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家的老平房上有一架葡萄，它们的年龄比我还大。
2.卖手工扫把的维吾尔族男子。
3.村口收购羊皮的人自有一套销售网络。
4.柳条筐里的馕一个两块五。
一
腊月二十八清晨，笃笃声响起，低沉、连续、均匀，将我从梦中唤醒。那是父亲在剁馅。那是新磨的刀，穿过天山羊的肉，落在松木案板上，一下又一下，编织出的声音网……那声音闷在小厨房里，却很有力量，熟门熟路地，爬上我的耳膜，将我拽醒，像一个帘子哗啦撩起，一束光透了进来，尘封在体内的某个隐蔽处，被豁然打开。
厨房里，肉馅已从大号搪瓷盆中冒出尖顶，大量剁碎的葱花搅拌进去后，生鲜味让人像一瞬间钉在十字架上，眼泪哗啦泻出。我无法告诉父亲，并非所有的美食，都必须由肉泥构成，我不能。他固执而老派，认定春节前剁馅，炸丸子，包饺子，是先人留下来的传统，具有某种命运的暗示性，决不可更改半分。于是，我学着他，用手指捏起那团含混物，放入掌心，轻轻揉搓，将其黏成瓷实圆球，那球滚动时，发出轻微的嗤嗤声，这声音传导出某种兴奋……厨房不再逼仄、简陋、凌乱，而被某种人造喜庆统领，那混合着各种调料，让肉味越发浓烈、尖锐的气息，满满当当地塞住鼻孔。丸子团好，放入抹过清油的盘子，一个挨一个，一群粉嫩的乒乓球，环绕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少顷，阳光从窗外新雪中射进，让小球像灯泡被拧开，拱出光晕，让我和父亲，像表演者，演绎关于幸福的画卷。
此时此刻，无论城市或乡村，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为自己准备食物，所有的孤独、衰老和贫困，都闭口不提，这是穷人也被允许享受的时刻，哦，节日，就是穷人在人多势众的依仗下，进行的某种和日常状态完全不同的……犯罪。我被无数个小圆团包裹着，感觉每个小丸子都是一句承诺，一扇窗，让人看个够，闻个够，尝个够，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在品尝到某种甜蜜的滋味之前，有一种更高的美感，彻底超越口腹之欲，将我引领。
简朴到骨子里的父亲，为制作这盆肉馅，一次性购买十六斤肉！他嘱我：“要买前胛猪肉，肥瘦相当，绞肉时用最细的装置，生肉馅里要先倒入清油去腥，再放盐、花椒、酱油，腌起来；再剥葱，有葱白的大葱，十几根，细细剁碎，耗时一小时后，肉腌得刚合适，抓一把玉米粉面，直接塞入肉泥，打八个鸡蛋……”
以前，我从未认真学习过家务，从不愿聆听这些厨房词语。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总梦想着结识更优雅的人，谈诗，论画，讨论哲学，而不觉得制作丸子需要我的参与。青春期过后，我不再迷恋以往的那种生活，相反，那个沉淀在童年的乡村里的，另一个小小的我，总在召唤着现在的我，回来，回来……现在，制作丸子的一切琐碎都变成必须，没有任何不耐烦，我是慢慢领悟到，那一寸一寸的时光，需要消耗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而日子，也正在这样的细节中坐实。
没有比跟着父母在一起，更放松的时刻了，他们总在遵循某种习惯的方式，又将这种方式带给我们，像是某种游戏，底色是安全的；然而，离开父母、故乡，迁徙的人像被彻底翻转过来的兜子，底朝天，一切都明晃晃地亮出来，人像个软体动物，屈从于某个空壳，那壳子遭遇溶解后，得要拿出躯体去拼、去闯，不顾血、泪、伤……某种雪片般的忧伤，渐渐浸染到异乡人的眼眸，这眼神哪怕只射中了我一次，在我整个的一生，便再也无法洗去。
父亲突然问我：“现在就炸？”我不能确定，但，又下意识地点点头。
哦……小时候，何时炸丸子，可是件大事……或者，整个春节，这一刻，最巅峰。所有月份牌上的日子，都为这一刻做准备，盼望着，计算着，历数着，捱到年前，开始叮叮咚咚炸丸子，而随后进入的拜年、坐席、互访，不过是配合高潮的协奏。
炸丸子前要通知先人。父亲在灶间那张红漆木桌上摆出贡品，在搪瓷花边的盘子里放三个叠加起的苹果，粗瓷碗中盛清水，将三根筷子巧妙搭凑，让它们呈三角形，皆立起。筷子立得容易，说明祖宗这一年很高兴，反之，要一阵迭声呢喃，愧疚自责，重新搭配。点炉火时，父亲脸色冷峻，腿脚轻颤。火，通过柴，传递到煤，当它不再冒浓烟，吐出蓝黄时，坐上大铁锅，倒入半锅油。嗨……半锅油！对穷人，这几乎……是奢侈到疯狂的举措！但父亲说，“穷一年，不穷一天”，穷人过年，就要沾荤腥，大鱼大肉。
有一年炸丸子，油锅开了一半，火无端熄灭，父亲重新找来劈柴，重新点火，折腾两小时，火就是不着，像炉膛里倒了一盆雪。两小时候后，噗嗤，火又重现燃起，噼里啪啦。那一年的春节，父亲眉头紧锁，及至正月十五之后，才慢吞吞吐露心事：先人来了，伸出脚，将炉火用力踩灭。可是，先人为何生气，有何事未办妥，父亲不说，我亦不敢多问，但那围绕着炉灶的庄严、敬畏和肃穆，却像拳头，深深打了我一记。
这一切，在楼房的煤气灶前，全被消解：今年，父亲没有摆供贡品，没有插筷子，更无需担忧火点不着，只见他熟练地拧开煤气，打开炉火，从一环火拧至三环火，环形的蓝色火苗倏然腾起，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煤烟，没有呛鼻的味道，没有煎熬的等待，一切，解决在一秒钟，火，已经燃起。环绕着灶台的中原汉文化，被固执的父亲从甘肃带到新疆，在绿洲小城持续上演了近五十年，于今年，搬入楼房后，戛然而止。
我突然有些后悔：我错了。我应该不顾旅途漫长、劳顿、艰辛，而将七岁小儿带来，让他看爷爷如何摆供贡品，立筷子，上香，让他接纳某种敬畏的洗礼。这些曾被轻易、粗暴、武断地定义为迷信的文化传承，将如钻石般，在他的一生闪光。然而，我仓促地，取缔了孩子的这门功课……蓝火苗燃起来，父亲站在半锅油面前，神情缄默、严峻，简直如临大敌，厨房不再温润、家常，而充满戏剧化，像要遭遇某个重要的转折点，年，将从这一刻起，变得不再是一顿饭，而充满象征意味。油锅很快变热，不似从前菜籽油般冒出青烟，只在表面显现出些涟漪。
父亲边放丸子便嘱我：“丸子是冷的，油要热，先炸透外面，再把温度调小，慢慢炸里面。”溜丸子也是技巧，顺着锅边，不能用力太猛，将油溅起，也不能悬空，噗通，砸下去，锅内的丸子不能太少，浪费油、火，也不能太多，炸不透，占满油的三分之二位置即可。下了油锅的丸子变成老鼠，吱吱作响，每一个，都扑簌簌抖动，并不狰狞。它们喝的油真多啊，这些幸福的小老鼠。美味终会遗忘，但这些陡然活跃起来的小动物，将永远停留在记忆中。
“变红了吗？”父亲不断发问。红了……要刚刚红。红透了再捞出来，丸子已经变焦；若不红，内里不熟。总之，要刚刚好。而那刚刚的标准，又无法被量化。第一锅丸子捞出来，父亲极力怂恿我：“刚炸出来的最香，快吃。”我夹起一个，给母亲嘴里塞进去，自己也吃了一个，看到父亲站在锅边，也吃了一个。没有任何仪式，已经十分满足，相当享受。及至过年，将丸子配上葱、蒜、辣椒丝，放入笼屉蒸，再上桌后，自己是不吃的，专给客人。现在，咀嚼第一口丸子时，一年的辛劳、节俭、谨慎都被抛在脑后，北方汉族农人，要开始放纵自己的感官，美美地享受了！
于是，第二锅丸子出来后，全家人吃了第二个丸子；及至第三锅，第四锅……伴随着丸子的出锅，厨房里蔓延着某种轻喜剧的风格：惊诧、疑问、探究、品咂、欣喜……即便一年贫穷、刻苦，这个时候，也要做出愉快的样子，脸上笑嘻嘻，点头不迭：好吃，喔，真好吃……等全部丸子炸完，父亲不再劝我吃丸子，递来个橘子，说吃了就不腻了。
二
我说要学发面时，父亲惊愕地瞪大眼。我说有一天早晨，我对儿子说：你吃蛋糕喝牛奶吧，妈妈不做早餐了。孩子腾地从被子里坐起，睁大眼睛，一板一眼道，妈妈，吃蛋糕是吃不饱的！我打了个激灵。我小时候，蛋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食物，一年最多能吃一两次，而现在的孩子……细细一想，我错了。那时候，我们有馍馍、花卷、面条垫底，即便不吃蛋糕，营养也够；现在，若单给孩子吃蛋糕，那虚腾腾的工业产品，难以支撑他一上午，到午饭前，早已肚饿。并且，我听说做蛋糕的面粉很差，里面根本没有鸡蛋，不过是些香精……自童年始，我便开始设计自己的逃亡，试图摆脱土地、农作物、灶台，然而现在，孩子那双瞪大的眼仁，几乎将我前半生奋力进行的城市化全盘颠覆。我试图变成什么样？我的城市试图变成什么样？何以在城市，我并未找到最初的梦想？我生活在某种恶性循环的链条中，我已受到伤害，却将那伤疤秘密隐藏，暗自悲伤，直至这一声，吃不饱！
乡村的一切多么过时。不仅过时，还古老、陈旧。一点没错。当我试图洗刷尽那种和土地紧密相连的气场时，我试图确定某种新身份；然而，在僵硬的城市，我掏空自己，过着日复一日，单调、粗陋、含混的黑白生活，我放弃了旷野鲜花的杂色，放弃了小麦的金黄，玉米熟透了后的排排牙齿……显然，我错了。现在，我已无他途可循。好在，我还可以返乡，回家，到田野，在土地中，重新寻找生机……父亲拿出一块干酵面，泡在小盆里，不搅，及至晚上，将上面的水倒出后，往里面搅入一碗面，变得泥泞，将小盆放在靠暖气的地方，第二天一早，面已有了气泡，发酸，倒入五碗面粉，转着圈揉，将酵面揉到四处，倒入烫水（不能是开水，否则面就会变熟），用力揉，将上部的干面揉成团，取出，放在案板上，再淋些烫水，揉下面的面，成团，取出……及至盆内所有的面都揉成团。在案板上，将三四团面揉成一个大团，大力揉后，放在盆中，顶部用另一个盆子盖住，放在温暖处，一个小时后，面膨胀起来，将上面的盆子顶起，几乎要流淌出来——面发得太好了，膨胀如产妇的乳房。揪起一团，内部如丝丝缕缕的旧棉絮，有大小窟窿，浓烈酸味。
将碱面倒在案板上，用刀背抹过，碾细，不留一丝小疙瘩。一大盆面需掌心大小的碱面来兑，并且，要一次性兑好，到发现面仍然发酸，第二次兑时，面已揉硬，不容易兑进去。碱揉进面里，能很明显地看到化学反应，是一种淡淡的黄绿色渗透进象牙白中，开始还扯着长线，用力揉后，黄绿色渐渐被湮没，面条变得有些姜黄，迥异于白面，某种气味，碱的味道，将酵面的酸味完全覆盖。父亲说：“酵面那么厉害，也有收拾它的东西。”面太多了……简直，庞大到不可思议，我将胳膊塞进去，像小舟进入河流，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一遍又一遍揉下去，大团虚腾腾的发面，终于变成宽大的长条，瘫软着，再将两头对折，出现一个面枕头，用力揉下去，揉下去，揉下去……父亲用刀切下一块面，凑在鼻前嗅嗅，嗯，是碱味，又用舌尖舔舔，嗯，不酸。如果切开后的岔口是黄色的，说明碱多了，就先不要蒸，再放一阵，碱的力量变小后再蒸。揉好面后，把它变成馒头或花卷，是在主体的基础进行发挥。切下一团面，用力揉五六分钟，将碱全部消融进面内，再黏成圆饼，抹清油，撒盐，撒红曲、姜黄、香豆子，将紫、金、绿溶解成一团彩虹，撒入细葱花，抹均，卷起，成圆柱体，用力将面卷撑长，比原来长一倍，切成方块，先将面饼抻开，从中间对折，再抓住两头的角，反方向一拧，将涂了调料的面层层裸出，底部捏紧，形成面花，放入抹了油的笼屉上，大火蒸七八分钟后即可起锅；而馒头，则先切成一个个小面团，轻揉，翻转过来，用手掌将底部搓紧，表面光滑。馒头团好，要放五分钟，自我发酵，等到要发，但还没有完全变形时，再放入笼屉。十分钟后，将锅盖掀开，馒头的表面不粘手，便熟了。
这门技艺，我早该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或者在十七八、二十七八。我之前的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妇女，都是这样，不断地揉面，做一家大小的早、午、晚饭，还要洗衣、做鞋、喂猪、生孩子、到田里帮忙……她们的胳膊粗壮，腰肢柔韧，绝少患妇科病，血脉畅通，脸色红润，作为顶梁柱，受到丈夫、子女的敬重……发面并不难，只是，过去我认为挽起袖子，在案板前一站几小时的妇人形象，代表绝望、可悲、无助，而我一直在向往另一种生活，远离厨房，干净服饰，讨论艺术，喝咖啡、葡萄酒……于是，我出逃，远离，高飞……期待自己离厨房的距离，越远越好。
城市化让我们避开了狭隘的视角，有了颠覆传统的动力，然而，某种东方的、乡土的、中国的经验，也被我们完全丢掉……现在，我们成为“夹生女人”，既不能像西方主妇那样，自己烤制蛋糕，烹饪火鸡，也不会发面，蒸馍馍，煮面条……我们居住在粗陋的城市，生活亦日趋粗陋，不及西方高贵，也不及乡村生活手工、精细。
三
父亲说去旧货市场买菜，我并未心动，及至他穿上大衣，到门口时说，那市场逢周五周日才有，除了卖菜，还卖鸽子、狗和兔子……我蹦了起来，说我也要去。
雪路延伸，踩上去咯吱咯吱，拐弯处是村委会，原来的围墙被打掉，裸出内里一排平房，四方水泥地坪，两侧的篮球架，墙刷得格外白，涂着绿底红字标语：新农村……电线杆上挂着两个广告牌：唐家大院、赵家大院，下面是两串手机号，是村民搞的农家乐。五六百米的土路外，已和市区马路相连。父亲说，马路原本可顺畅通下来，但遇到钉子户，谈不拢，就搁下来。那钉子户就是本村人，六十多岁，小时候玩炸弹，炸伤一只眼，炸断一只手，好不容易找到老婆，育四女一儿，日子紧巴。父亲说他开出的搬迁费“多得没边边”，所以，令现代化的柏油路，戛然中止。
我踩在那条分界线上：从土路到柏油路。那条缝并不笔直，有些歪歪扭扭，但到底是两种物质，软硬不同。我像踩着乡村和城市这两个大词，又像踩着我的童年和少年。从七岁至十二岁，我每日往返四次，通过这条路，抵达我的小学。有一次被男生欺负，我哭着回家，边跑边抹眼泪，及至家门口，眼泪没了，也没有推门进去，又即刻返身。那时，我多么需要一个哥哥。我多么孤单、弱小，像羊羔，像任何一个易碎品。
当发现自己是抱养的孩子时，完整世界变成玻璃碎片。除了丢弃孩子，再也没有比这种随意扭转成长的行为更惊骇的了。我的生父母不知道，他们的举动，蕴藏了多少暴力，造成了多大恶果……从此，我变得跌跌撞撞，眼神里携带着暗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离奇，比自己的更离奇，我住在一个家里，喊着他们爸爸妈妈，可我知道，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撒谎……我知道得那么早——六岁——那个即将上小学的夏日。我的童年死亡在那个日子。那个女孩，当她听到这个秘密，浑身战栗，不能自控，扶着白杨树，暗自抽泣。
那个女孩，她一直躲在我的瞳仁后，虽然我现在已披上成人伪装，然后，在我的灵魂深处，那女孩已被我全部的闲适、滋润、优雅吸附而去，她是颗恨的种子，辐射出狂野的光，我耗尽一生的气力，都在和她斗。她覆盖着我，让我们成为一个人。在我的体内，依旧保持着某种稚气，某种不成熟的、布娃娃似的笨拙……我被她搅得一塌糊涂，总陷入惊诧、害怕、不安中，无法将年龄与行为完全协调起来，看起来，一团傻气。
一出土路，柏油路口，四个男人凑在一起烤火，石块围出的圆形里，拢着一堆柴，冒着浓烟，哔哔啪啪。他们一律皆黑大衣、黑帽、黑胡子，完全不像农民，亦不像寻衅滋事的年轻人，看起来都五六十岁，路旁停着的摩托车，座垫陈旧，轮胎上粘着黄泥。如此之清晨，如此之年龄，在路口是聚会，还是另有他事？此刻的街道，鲜见行人，只偶尔闪过一辆车，更令他们突兀，如荒原上的黑鹫。我困惑起来……我不仅对自身困惑，更因对这片出生地的陌生，而陷入紧张。
父亲看出我的不安，解释道：他们是收羊皮的。我骇然：别人知道吗？他点头：方圆十几公里的人，都知道。
我离开故乡太久了，我已是这里的陌生人！当我能分得清樟木头街边的乞丐属于哪个片区时，却不知道这些黑衣男子于清晨的火堆前，等待什么！
环城路极宽阔，铺展开，有近十米，中间是花池，侧旁有人行道，不似樟木头的山路，狭窄而弯曲。父亲指着路边砖红色六层楼道：环城路把西菜园村（我家是东菜园村）从中心劈开，搬迁户都上了楼。我问，村民愿意搬迁吗？父亲道：都等得疯疯的。我诧异：农民没了地，靠什么活？父亲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种地，在市场里搞买卖。又说，远农村的人地多，菜便宜，咱们这里，比不过人家。
人头攒动处，即为旧货市场。是条向下倾斜的土路，路面灰白，两边的农民房，不是珠三角那逼仄的五六层小楼，而是土坯平房，屋顶盖着薄雪，院门紧闭。路上人流熙攘，路边停放着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小轿车。虽说是汉族人过春节，人群中，有一半是维吾尔族。两个穿袷袢（长衫）的老人迎面相遇，互相握手时，低声唤：亚克西（好）吗？亚克西！
雪地上堆着各类货物：瓜子、花生、巴旦木、水果糖、橘子、苹果、红枣、沙枣、桃皮、核桃、葫芦、豆腐、大蒜、生姜、白菜、大葱、扫把、甲级莫合烟、膏药、卷筒纸、袜子、拖鞋、棉马甲、帽子、轮胎、铁锨头、火炉圈、火钳子、榔头、手工斧子（上有桃花瓣标记，表明铁匠铺出处）、米花糖、柳条筐（架在手推双轮车上）、厚馕（半遮着白色绣花布）、挂历（同时有公历、农历、伊斯兰教历）、羊肝、羊肺、羊心（装在大铁盆，血糊糊，论个卖，三元、四元、五元）、羊骨、羊蹄……天气寒冷，新雪后的西北风，愈发刺骨。将两个红枣筐架在摩托车后座上的男人，戴着皮帽子，裹着皮绑腿，本地红枣，一斤十二元；五六个穿长大衣，裹围巾，长筒皮靴，腰肢粗壮的妇女，围着三轮车的车厢，猛烈地扒拉苹果，一公斤两块，但每一个苹果都有溃烂的污点，散发出酸腐味；婴儿摇床，酱红色，底部三分之二处掏了个用来小便的洞，三百元；一堆木板，摞起来，颜色黄绿，卖货人一身迷彩衣裤，叼烟，解释道，是桑木案板，从喀什进的货，一个三十块。父亲看了，低声说，小，糙，只能切菜，不能和面；在摆着的插线板、电话、收音机、玩具、手套、大头鞋中，我看到了三个青铜兵马俑，问多少钱，卖货的老人穿着草绿军大衣，戴棉帽，一口甘肃话，二百。我诧异，这样的边地郊区，有谁会想到购个兵马俑当装饰？但，那也说不准。
我没有看到蔬菜。父亲说，天太冷，都盖在被子里。果然，木板上有层黑污的厚被子，被头里露出蔬菜根，像一排睡觉小孩的黑脑袋。有把叶子纤细油绿的毛芹菜，放在泡沫塑料盒上，虽然冻了，但卖菜人拿它当样品。
他，五十岁开外，迷彩服外套黑短羽绒服，山东话，嚷嚷着：一把一块，一把一块。
裹着艾得莱斯绸围巾的维吾尔族妇女用生涩的汉语问：便宜？那男人大力摆手。
女人又道：太多得很了，分开？男人的声音陡然加大：不分不分！不分不分！他嫌麻烦，懒得再秤。这种气魄，完全不像外地来的打工者。一询问，原来，那背后停着的小汽车，川汽野马，居然，是他的；而他于二十几年前，已从山东迁居哈密，在近郊种植大棚蔬菜，他的全部自信皆建立在这片绿洲上。
侧旁卖水果的，二十七八，瘦，脸颊上两抹通红，浓重甘肃话，我和他攀老乡，居然，是甘谷人，于是，一公斤五元的苹果便宜了五角。
他到哈密后，先在建筑工地当大工，找了一起干活的本地女结婚，现已有一儿一女。他很实在，又不乏机敏，说新疆的冬天长，干不了工地的活，也不能等在家里吃，就出来批发水果，维持家用，把夏天挣下的钱存起来。他戴着棉帽，穿着皮大衣，除了口音外，已完全成为新疆人。
他融入这片西域大地的速度是惊人的：才四年！某种差别显现出来：维吾尔族人的杏仁、葡萄干下铺着的毯子，挂衣服的帘子，皆汇聚紫红、金黄、翠绿，而汉族人，则一律以尿素袋、麻袋、旧床单垫底。
卖核桃的男子在脖颈处绕着条围巾，翠绿镶金边——他毫不避讳这种刺目的颜色；我问他，围巾是老婆的吗？
他羞涩地说：“我还没结婚呢。”那围巾呢？他笑：妈妈的。
另一种差别亦逐渐显现：塑料泡沫箱敞开，放着花花绿绿的纸币，那卖菜的男子，正从里面翻腾出一块、五角，令我骇然。在珠三角，哪有人敢把钱这样敞开……死死地按住包，还能被抢走……拖在摩托车后，几十米，大腿上划出血道子。车厢内一疙瘩冻鱼，七八条黏成团，头尾混乱，粘着冰凌，粗胖如小猪，尾部摇到一侧，便定格下来，是博斯腾湖野生的草鱼，每一条都七八斤。突然，我看到樟木头老市场里的鲜虾活鱼，正用尾巴打水……激烈的音乐声传来，旧电视里正播放歌舞，顶棚是缀着稠密枯叶的白杨树枝，木桌上红塑料筐内，各类碟片皆为盗版，硕大维吾尔族字母，配以英文、汉语；钢丝床上摊着一堆儿童片，背书包的那孜古丽，八岁，拨拉着碟片，两根羊角辫，淡粉羽绒服，湖蓝校裤滚白边，红皮鞋。
我举起一张碟问她：美猴王？她摇头：看过了。又举起一张：大头儿子？
她依然摇头。她自己举起一张——奥特曼——眼神坚定地朝父亲看过去。
那男人四十来岁，中等个，黑瘦国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粗糙，相貌极普通，完全迥异于女儿。
卖碟的人叫司马义，凸着大肚腩，挎着腰包，鸭舌帽，黑墨镜，汉语流利：不要拍照啊。显然，他见过世面。我问他有没有木卡姆，他马上点头，有有有，将我带到摩托车旁，掀开后座，在一堆塑料袋里翻腾，找出ABC三张碟。我让他在DVD中放一下，他说唱歌的人就是哈密的，这样放是侵权。
三张碟开价十元，我还价到八元，成交。
他另给我一张名片，印刷着维吾尔语和汉语：夏穆夏提摄影中心、姓名……电话……他原来搞地质，下岗后和哥哥一起搞摄像，逢集时来旧货市场摆摊。他说春节前这里很热闹，春节后，这里就会变得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
父亲买了一把蒜薹，十一块；一把菠菜，五块；三根芹菜，六块；两个花菜，十八块；三根胡萝卜，三块；两公斤苹果，九块；一块豆腐，五块八……我让父亲拎着豆腐，将其余菜、水果皆放入尿素袋，往肩上一抡，扛起来，一路上，并无行人侧目，只觉浑身寒凉，膝盖骨、眼皮、鼻孔和脖颈，变得又薄又脆，喘息时生痛，脚趾僵硬，鞋底打滑，身体不住朝前倾。
接近土路弯口的摩托车旁时，地上已摊着一堆羊皮，姜黄色卷毛，还有两个羊头，血凝固在脖颈，黑红一圈。有个黑衣人，脖子缩在半旧的大衣里，厚实肩膀，头脸阔大，满下巴银须，正扯开一张皮，对着火烤，内里光滑、白腻、挟持着网状红血丝。
我凑过去看，那人回盯我，目光狂野如剑。我怯生生问收一张皮子多少钱，他说六十，可站在他身旁的人说八十，听到我嗤笑，他即刻改口道，八十……也行。他盯牢我，问：在哪？我骑摩托车跟你去取。
见我摇头，颇为失望。绕过他们，走到土路上后，我问父亲，为什么要烤羊皮？原来，天冷，皮是皱的，烤热后，皮子变软，用脚踩着一边，能把它拽大，再卖给皮货商时，价码就更高。
父亲像是找到了个好话题，接着说下去：好羊皮要皮好，毛匀、细，像棉花，一圈一圈盘着长，剪下来的毛可以纺线，织毛衣……父亲说，这些收皮子的人都有组织，赶着剪春毛和冬毛时，就去附近农村收毛……
四
大年初一清晨，我被某种声调唤醒，“唉……唉……唉……”圆柱状男中音，从高处辐射而下，如涟漪，是位老者，站在高高的清真寺上，向信仰者发出召唤，这声音并不让我突兀、害怕、惊诧……甚至，我对它还有某种莫名的熟稔、亲昵和享受……这西域大地的声音，将某种异质注入我的血脉，让我游走在南中国时，薄薄的体内，总湍急着一股暗流，让我能接纳不同面孔的人，嗅出他们身上所共有的苦难味。第一声鞭炮炸响时，是细弱的，像年轻人的眼神，紧接着，四周响起剧烈的劈啪声，粘黏成片，宛若战场，它一下子把南方，把东莞，樟木头的气息……带给我。
大年初三深夜九点，踏上T36次列车后，昏睡一夜，穿行过河西走廊，第二天抵达兰州，大雾，黑树，烟囱，黄烟，低矮平房的门上贴着红对联、倒福；下午，至天水，黄土坡上残雪点点，绿芽如外星人脑袋上的天线，自枯草探出，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土屋外的对联黄纸黑字，半坡上麦地一圈圈，无数个山洞，千佛洞般的黑格子。
西安到了，彩灯装饰着城墙，厚实、笃定、华美，李白之魂凝立高处，射出诗歌之光；半夜，火车骤停，列车员大喊，漯河到了，漯河到了，口音充满河南味，然而，整个卧铺车厢内的人集体昏睡。
第三天上午，岳阳到了，梯田里有水牛低头吃草，举镰刀角，棕黑身躯，无论草、树、稻田，都是绿、绿、绿，那种剥掉白雪后的绿……姜黄土路，弯曲，上跃，直通农家，埂子上堆着红土，吸附着浓重湿气，黏糊糊；韶关一到，岭南不攻自破，敞开，火车直挺挺，插入深处。
至广州东站，至和谐号，至樟木头，至家……我从东莞出发，抵达父母在哈密的东莞小区后，又返回东莞，历时十三天，穿越一万公里。一进家，我便扑向书桌，将出行的一切急匆匆记录下来，像是搞错了故乡，搞错了路线，搞错了性别般，我用词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再矫正。那些贯穿在出行中的空白点、模糊地带、幽暗空间——当我以高度专注的方法注目它们时——被迫鲜活，从个人的偶然经历中突围，变得浩大。虽然我所进行的描述，相比庞大的生活本身，实属辞不达意，自取其辱，然而，当我沉湎在个人的狭小盲区时，我不仅忘记了害怕，同时，还让童年的自己，也忘记了害怕。
生活并无捷径可寻，我被某种力量裹挟着，推搡着，澎湃向前，到了闸口，便纵身一跳，顾不得结局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