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当时售货员“扯布”的动作实在是洒脱，“嘶”的一声，就决定了你布的尺寸，那种自信和不容分说，使你总是蜷缩着身子悻悻而去，心里盘算着这块布适合给家里的谁做一件什么式样的衣服。在票证时代，柜台总是高大的，柜台里的人同样高大。
那是一个民风强悍的地方，民间习武成风，宗族势力强大，打架事件习以为常，小打不断，大打就变成了械斗，也就是俗称的“杀阵”。
我们是外来户，现在想来我们这样一个小小家庭在那里一路风雨飘摇，能安稳生活实属不易。小时候便听过许多“五百钱”的传说，说是谁对谁有仇，有“五百钱”的人只要轻轻对他点一下，过不了几天那人便会气绝身亡。那时，有“五百钱”这种绝招的人是极其神秘的，听人们说有这种功夫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出来，功夫的最高境界便是“五百钱”。在与外地人打架时，只要一听说是丰城人，一般都不敢惹，“五百钱”让周边那些村镇的人闻风丧胆。
那时，父亲是单位领导，有时批评下属言语太重，好心人过后都会提醒他，千万不要太得罪人，说不定那人有“五百钱”。我见过父亲单位上的一个职工酒后练武，他手提一块巨大的石头在自己的胸膛上猛砸，毫发无损，据说他隔了几米远一拳头打过去，可以让一头猪大叫一声落荒而逃。他有一次用五根手指往二楼地板上戳，整个二楼十几间房的地板全都轰轰作响，据说他就有“五百钱”，只是据说，因为“五百钱”是绝不会表演给人看的，所有的高人都不露声色。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时常听到高人过招的故事，时常笼罩于一种英武气息之中，明朝的抗倭名将、军事家、诗人邓子龙便是丰城人。这座城市崇尚刀剑等利器，以至老城区最大的镇就叫“剑光镇”。始建于清嘉庆的剑匣亭，便是因纪念晋朝县令雷焕掘狱基所得到的内盛“龙泉、左阿”雌雄两宝剑的剑匣而建。可能是武侠文化的代代相承，我们小时候都学一点举杠铃、摔跤之类，也有的去练铁砂掌、板凳功，真正走上习武之路。
最恐怖的还是“杀阵”。在县城附近有几个大姓，经常为土地、水源或是谁受了欺负之类引发大的冲突。那时，所有同村同姓的人都必须召回，无论是上班的不上班的、做官的不做官的、本地的外地的，无论男女都必须赶回来，这是全村的大事，关系到许多家庭的生死安危。杀阵时，走在最前面的武艺高强，一手拿木锅盖，一手拿砍刀，锅盖有点像古时的盾牌，可以抵挡对方的砍刀，双方头领首先对砍，后面簇拥的战斗方阵紧随其后，随时准备发动攻击。一次“杀阵”往往有许多死伤，那种场面如果写入小说，加上细节描写，加上虚构，绝对波澜壮观。只是这样的械斗往往没有多少正义的成分，大多是为宗族利益。由于血液里有一些彪悍的基因，民间怨气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在“文革”后。
红木椅
老戏台还发生过冲击并砸烂乡政府的事。父亲单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院，也经常有老百姓冲进来闹事，所以小时候经常看见单位领导与周边的人吵架，当时个小，我从下面看见吵闹时大人腿上的肉不停地抖。
其实，民风强悍与见义勇为也是不相分离的。我们这家外来户虽然在很多当地人的家族活动中是排除在外的，也受过不少威胁和恐吓，但没有真正受到祸害。一次，父亲在赣江游泳时由于游得太远，身体又太胖，下沉时，被人发现，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奋力把他救了上来。这事一时在我们左邻右舍传为佳话。
风风雨雨，我们这个家在那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就连“文革”，父亲也没有挨打受批，这是否得益于当时在公安局当保卫科长的姐夫，不太清楚，我也没有问过他们。后来，父亲还是调回了老家，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六年的地方，也把我带离，但我整整十六年的童年、少年时代却永久地留存在那里。
照片
穿过岁月的悠远与照片中童年的我对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照片已经微微泛黄，却引出我许多的童年回忆。应该感谢那台老式的凤凰120相机，它所捕捉到的童年影像成为我过往岁月的见证。照片如此真实地把自己的过去完整地留存了下来，并可以随时随地展示。
当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要拥有一台照相机是不可能的，是在县公安局保卫科工作的姐夫，破案侦查拍照的相机有时里面会多几张胶片，直接洗掉可惜，他便叫上大姐和她的女同事，有时也带上我一起去拍照。大姐和女同事都很年轻，怎么拍怎么漂亮，那时姐姐和姐夫新婚不久，姐夫精神饱满，不停地按动快门。我想，时常出入犯罪现场拍摄了不少破案证据照片的这台相机，一下子摇身一变来拍这一群年轻女性，真的是反差蛮大，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在快乐的笑声中，姐夫一个劲地拍下去。有时，他们一群人出去拍照，要拍合影，就对好焦距，调好光圈，让我帮忙拍，看着相机方格子里晃动的人影，在相机平稳、感觉图像清晰后平生第一次按下快门。由于技术原因，拍出模糊图像的事是常有的，那时，大家照相非常认真，摆姿势要摆个半天，直到拍照的人和拍摄对象腰酸背痛，才开喊“一、二？？啪”。
那些照片时间越长越显得珍贵。在相册里还保留了一张我一周岁时的照片，应该是在照相馆照的，那时，每家的小孩到了周岁一般要去照一张照片，不穿衣服，赤身面对镜头，照片洗出来，也赤身面对所有看照片的人，童趣盎然。有时候，旁人看到我这张照片都哑然失笑，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张全家福也非常珍贵。照片中父亲标准的军人坐姿，可以看出他一生的严谨，他左臂戴着黑纱，显然是婆婆刚刚去世后，我们全家拍了这张合影。大哥穿着军装，他是从部队请假回来奔丧的。二哥的发型有些滑稽。我大概六七岁，大大的头，宽大的衣服遮掩了身子的瘦小。外甥被祖父抱在身旁。一家人神态各异，表露着不同的心境。
后来，二哥也入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听说他们的部队也奔赴前线了，家里人非常担心，天天等着他的回信，可能是部队担心泄密，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几乎天天要去邮局等消息。二哥年龄不大但经历的事情非常多，他当过食堂采购员、下过放、挖过煤，在煤矿还差点遇上瓦斯爆炸，我们相信他的福分，终于，家里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反击战已经结束，部队已经凯旋，在战场他还立了功。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寄来了一张上前线之前拍的两寸免冠照片，照片里他理了光头，目光专注，神情泰然。二哥说他们前面那个排打得只剩几个人，战场上死伤惨重，他们是作为后续部队增补上去的。我们通过这张两寸照片推断战争的残酷，也通过这张照片知道了二哥的平安回归。邻居们争相传看这照片，二哥真正成为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了。
那年月，拍照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都是数码相机，还可以连拍。那时，也没有真正摄影的概念，纯粹的风景照几乎没有见过，所见过的都是大头照、夫妻照、集体合影照。因为照片的稀少，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像我们小学毕业，一张同学合影照都没有，许多的回忆只能通过脑海里模糊的印象来进行描绘，由此，更感觉那些幸存下来的老照片可贵。
石磨
冻米糖
小时候的冻米糖能吃出一种年味来。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拿出自做的冻米糖来招待拜年的客人。那时，大家住的都是平房，走家串户很是方便，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外地亲戚来拜年，抬腿便可进门。每家端出来的点心林林总总，有花生、瓜子、糖果、酥糖、饼干、大麻枣......但最普通最具特色的便是冻米糖。
冻米糖的做工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选定上好的糯米，煮熟，然后晾干，摊放在竹筛上放在太阳底下晒。由于冻米糖一般选择在入冬后开始做，那时，阳光已经很柔和了，所以，把熟糯米晒成一粒一粒需要一些时日。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每天，大人们凌晨把铺满糯米的筛子一个个摆出来，黄昏又一个个收回屋里，很是辛苦。因为怕鸡、鸭偷食，又必须晒在高处，有时就直接晒在屋顶上。遇上结冰冻霜的天气，糯米被冻成硬硬的一小团一小团，然后我们又花时间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掰开。好的冻米糖往往又是要受过霜冻的，晒过之后还仅仅是冻米，做成冻米糖的程序还在后面。
真正开始做冻米糖的时候犹如一场盛大的典礼，家里几乎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围在炉灶前。像我们这样姊妹较多的大家庭，做冻米糖的场面更大，一方面围看的人多，更主要的是，冻米糖做好想先尝尝的人也多，还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那时还是烧柴，手拉风箱发出“啼咕、哒哒”的声音，火越烧越旺，铁锅烧热后，把一块块黄色的米糖放入锅中，米糖一加热很快变成粘稠的液态。其实，米糖在融化之前也是可以吃的。小镇的大街小巷就有换米糖的老头来来往往，我们用鸡毛、牙膏皮去换米糖吃。
炒冻米之前需先把一些细砂放入锅中加热、翻炒，然后把冻米放入，这样冻米不易烧焦。冻米在迅速升温的铁锅和砂子之间膨胀、炒熟，赶紧起锅，然后用细纹筛子把砂子筛去，得到干净、香喷喷的冻米。后面的程序简单了，把冻米放入液态的米糖里，不断搅拌，同时不断加入冻米，在比例适当之时就可以起锅了。用模板把它压成长方形，在冷却之前用刀切成一片片，香气袭人的冻米糖就做好了。
做好的冻米糖一般用瓦罐或铁桶密封好，待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吃。当然，也会放一些在外面让小孩们尝尝，但一点点吃终归是不过瘾的，于是，便开始了寻找与藏匿冻米糖的游戏，不断地被发现，又不断地转移存放的地方。几乎家家如此，家家都有由于偷吃冻米糖而挨打的小孩。
总算盼来了大年三十，冻米糖可以敞开吃了，但到了初一，又开始进入计划时期。因为要待客，冻米糖成为桌上的必备，客人走了，往往要收起来，每次又只能吃一点。寻找冻米糖的游戏重又开始。这冻米糖现在看来原料极其简单，但那时却是我们美好的零食，也是我们联系亲情的纽带。在那物资匮乏的时代，我们没见过现在超市里如此名目繁多的食品，冻米糖才是我们能偶尔吃到的美食，它那样香醇，那样甘甜，那样韵味绵长，那样令人回味！
那时的母亲
小学时，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被老师叫到黑板前罚站，又说要通知家长来，我默默地站在全班同学前，老师正常上课。通知家长的信息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发出的（那时还没有电话）。那是冬天，教室外飘着雪花，来的是母亲，她头扎围巾，棉衣上布满了正在融化的雪花，她推开教室门，看见正在罚站的我没说什么，只是轻声地和老师打招呼，满脸歉意，像是自己犯了什么错一样，怯怯地站在教室门外。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看见匆匆赶来的母亲，我心里阵阵心酸。正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的她，因为儿子的顽皮，又赶到学校来接受老师的询问了。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老师说叫家长来。自小虽然很少挨打，但叫家长来比挨打还难受。一是在同学们面前自尊丢尽，二是给家里添了极大的麻烦。父亲在单位工作，母亲专职做家务，在生活都很困难的年代，要养活一大家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全家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除了祖父有时做点零工，帮持一下，一家的衣食都由母亲来盘算。应该说母亲是非常能干的，我们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小姐姐寄养在乡下，其余都在身边。小时候，我们是大的带小的，小的大了又带更小的。不断生育，母亲身体的付出自不必说，她还必须为了一日三餐而操心，种菜、养猪、养鸡、洗衣服，天天如此。那年月，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看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青春靓丽，她和父亲的结婚照就放在家里的柜子上，刚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几乎没有看过母亲穿新衣裳，在家里有时出于好奇，我从樟木箱底翻到过母亲陪嫁时的银镯和各种头饰，据祖父说早年在乡下我们家日子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太公在村里开了大磨房，在乡下建了大大的房子，梁柱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但后来家里败落了。父母新婚不久遭了土匪的抢劫，幸好人没有意外。母亲为了家里每一个人有一口饭吃省吃俭用，有时，她竟去干体力活，去扛木头，推大板车，赚点钱养家。母亲做梦都想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她希望像其他新社会的女性一样有单位同事，有集体和组织的感觉。她还真短暂地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但每次工作不久又因为生育、带小孩不能再去上班。我不知道在操持家务方面母亲和旧式妇女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她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从哪里体现出来。记忆中，她总是不停地带养小孩，带了自己的儿女，又带外孙、外孙女，母亲在无休止的操劳中几乎要崩溃。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母亲和父亲发生了争执，他们大吵了一架之后，母亲出走了。那时，我还小，总等母亲，总不见她回来，我开始哭个不停。父亲可能是受不了我的哭声，见不得小孩的可怜，又到处去寻找。现在想来，母亲可能也是一肚子的苦水无处诉说，母亲被找回来时一身湿透。后来，母亲到哪，我都是紧紧跟随，生怕她又突然不见了。
母亲仍然没有一份可以拿退休工资的工作，直到她过了退休的年龄也没有单位让她退休，这可能是母亲一辈子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