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著名作家《金蔷薇》一书的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2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那么，一个作家如何来接受这珍贵而伟大的馈赠，永久保持童心并利用童年经验呢？这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完全是理论问题，但在这里我愿意作以下两点提示：
1 保持童心与社会化阻滞
儿童或早或迟都要进入社会，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必然要求儿童适应社会规范，并进一步去扮演社会角色。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社会化过程。所谓社会化，大体上就是指儿童依照与社会的需要、法律、道德规范相一致的各种行为方式去活动的过程。这也就是说，社会化是一个求同的过程，是合群性的表现。在某个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一致性、相似性处于统治地位。例如，在这种特定文化环境的制约下，几乎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价值观，有相同的道德规范，相同的行为方式，甚至相同的兴趣爱好等。从社会学的观点说，社会化是人对环境、现实的适应性的必然现象，因此它是人的责任感的表现，是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对社会而言，社会化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对个人而言，通过遵从社会规范，我们就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避免那种灾难性的或令人难堪的误解。因此，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社会化阻滞是人的病态，而不是人的常态。譬如，人们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坚强意志、伟大气魄、光荣历史的象征，这是全社会，甚至是中国人几乎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一个中国人成熟的表现。假如有人不这么看，认为长城代表着中国人的保守、封闭、落后、愚昧，那是一种丧失民族气节的偏见。这种看法恰好表明他的精神病态。因此，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社会化都是需要的。这是问题的一面，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又是以“遵从”现象为特征的。它迫使个人放弃自己的独特的观察、体验和见解，以社会多数成员的见解为见解，这对天真的童心和真诚的诗心又不能不是一种损害。这就是说，儿童和艺术家的坦率、天真、幻想、诗情和独特性等都可能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削弱和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社会化的人，充分地扮演社会角色的人，可能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部长、局长、书记、企业家、厂长、商人等，却往往不宜于当作家。为什么这种“遵从”心理会削弱或排斥“童心”与“诗心”呢？为此让我们来看一看社会学家所罗门·阿希的一个著名的实验：
X
A
B
C
是阿希研究中的一个典型刺激。把四条线同时给被试者看，问他哪条线的长度最接近直线X，在很多同伙都一致作出错误回答时，大约35%的被试者会遵从。参见[美]J。L。弗里德里：《社会心理学》，43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这个实验说明，“遵从”心理往往使人迎合群体意见，从而削弱了自己独特的真实的、本原的观察与见解，这和童心与诗心是相背离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尽管不少人对此有看法，觉得这是一种封建仪式，不想把小红书举起，但每一次人们都一致把小红书举起。在一个几乎全部成员都把酗酒念成“xiōng”酒的群体里，你怕人家说你念“白字”，或怕人家说你想“表现自己”，明知念“xiōng”酒不对，你还是迎合大家念“xiōng”酒。这说明产生遵从心理的重要原因是对偏离的恐惧。“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对偏离的恐惧都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人们不想突出自己而与众不同，总想与别人差不多。一个面临着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的人是不愿意偏离的。他想要群体喜欢他、优待他、接受他。他害怕如果他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群体会讨厌他、虐待他或驱逐他。为了避免这些后果，他总是趋于遵从。”[美]J。L。弗里德里：《社会心理学》，44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说明，遵从心理越严重，属于个人独特的感觉、体验、想象、理解就越少，童心也就越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化与童心是成反比的。
那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个作家怎样来保持童心呢？主要的一环是获得某种社会化阻滞。在这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获得独立的人格，如何获得承受群体压力的能力，如何加强艺术家的勇气，保持自己的独到的观察、体验和对事物的独到看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获得社会化阻滞，即不过分的社会化，那么他就可能保持与诗心相通的童心，世界在他眼里就会复原为具有艺术性的世界。这完全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锻炼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当然，儿童时期种种不利社会化条件的发生，如父亲死亡、爱的剥夺等，则是生活对作家的赐予，造成他的社会化阻滞，使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特观察，表达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2 童年经验与距离化
作家应该充分利用童年经验，但怎样利用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呢？在这里，关键的是要拉开心理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经验，特别是童年的苦难与不幸。回忆，再度体验，可以把最平凡的生活情景、最不幸的生活遭际变成深沉的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不会从纯功利的角度来回首往事，而是把往事作为一种对象来回味了。
法国著名作家弗郎索瓦·莫里亚克深有体会地说：“一定的时间间隔对于一个小说家是必不可少的。”王宁、顾明栋编：《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谈创作》，2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这种时间间隔对作家来说是重要的。一方面，它能够使作家充分体味童年经验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能将纷繁的童年印象进行拆解，把现时情感所激发的童年经验突出在前景上，其他则隐蔽为背景。于是，这个与童年相关的突出的意象就能被作家牢牢地把握住，进入自己的创作中去。俄国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说：“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往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275～276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时间，对于审美价值的创造作用是巨大的。童年经验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洗刷，在作家那里直接就转化为审美体验。诗人常说，他们的创作往往不是观察，也不是单纯的描写，重要的是发现，发现自己童年的内心世界。而且长时间的酝酿、玩味，使过去早年的经验得到深刻的审美升华，若能体现在作品中，那么就会有很高的审美意味。歌德创作《浮士德》几乎用去了他一生的时间。他用50多年的时间来构思作品的第二部分，他认为这长时间的思索给他的创作带来无穷的益处，岁月把他的材料不断地重写，使他获得了丰厚的人生经验的积累，他说：
我在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人在年轻时积蓄了许多银币和铜币，年岁愈大，这些钱币的价值也愈提高，到最后，他青年时代的财产在他面前块块都变成纯金了。[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这个比喻多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最能体验到童年经验之美的原因。是的，对老年作家来说，如果他们的身体依然健康，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用一生的经验不断地挖掘童年的矿藏，并最终探入童年经验意义的最底层，人生的意味也就鲜明而深厚地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