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毛泽东手书《念奴娇·鸟儿问答》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小雀的逃避处，不过是虚幻的仙山琼阁。
鲲鹏的理想，却是借助风云来改造世界。
小雀成了患得患失、中途退却的指喻。
鲲鹏成了坚信马列、继续奋斗的象征。
决心继续奋斗的毛泽东，在创作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之前，回了一趟井冈山。
1965年5月22日那天，一到黄洋界，汽车刚刚停下来，他便快步走向山顶，观看良久，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就是黄洋界！”随后让人去察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否还在。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
有时候，一种心物碰撞的契机，会突然把人的经验一层层剥开，人生隐秘的大门也就一重重开启，让你走进去，再走进去，从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份泛黄的记忆。
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记忆似乎已把他经历的一切综合起来，甚至覆盖起来。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1965年）
在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有这样一个镜头：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大步走向峰峦崖边，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
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没有了强势对手，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和田野，一望无际的江山和阳光，一望无际的欢呼和拥戴，还有心灵世界一望无际的比较和缅怀。
这里是他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
这里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摇篮。
这里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
这里的山峦，不仅燃烧过他的诗情，还燃烧过他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火种。
这次回井冈山，离毛泽东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整整38年了。
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惨烈，革命是何等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
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回味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他晚年常常说的这句话，或许透露着当时的一些心声。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这时在构想他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追忆流逝的风烟，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成为诗。
诗人当时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同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以“井冈山”为题写了三首词。
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唯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在诗人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激发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
这些豪情壮志，既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创造未来的动力和信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红旗，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象征，也是诗人特别酷爱的意象。
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研”……
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茫茫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
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座精神之桥，一座从昨天到今天进而开辟未来的思想之桥。
毛泽东的诗兴和诗思，就这样走进了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他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去揭示命运，去掌握未来。
一年后，他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决策。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称：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打击。
一生都深谙政权无比重要的革命领袖，为了掌握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后，不惜以73岁的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去“改造”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唯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又仿佛强化了他悲壮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不仅用笔写诗，他也用自己的行为写诗。
在毛泽东用行为写的诗里，产生了后来的历史需要去勘正和修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