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受欢迎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也不意味着只能探索政治上正确的课题。被认定在政治上不正确的研究也许的确没有价值，甚至有害于社会，但它们极有可能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促使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我们知道，1909年，当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课时，杰出医生、将心理学应用于医学的先锋人物威尔·米切尔却将他称为“一个肮脏下流的家伙”。一所加拿大大学的教务长说，弗洛伊德似乎在宣扬“回至原始状态”。这些杰出人物往往离他的研究太近，因而无法看出其所含有的未来价值；我们对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也似乎距离太近，因而无法认识其是否能够增加人类的知识，或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坏处。因而，阻止哥特弗莱德森从事其研究的图谋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沙利文取消对少年性生活的调查和众议员登尼梅亚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资助对性的调查的企图。
§§§第五节状态报告
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究竟走了多远？
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行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就会知道，他已抵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点。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的遥远海岸。在科学领域，对真实本质的探索从来没有过可以计数的有限总量。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离终点还有多远，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终点。跟其他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心理学在解决疑难的过程中，发现的只会是更多也更深奥的疑难。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够远的了，因而完全可以回答遥远的希腊哲人及此后的其他思想家所提出的许多经典问题。
关于他们所提出的灵魂本质、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方式等问题，答案是绝对的，而且就包含在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化学和电子等现象的理解之中。这些现象在多种层面上发生，并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产生出我们称作思维的东西。这些现象的层面和组织形式为：
——在最低层面上，即在10埃（1米的十亿分之一）范围内，神经透质分子爆发性地从启动神经元的突触小泡中向它和男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间隙里发射；
——多个数量级（一个数量级为10倍）之上：突触间隙，约1微米（1米的百万分之一）宽，神经递质分子在这一间隙之间跳跃前进，将传递神经元上的信息传送到接收神经元；
——更高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oo微米，或1米的万分之一，发送出来的脉冲沿着轴突前进，然后在这里被送至连接神经元；
——再高一个数量级：少数连接起来的神经元按顺序发射的最简单的电路，长约1毫米，对诸如有方向的视觉刺激产生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至10厘米长的电路，由数百万个连接的神经元一硬件（或更准确地说是湿件）构成，程序在这里面运行，我们将从中体验到心理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更高的数量级：整个中枢神经系统，长约1米，上述一切均在这里以各自的组织层次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编程信息的流动，数十亿神经现象以有组织的模式使这种流动成为可能。
知觉、记忆、思维、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运行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并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少数哲学心理学家仍赞同大脑事件和来自其中并与之平衡的心理附带现象的二元论，但由于大脑死亡时附带现象已不复存在，因此，这一学说与传统的思维一肉体二元论相差无几）。
天性与教育这一古老问题的答复者在20世纪初为遗传论，后改为行为主义者，最近则为相互影响学说。许多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可以通过经验得到发展和塑造，而经验则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
同一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一古老的谜题：人的思想来自于经由特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之后的经验和学习。语言获取是再好不过的例证。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区域，能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感知句法结构、从言语中抽象出意义，并把相关的物体归入抽象的范畴。当特定的线路产生缺陷时，学习就难以进行，或根本不可能进行。语言能力天生较差者往往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她拥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读到，也毋须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他的许多古老问题也有解答，包括：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如何推理，为何经常推理错误；行动是如何及何时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利他主义、敌意或友好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形成于家庭和社会经验中潜伏的影响之中，等等。
然而，其他问题却是视觉研究者和立体图发明者贝拉·朱莱茨（Bela Julesz）所说的“奢侈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妨碍科学的进程，也不影响日常研究，因此，对它们的回答完全没有必要，大多数心理学家因而也相应地对其予以忽略。比如说意识的本质。它的用途或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得而知，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大都将其忽略不计，并在自己的研究途中绕道而行。但如前所述，意识现在重又得到众人的关注，这种现象表明，当心理学更深入地进入认知过程时，意识便不再奢侈。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乌尔里奇·莱塞（UlrichNeisser）说过，即使最复杂的计算机在很多重要方面均不及最一般的人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没有对自己作为一个实体的意识。
甚至连自由和意志这两个近几十年来在心理学中找不到位置的概念，现在也回到前台。行为主义者将之视作唯心主义的错觉而扫地出门，认知心理学家也回避它们，因为自由意志类行为似乎是没有因由的——这个概念虽被赶出科学的大门，但认知心理学家一直未能绕开或忽略选择这个概念——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过去和当前的力量可以决定一个人选择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一个不可回避却可观察到的现象。
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ip Johnson-Laird）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能以自我反射的方式运行，能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能有意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行动的结果，决定哪些行动是最好的，并有意识地将之付诸实践。如果我们不是执行这一过程，我们会选择不那么有意识的理由，即被斯宾诺莎称作人类枷锁的状态。在自我反射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
阿尔伯特·班杜拉在其“自我效能”学说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由不应该被消极地看做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被积极地看做是自我影响的行使：
通过操纵符号和参与反射性思维的能力，人们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行动，从而超越过去的经验……通过行使（自我调节），他们可以积极地确定形势的本质和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今后我们要走向何方呢？
《心理学年鉴》的每一期均充满着对这一领域的未来的预测。大部分人认为，在很多领域，心理学正在打破前所未知的疆界，进入从未想像到的知识王国；过去宽泛和粗浅的阐述正在退位，禅让给狭小、具体且可检测的学说。心理学可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除非突然冒出一个心理生活中的牛顿，他可以悟到一个拱形的法则，将这一特殊领域里的所有现象统领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许多发现跟过去一样在不同的范畴内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从芝麻小事到重大事项——从儿童教育和记忆力提高，到教育系统的重大改良、种族歧视及民族仇恨的消除。
最后，在远比此前广泛的范畴之内，心理学肯定可以满足最为纯洁也最为人道的欲望——理解的愿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无法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心理学正在证明的是，这位巨人错了。心理学正在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变得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