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文学创作中，怎样才能做到既合乎生活的逻辑，又合乎情感的意向的逻辑，从而达到“至情至理”的境界呢？我认为就叙事作品的创作来说，主要要把握以下两点：
1 要捕捉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
一般说来，事物的主要特征既反映了该事物的个性，又反映了该事物的本质。换言之，事物的主要特征是使该事物成为该事物的依据和标志，正是它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特征”的概念是由德国18、19世纪之交的学者希尔特提出来的。黑格尔称希尔特为“现代一位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从黑格尔的转述中，我们知道，他在《论艺术美》一文中提出：“正确地评判艺术美和培养艺术鉴赏力的基础就在于特性的概念。”他认为“特性”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说，根据希尔特的“特性”的定义，“只有适合于照实表现恰恰某一确定内容的东西才应纳入艺术作品，不应该有什么显得是无用的或是多余的”同上书，23页。在希尔特的启发下，黑格尔又进一步把“特性化”、“特性原则”当做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根据我的理解，就外延而言，“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就内涵而言，“特征”具有两种属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是极其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其二，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联结，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因此，作家要是捕捉到了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的话，就会给人以真实感。譬如，在漫画家的笔下，为什么只凭几笔勾勒，就会让许多人信服地确认他所画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某人或某物呢？这是因为漫画家研究过某人某物的主要特征，并以自己的笔把这主要特征夸张地鲜明地凸显出来，所以能立刻为读者所认同和识别，从而产生鲜活的真实感。文学创作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凸显对象的主要特征，不能让过多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冲淡或掩盖主要特征，这样才能给人以真实感。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
任何模拟，要求其真实，就必须传达原物的主要特征。一幅画像要是没有传达出面部的主要的、最富于表现力的特征，就是不真实；但是如果面部的一切细微末节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画像上的面容就显得丑陋、无意思、死板，它怎么会不令人厌恶呢？人们常常反对所谓“照相式地模拟”现实。但是假如我们说，模拟也像人类的一切其他工作一样需要理解，需要辨别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特征的能力，我们单只这样说，岂不更好吗？“死板的模拟”是一句常说的话；但是假如死的机械不被活的思想所指导，人是不能模拟得真确的：不了解被临摹的字母的意义，就是真确的facsimile（法文：摹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见《生活与美学》，94～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这段话当然是就再现性的文学作品说的。作者认为对事物的再现不是死板的模仿，必须有活的思想作指导，必须对事物的本质有理解，能够区分事物的主要特征与非主要特征。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艺术真实就会自然地显现出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论述是很精辟的。
中国古代的作家、艺术家们早就发现了捕捉事物的主要特征与创造艺术真实的关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绘画经验，据说顾恺之画人像有时数年不点睛。别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阿堵”是当时流行的口语，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个”。他的意思是，人身体的其他部分，画得美或丑都无关紧要，要真正达到“传神写照”，真实动人，关键在这双眼睛上，因此要长久地揣摩，才能捕捉到那具有特征性的眼神。苏轼非常欣赏顾恺之的说法和做法，他又在顾恺之的论点上做了发挥。他在《传神记》中说：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神写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因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彩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
苏轼这段话的意思是，作家、艺术家描写人物要做到真实传神，首先要写人物的眼睛，这是不错的，但不同人物的主要特征（即苏轼所说的“意思所在”）不见得都在眼睛上，如他自己的相貌的主要特征就在颧颊间，有的人物可能在“须颊间”，有的人物可能在谈笑的动作。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意思所在”之处，不必硬性规定每个人的“意思”一定在眼睛，重要的是要捕捉到其“意思所在”。苏轼所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如有的人的主要特征就不在眼，而在手。茨威格的著名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写了赌场的赌徒。作家说，所有的赌徒，很快就学到一种本领，会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挂起一副假面，装出一派无动于衷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的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惶乱，镇定眼神不露显著的急迫。”因此，你很难通过描写赌徒的眼睛来捕捉他们的主要特征。他们的主要特征往往在无法自我控制的手的样式和动作上面。“贪婪者的手抓搔不已，挥霍者的手肌肉松弛，老谋深算的人两手安静，思前虑后的人关节跳弹；百般性格都在抓钱的手势里表露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揉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过敏竟要把它们搓成碎纸，也有人筋疲力尽，双手摊放，一局赌中动静全无。”赌博者的手最能流露心性。这就说明不同职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不同处境的人，往往是通过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动作、不同的方式来表露他的主要特征的。同理，人、事、景、物在不同环境的氛围下，主要特征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善于捕捉事物主要特征的眼睛，以便自己的描写达到传神写照，达到最高的艺术真实。
2 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
然而，作家的艺术描写能不能给人以真实感，仅靠抓事物的主要特征又是不够的。特征的泛化和滥化就不能不导致艺术形象的漫画化，这就可能走到艺术真实的反面——理想化、极端化、简单化、教条化、呆板化，使生活失去五彩斑驳的色彩，从而走向虚假与矫情。因此，为了获得艺术真实，在捕捉和描写生活的主要特征的同时，又必须把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混沌状态充分地描写出来。不少作品之所以不能给人以真实感，而留下了编造的痕迹，就是把生活写得太明净、太光滑、太纯洁、太有条理，让人看不出生活的本来面目，闻不到生活的原本气息，摸不到生活本来的毛茸茸的特性。当然，文学作品不能提供生活原物，它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这是常识。但是在我看来，艺术加工、提炼不仅包含把太分散的生活集中起来，对太驳杂的情景加以选择，同时，它也包含把太集中的生活分散开来，把单纯的生活加以原生化，从而使笔下的生活更接近于生活的原生状态、混沌状态。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说：
只有在小说的描绘中看到未经整理的生活，我们才会感到，我们是在接触事实真相；如果在小说的描绘中看到经过整理的生活，我们就会感到，这是用一种代用品、一种折衷物、一种惯例来搪塞我们。转引自[美]韦思·布斯：《小说修辞学》，25页，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生活原生状态、混沌状态就小说而言应包括题材的原生状的把握，人物的外貌与内心复杂性的描写，人物言谈动作的丰富性的描写，人物心理复杂性的描写，人物生活环境的驳杂性的描写，等等。
就题材而言，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分得那么清楚，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城市题材、农村题材，等等。生活本身往往是立体化的整体世相，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像针织品那样经纬交错，不是单一的。因此，在我看来，最好的题材是那种包含了各种各样生活、反映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的立体化世相的题材。
就人物的肖像描写而言，或者就以对美人的描写来说，我相信脂砚斋对《红楼梦》评点中的说法：“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而不相信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对绝色美人的描写：“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所谓倾城倾国的美人生活中不会有。狄德罗有过这么一段议论：“一位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个人头，其中一切形式都很有力，很雄伟，端正四方，显得是一个最美最罕见的整体。在看这幅画时，我感到羡慕和惊骇。我想从自然中找到这幅画的蓝本，却找不到，和它比起来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软弱的，纤小的，凡庸的。于是我就感觉到这里画的是一个理想的头。但是我认为画家应该使我看到她额上露出一点轻微的裂痕，鬓边现出一个小瘢点，下唇现出一个小得看不见的伤口才好，这样就会使这幅画马上从一种理想变成一幅画像了。眼角或鼻梁旁如果有点天花疹的痕迹，这女人的面貌就不是爱神维纳斯的面貌，这幅画就是我邻居中一个女子的画像了。”[法]狄德罗：《波旁的两个朋友》，转引自《西方美学史》上卷，2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又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3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在这里，狄德罗实际上区分了古典美要求的真与现代美所要求的真：古典美重视单一、纯净、和谐与普遍，而现代美则重视多样、丰富、矛盾和特殊。而我认为，现代美所要求的真，更接近生活的本原状态，因而也显得更真实可信。
就人物的心灵来说，我相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墨子说：“天下物无全美。”同样，天下人无全好。我相信西班牙著名思想家、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话：
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七大美德和其对立的七大恶习：即谦恭与骄傲，节食与饕餮，贞洁与淫荡，善良与忌妒，慷慨与吝啬，勤奋与懒惰，容忍与暴怒。从他身上既可以造就暴君、凶手和该隐，也可以造就奴隶、圣人和亚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19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乌纳穆诺的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人当然有好人、坏人之分，英雄模范与懦夫小人之分，真诚与奸诈之分，美好与丑恶之分，贵与贱之分，等等，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可能都包含人性的全部复杂性。艺术真实要求在展示人物的基本倾向的同时，又将其人性的全部复杂性显示出来。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之所以获得成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展示了他笔下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的人性的全部复杂性。从总体来看，他当然是一条敢爱敢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有正义感的硬汉子。但这个有正义感的硬汉子是复杂的。他既是抗日勇士，又是土匪头子；他英勇过人，又残忍可怕；他刚正不阿，又杀人越货；他高尚，又卑劣；他是人，但在某个时刻又是兽。作为故事叙述人的“我”，也不是简单地赞扬或谴责，而是既赞扬又谴责，甚至在赞扬中有谴责，谴责中又有赞扬，而且还不止这些，其中同情、叹息、悲伤、欢愉、欣赏、调侃、卖弄，什么都有。这样一部作品的特色“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别林斯基）。
就人物生活的环境与氛围而言，我赞同契诃夫如下一段话：“对化学家来说，世界上就没有一样东西不干净。文学家应该跟化学家一样的客观：他应当丢开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态度，知道粪堆在风景里占着很可敬的地位，知道恶的感情如同善的感情一样，也是生活本来就有的。”《契诃夫论文学》，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我欣赏《红高粱》中对主人公生活的环境高密东北乡如下的叙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实际是由好几个分句构成的一个长句，每个分句都是“悖论”式的，即相互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这个长句中结合成稳定的平衡状态。这样整个长句也就概括地介绍出了东北乡作为人物生活环境的极端复杂和混沌的状态，从而给人以真实感。
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混沌状态也不可泛化和滥化。过多的自然主义的琐屑的描写，也会走到艺术真实的反面，因为这种描写如果过分的话，就会掩盖生活的整体脉络和事物的主要特征。因此，创造艺术真实实际上是既要求捕捉生活的主要特征，又要求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并要求上述两者取得稳定的平衡，从而使作品具有弹力和张力，使艺术世界达到最高的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