,就下楼;那些被褥包袱,像棉花团,抓在手里,夹在胳膊肘下,如履平地;至于电视、洗衣机,皆能一个人搬运。我终于认清:这三个所谓搬家公司的人,根本没受过专业训练。我禁不住,几乎是嚷出来:你们,根本不会搬家!

那带头的高个子,居然,向我点点头,说是的。我终于获悉小镇搬家的真相:根本就没有搬家公司,不过是些做苦力的男人,给中介公司留下电话号码,有活时临时招来同伴,先将东西搬到路口,再打电话租车(小车在镇内拉一趟货三十元,大车六十),车不等货,一来就要将东西搬到车厢,送货后,结现金,司机即刻开车走人。

这个真相,并不怪异,也不邪恶,不过是没有车,要租车,而已……可第一拨来的中年男人,何苦要虚拟出一辆无法掉头的大卡车?从大卡车开始,他们便陷入谎言的陷阱,只要一丝质疑的阳光,便能照出黑洞里的褴褛。若他们坦言,就我们三个,雇车搬,也许现在,我已在新屋里喝上茶。

半山屋子的病灶一点点袒露:马桶漏水,冰箱不制冷(一堆旧票据显示,二零零四年便大修过一次),洗衣机要从厨房挪到阳台……这些活计和起子、刀子、螺丝、电线、管子黏连在一起,展现出一个混乱而慌张的场景,我虽厌烦,但知道,必须及早清除这些与日常生活针锋相对的地雷,否则,家不成家。带着头痛下山,在小区门口的维修店,我申诉了我的困难,很快,店主人派给我一个男人,瘦长刮骨脸,身量矮小,肩头挂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根四米长的软管。

他噔噔噔上楼,在地上摊开包,敞开一个微缩的工具世界,像打开博览会的门。

孩子睁大眼睛,哇……

那男人似乎很满足被关注,手里变幻着不同工具,以不同之姿(蹲下、站起、踩凳子、攀墙、抓着栏杆斜出胳膊),解决不同问题,直忙得红头涨脸,口喘粗气,但却一声不吭,既没要求开空调,也没说要喝冰水,只垂着眼皮,脚步小心翼翼,猴子般跃动。

见我洗菜,他抱歉地说要关掉水阀,孩子听了自告奋勇,说水阀就在楼下花园的护栏边。我们两个成年人,突然,对视起来,以沉默遮掩着不信任——我们刚搬来,他如何获得此讯息?孩子根本不懂大人的虚伪,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说他早晨去楼下扔垃圾,看到楼上爷爷走到花园里,便盯着看,看到他弯腰拧水阀……陡然间,那男人猛地抬起眼帘,一双眼睛像刚睡醒,炯炯地平视过去,脸颊浮出笑,浑身写满关切的追问:然后呢?然后呢?

我变成外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对话空间,他俩的空间——孩子的话高低不平,藏头断尾,而他温和地微笑、点头、追问,充满古怪爱恋。难道,他也有孩子?也是男孩?也六七岁?我不明白这男人为何让劳作的流水线停顿下来,而插播进一则温馨广告?他从孩子嗲声嗲气的言语丛林里,到底捡出怎样的果实?

突然,他站起身,根本没和我商量,对着孩子说:走,你带我去看!

我吃了一惊。在这之前,他多么缄默而冰凉;而现在,却冲动而热情。孩子生怕错过表现的机会,雀跃着换上凉鞋,吧嗒吧嗒下楼,小火箭般,将自己射出去。是的,并不是仅仅是水阀的事,而是,他给予孩子的完全信任,让孩子以超敏感的方式,接收到。我几乎可以完全断定:他是个父亲;他是个离家的父亲;他是个家有小男孩或小女孩的父亲。这种推测若在北方,必大打折扣,但在这个小镇,本地人仅两万多,外地人二十多万,有太多年轻的父母,离开故乡和孩子。

从阳台上望下去,那男人的身影移动得很慢,他们边走边聊天,每句话都因山的阻挡,而携带着嗡嗡回声。他问孩子上学了吗,何时开学,会写字吗,喜欢车吗……到了花园,两人弯腰,进入树丛,依旧一问一答,只是声音像沉入水底,有些发懵,直到那男人直起身子(将水阀拧上),嘴里还“唔、唔”地应承,既像赞扬,又像期许。返回时,孩子跟在他身后,而他走得很慢,像从枯燥的工作之洞钻出,偷出一片光明,要好好享用。

很快,马桶不再漏水,旧屋的冰箱置换过来,洗衣机通上水电,在阳台上嗡嗡转动,厨房里空出一角,刚好放锅灶——一切都摆弄好之后,迎来他和孩子的告别。他从我这里拿了钱,可眼神还粘在那毛茸茸的脑袋上,他已跨出门,走下第一道台阶,又收回腿,转身,将手里那根未用完的管子,两米长,伸过来,直愣愣递给孩子,眼神却看着我:唔,拿去玩……孩子跳起来,大叫一声“太好了”。

——他笑了,灿如菊花。他已预知这结果,才这么干!

他下楼时,孩子返身进屋,推开纱门,扑到栏杆上,大喊,叔叔再见。那男人在楼下挥手,挥手。一定有什么发生了,一定。我对这个矮小而充满热情的男人,肃然起敬。

我搬来唯一的植物:一个碗口大的小盆,装着株手掌高的防蚊草。

听说它散发的气味能让一米之内没蚊子,我便花十五元买下它,又花两元买了管绿色软膏花肥,定期施肥浇水,但有种我不能理解的元素在作怪,导致它的叶片由绿而黄而黑,直至干瘪脱落,奄奄一息。我从旧家将它抱到新家,放在阳台,幻想山风能让它康复,能为这间屋上演奇迹。第三个夜晚,我去浇水时,它最后一片叶子,也如焦干嘴唇,在剧烈抽搐后,丧失掉喘息,但它依旧保持一株草的模样,短短的身量,无声矗立。

于是,我丧失掉给新屋添置花草的冲动。若在北方迁新居,买盆花助兴是常事,但在小镇的这个小区,四处都是棕榈树、荔枝树、芒果树、玉兰树,池塘里盛开莲花,即使路边,红粉紫金黄的花朵,亦随意从栏杆中横生而出……置身于硕大花园的内部,再在阳台上露出一两盆小花,简直多此一举;而且,我还持有对那盆防蚊草浓重的愧疚。如果这么快就移情别恋,那不是我的作风。

窗帘成为一宗罪。

当所有的窗帘都取下,裸出前后锃亮的玻璃时,光线无遮拦进入,令屋内的器物散发出甜蜜而荡漾的光晕,每一个普通的细部,都被装饰得像过节,而傍晚,紫色光晕交织出奇幻韵律,让一种心悸而绮丽的色彩,成为这屋子的主人。这种玻璃大敞的生活,对注目者形成某种冒犯,于是,三天后,我将洗净的窗帘布折叠好,装入双肩包,下山,到窗帘店,要求重换挂窗帘的白边(原先的边被晒得氧化,丝线脱去筋骨,松垮成团)。

女店主是个孕妇,隆起的肚腩有六个月,臃肿不堪,黄脸上起着斑,眉目还算娟秀,用尖锐娇细的嗓子嚷嚷:一米五块。她的年龄,应该比我还大,令我无端难堪……当那种孕妇的沉重感突然袭来时,我即刻斩断幻想,浑身一抖,压低声音道:好吧好吧。最终,两幅布窗帘换边三十五元,四幅纱帘换边七十元,大窗帘收边(边太长向上缝起)二十元。一算完价,女主人便踱步到黄皮沙发前,斜斜躺下,脊背呈弓形,肚腩对着沙发靠背,在沙发周围,吊挂着各色窗帘布,棕褐粉灰,让那里宛若缤纷子宫,而蜷缩的女人如胎儿。

男主人出现:粗矮,推自行车,直愣愣往里走,蓝衫蓝裤。我随口问他那款蓝布的价格,他停下车,面对我,鹰钩鼻,厚沉沉的眼帘,嘴角极紧张地抽动,脸上现出很煎熬的表情,但最终,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径直走到里面小门,猛敲起来。一个年轻人探出身子,一米七五,嘴有绒毛,白衫中裤,令昏暗空间陡然一亮。这是,他们的儿子?应该有十八岁!

男主人仰起脸,爆出一串词语,快而狠,那是片冒烟的粤语战场,我只捡拾到几个词:整天……游戏……不懂事……如果这是发火,这火虽暴烈,但却并不具有实质的威胁性。果然,父亲很快收声,整个空间虽然还嗡嗡直响,但暴风雨已离去。男孩走过来,谦恭地站在我身旁,一张嘴,我全明白了:纯正的普通话——简直,太纯正了!

做父亲的,不会说普通话,不愿意应付我这样的客人,而他的儿子,在支应客人时疯狂地打游戏。男孩说:这种帘子厂家正在打折,五十元一米,两个月前,还卖五十五一米。我点头,又去看别的布,他便不再跟着我,坐到缝纫机前,脚踩踏板,摆动手臂,将大片窗帘布扯得风生水起。

在这里,粤语、普通话,愠怒的父亲、打游戏的儿子、孕妇母亲……交织成蛛网,暧昧含混。在北方,店就是店,是单纯的生意场,店里只有一件事,交易,而在这里,作为顾客的我,感觉像个客人,充满破坏力,直愣愣闯进别人家,与只有在家里才能看到的那些场景,劈面相逢。整个小镇都充斥着这种家常的烟火味,甚至,整个南方。北方是坚硬的,同时,催生浪漫、幻想、激情;而南方,日常的油烟过于强大,大到如云朵弥漫天空,将所有的空间都填塞满,这油烟能让人活,但同时,少了浩然。

清晨,跟着本地朋友一起去吃湖南邵阳米粉,车从大道绕进小巷,两边的楼房陡然逼仄,像刚看完彩色电影,一时还受不了黑白色调。小店一个挨一个,敞着门,内里黑洞洞。邵阳米粉店的门前,似乎人聚得更多。此刻,天刚亮,是黎明到清晨间的美妙时光,蜗居在旧楼的人们,出来吃粉时,嘤嘤嗡嗡,交流招工信息,传递邻里八卦,再开始一天的忙碌,直至黄昏,迎来第二个高潮。

女老板看起来不过三十五岁,中等身材,站在门口玻璃柜旁,水红短衫外罩着灰围裙,黑短发,热辣辣挥手,探着身子,问加什么料,要不要辣。晨光中,她下颌低垂,眼睛闪亮,某个瞬间,抬起手背,擦拭额头的汗,并顺势用手指捋捋头发,通过这片刻的空闲,让自己喘口气,获得休息。在她身后那间狭小的店面里,置着三张圆木桌,黝黑桌面未铺任何桌布,原色赤裸,上拨人的碗筷还未及收拾,卷筒纸盒歪倒,拉扯出粗糙的一缕,方便筷插在罐头瓶中,小铁壶里装着醋,笨重的老式电视里正播放《还珠格格》……这一切,有种奇怪的合拍之感——女店主的身体像个核心,四射出光束,将周围的一切笼罩在她看护的范围之内,还有那穿着校服的学生,伸出黝黑多疤双腿的老者,母鸡般匍匐,用筷子挑起细粉的老妇,瓷娃娃般抿着小嘴的黄发小妹,每个人,都在她的照拂之下。

没有什么,比米粉店更像南方生活的缩影。沿着这样的小巷,会出现无数个米粉店,编织出一幅超越自身界限的画面,像剥离表皮的内脏,袒露出南方之核,在清晨朦胧的光线中。小小的米粉店,粗陋中显现温情,混杂中隐含秩序,在旋风般的躁动中保持内在的平衡。每个米粉店里,都会有个相貌顺眼的老板娘,大方、和蔼、注重细节,能记得起所有来客的喜好。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拥有了一群追随者,无条件地来这个店里,奉献自己炽烈的眼神。她对他们很好:那些做苦力的男人。她用自己的微笑赢得他们的关爱;她毕生都在汇聚这样一个庞大的部落,并在这条小街中享受极高知名度。

我捡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米粉到,汤汤水水,显得难以形容,但我错了,那滑溜溜的粉,貌似与它毫无关系的两片青菜,隐含在汤里的咸菜丁,不顾一切地撞入我的口腔。我被那简洁、不偏不倚、迅疾的一击所俘获。也许,只有在这种简陋的小店,幽深的空间,滋味才能煮熟、煮透,而这种搭配得恰到好处的滋味,来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坐在被无数双胳膊肘蹭过的桌边,面对整个南方之场,像一枚钉子,被钉进石头缝里去。

没有哪一刻,像这一刻,这么具体、真实。

我没有看到邮局,经询问获悉,在小广场附近;我想去老市场,也被告之,在小广场附近;而那里,还簇拥着报社、电视台、图书馆……于是,那段大街被锁定,是小镇确定无疑的中心。一个酷热难当的晌午,我穿过时装店、中介公司、超市、水果摊……穿过传说中的小广场(那个静谧的圆,阳光之境),步入对面楼房,按一楼指示牌,坐电梯到四楼,用一百元办了张借书证,在只有两排桌子的阅览室中,选定张蓝色靠背软椅,看了两小时报纸,借了三本书后,离去。

穿过路口的交通岗亭时,一个挑竹扁担的男人坐在台阶上歇息,大筐里铺着绿叶,前头是玻璃球紫葡萄,后头是顶部一点红蟠桃,绚丽异常的颜色,让那男人的脸愈发含混幽暗。这样的脸,我逐渐熟悉,甚至,我自己的脸,因长久曝晒于南国的阳光下,亦逐渐趋于此。走过中心地带,环绕在镇子边的楼房变得古旧,在一堵六层楼的墙壁间隙,斜斜地生出一丛茅草,如高举的绿火把,固执彰显农业时代的野性、天然。

我长久地游荡在街巷中,游荡在这南方并不发达的小镇,觉得这里还残存希望,还没被轰隆的卡车,高耸的立交桥,暴烈的烟尘,工厂的污秽糟蹋,还滞留着旧日,挽留着黄昏,在等待新世纪的降临之际,生活其中的人,还来得及把梦放下,慢慢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