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应当获得这份奖金的是屠格涅夫，这是他的短篇小说，我不过是抄了一遍，仅仅把情节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名字改了改。我记得，我是从一本爸爸没来得及看完的书里抄下来的，我说他没看完是因为剩下好些书页还没有裁开……
他发现我的剽窃行为时，算我运气好，我没在他身旁，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个人问他，你儿子格雷戈里在写作吗？“是呀，”他马上得意地回答说，并禁然一笑，这是他那种职业性的笑容，总是能使人入迷。“格雷戈里算是开出了张支票，虽然他写得不怎么的。”不消说，大家对这件事嘲笑了一番。
爸爸常常讲，他在动笔之前，总是能清楚地意识到句子是怎么在他的头脑中形成的。他总是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案来写这句句子，再从中选出最好的方案。他指出，当他笔下的人物讲话时，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有时，打字机都跟不上他们的讲话。因此我不懂，爸爸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时为什么要写信给批评家说…··作家的劳动是一种“艰苦的行当”等诸如此类的话，指望用这些话来引起他们对他的怜悯。
现在我懂得了，爸爸是指他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对语文的非凡的敏感并没有背弃他。而且，不消说他更富有经验，更明智了。然而他早先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却已丧失殆尽。世界已不再像流过净化器那样流过他的头脑，他如果在净化器里净化一番的话，他就更加是个真正的、优秀的人了。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中只有一个不长的时期是例外，那时有一位出生豪门的意大利少妇来访问爸爸在古巴的田庄，爸爸对她产生了柏拉图式的倾慕之情，于是创作的闸门重又打开了。在此期间，爸爸写完了《老人与海》，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海流中的岛屿》的第一、三两章，诺贝尔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他对人类的命运充满忧虑，对人充满同情，并认为这是“创作的发展”。这一切乃是他那种新的幻觉的结果。这种新的幻觉是：他意识到自己才气已尽，不知该怎样才能“在现实中”生活下去，因为他是知道其他许多几乎不具备天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经常对我说：“孩子，成功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或者说：“你知道赌博的方法吗？要一刻不停地行动。”也许，他在才气已尽的情况下，懂得了赌博的方法，输赢全凭命运。
他一生可谓应有尽有。年轻时他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经常被女人所包围。她们那种崇拜他的样子，非亲眼目睹是决不会相信的。他天生极为敏感，身体非常强壮，精力充沛，为人又十分乐观，这就可以使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却很快就能从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而这种创伤如果是意志比较脆弱的人遭受到，就很可能把他们毁了。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思维能力，遇事能冷静思考的人——像这么些品质能兼备于一身是很罕见的。因此他的成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遗传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在受到濒临死亡的重伤之后还能康复如初。
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丧钟为谁而鸣》问世后，发觉自己的才华每况愈下，就变得动辄发怒，无法自制，这是不是应当感到奇怪呢？如果一个人具有上述的种种品质，而且又善于把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得以理解的东西描绘得栩栩如生，那是不可能表现出夸大狂的。但如果才气耗尽后，却完全有此可能。
后来，犹如小阳春一样，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规模虽然不大（因为短暂的小阳春天气来不及产生大规模的作品），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但随后就是——而且永远是——漫长的秋天和严寒的冬天了。
要是你们在我爸爸年轻时就认识他的话，不会不爱他，不会不钦佩他，可是等他到了老年，你们就只会难过地回忆起他的过去，或者只会可怜他，因为你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美好！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找那种可以眼看自己日益衰老而无动于衷的职业的。但凡是具有他那样的才华，具有他那样的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深刻、丰富的想象力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吧……
最后一支舞
——里克·奈尔斯
我小时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忙捡薪柴。我爱这差事。通常都是我和父亲到森林里去劈砍薪柴，我们两个男人完全不输给健壮的伐木工人。我们分担彼此的工作，使我们的家人获得温暖。没错，他教我要做个养家的人，那是种很美好的感觉！我们常打赌我能在五百斧内，把一大块结节的老树干劈开，我使劲去砍，大多时候我赢了，但是我想那是因为他总是给我很多机会，因为他看到柴块终于裂开时，最后那一斧（第499斧）强力的劈砍，我是多么得意而快乐。然后，我们流着汗水，在严寒中将一雪车的木柴拉回家，走向有美食及温暖舒服的炉火旁。
我一年级时，常在礼拜二晚上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常看的节目有：《韦艾特尔普》（WyattEarP)、《夏安族人》（Cheyenne）、《独行者》（Marerick）、《糖塔》（SugarLoaf）。他让我彻底相信过去曾经和某些剧中的演员骑过马，因为他总是在事情发生前告诉我，使我深信不疑，他说他太了解他们，因而能预知他们的行动。我好得意，因为父亲曾是个牛仔，而且还跟最好的牛仔骑过马。我到学校向朋友炫耀，他们取笑我，认为我父亲吹牛，我为了维护他的名誉，便常和他们打架。有一天我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父亲看到我撕裂的裤子和破皮的嘴唇，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回事。最后，他也只好实话实说，我虽然觉得很难堪，但还是很爱他。
我十三岁时，父亲开始打高尔夫球，我是他的球童，只要我们远离俱乐部，他会让我挥几杆，我也因此迷上了高尔夫球，而且打得很好。有一次父亲带两个朋友一起去打球，我们还联手打败对方，我笑逐颜开，我们真是同心协力，合作无间。
父母的次爱是跳舞，（至爱是我们这群孩子）他们一起跳舞时真是一对璧人，舞厅里的群众戏称父母是舞林里最佳的M&；M组合（父亲名马文(Marvin)，母亲名马馨(Marxine)），跳舞使他们美梦成真，他们专心跳舞时春风满面，我和两个姐姐南西和茱莉也都常跟着参加婚礼舞会，一家人都很狂热。
每逢周日早晨礼拜后，父亲和我便负责准备早餐，在煮燕麦片和葡萄干时，我们就在母亲刚打完蜡、洁净无瑕的地板上练习踢踏舞，而她也从没抱怨过。
随着我年纪渐长，我们的关系也似乎愈来愈疏远。进入高中时，课外活动就占去我很多时间，我的同党也都是运动员和玩音乐的高手，我们常一起运动、在乐团里玩乐器、追女孩。我记得父亲开始上夜班，不再参加我的活动时，我觉得难过又寂寞，只好沉浸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中，我当时气忿的态度是：“等着瞧吧！没有你在，我还是一样能出类拨萃。”我还同时担任曲棍球及高尔夫球球队队长，但他从没来看过我比赛，他的漠不关心似乎让我生命更失望、灰心，我需要他，难道他都不知道吗？
喝酒也逐渐成为我社交的一环，父亲不再像个英雄，充其量也只是个不了解我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我正心烦意乱。有时我们两个都喝了酒，酒酣耳热之际，似乎也拉近我两人的距离，只是过去那种特别的感觉已不存在。从我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我们从没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整整有十一年呢！
有一天早上，父亲和我正准备去上班，他在刮胡子时，我注意喉头隆起成块，我问：“爸，你脖子上长什么了？”
“我不知道，今天我要去看医生才知道。”他说。
那天早上，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面露惧色。
诊断的结果是癌症，接下来的四个月，我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眼前的一切似乎很茫然。他一向都很健康，所以看到他从一百六拾五磅重瘦到一百一拾五膀的皮包骨，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试着亲近他，但他大概心事重重，无法注意我或理会彼此的感情。
事情似乎一年不变，直到圣诞夜。
那晚我到医院时，才知道母亲和姐姐整天都在那里。我接手，让他们回家休息，走进病房时父亲正在睡觉，我便安静地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偶尔他会醒来，但他相当虚弱的喃喃自语，我听不出他想说些什么。
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半，我有点困了，就躺在医院的简便小床上睡觉。突然间，父亲叫醒我，他叫着我的名字：“里克！里克！”我坐起来，看到父亲坐在床上，脸上有着坚决的表情。“我现在想跳舞，我想跳舞。”他说。
起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才好，我只是呆呆坐在那里，然后他坚持：“我要跳舞，拜托，儿子，我们跳最后一支舞吧！”我走到床边，稍微弯身邀请了：“爸爸，你能跟我跳舞吗？”令我惊讶的是，我几乎不需扶他下床！他的力量必是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手牵手，互拥着对方，在病房内婆娑起舞。
没有任何语言足以形容那夜我们共享的爱及能量，我们合而为一，在真爱及对彼此的了解和关心中融为一体，我们这一生似乎都共享珍贵的时候——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那些景象似乎都历历在目，时间并不存在，我们不需要录音机或收音机。因为所有已存在的歌曲或未来将出现的歌曲，都在空中演奏，那窄小的病房比我跳过舞的任何舞厅都大，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睛闪着哀伤的喜悦，我们热泪盈眶地跳着舞，因为我们正在道别，时间所剩不多，但我们再度感到彼此坚定的爱是多么伟大。
我们停下来时，我扶父亲躺回床上，因为他已筋疲力尽，他紧抓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谢谢你，我真高兴今晚有你陪我，这对我实在意义重大。”第二天是圣诞节，父亲过世了。
圣诞夜的最后一支舞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让我知道父子之间的爱可以那么强烈，那么有意义，这真是幸福和智能的礼物。
爸，我真的很爱你，期待在天国的舞厅里的下一支舞。
爸爸
——凯莉·瓦特金斯
我三岁时父亲过世，七岁时父母再婚，我变成世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之前我对父亲的人选精挑细选，当妈妈和“爸爸”的约会一阵子后，我跟妈妈说：“就是这个人，我们接受他吧！”
妈妈和爸爸结婚时，我当花童，单单这件事就够奇妙了，有多少人能说他们曾参加自己父母的婚礼（而且真的走上红毯）？我爸爸很以自己的家庭为傲（两年之后，我们家添了个小妹妹）。不太认识我们的人会对母亲说：“查理跟你们母女在一起，看起来总是很得意。”但不只是在外而已，爸爸还很欣赏我们的聪明、信仰、常识及对人的爱（还有我可爱的笑容）。
好景不常，就在我满十七岁之前，可怕的事发生了。爸爸生病，医生检查了几天，也找不出原因，“如果像我们这样彻底的检查都找不出毛病，他一定是没问题。”他们就告诉爸爸可以回去工作了。
第二天他下班回家时，泪流满面，我们才知道他病得很严重，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因为他认为哭是懦弱的表现（这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关系，因为我是个荷尔蒙主导的少女，看到什么就哭，连贺氏卡片的告诉也不例外）。
最后，我们还是把爸爸送进医院，这才诊断出他得的是胰脏癌，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而我们更清楚，他至少还有三周的时间，因为下周是我妹妹的生日，再下周是我的生日，父亲会抗拒死亡，向上帝祷告来获取力量，撑到我们的生日之后。他不会让我们往后的生日都带着难受的回忆。
当有人面临死亡时，其他人的日子还是得照常过下去。爸爸非常希望我们的生命还是照旧，我们则希望维持生活中有他，妥协的结果是，我们同意继续进行“正常”的活动他则尽量参与，即使是人在医院。
有一天，我们看到父亲从病房中出来，与父亲同病房的人也跟着从后面走到走廊。“你们在这里时，查理一直都很安静，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我想你们不了解他有多痛苦，他只是尽力忍受掩饰而已。”
母亲回答：“我知道他在掩饰，但他就是这样，他不要我们难过，他知道我们看到他痛苦时会很伤心。”
母亲节时，我们把所有礼物都带到医院，爸爸在医院大厅等我们（因为妹妹太小，不能进入他的病房）。我帮他买礼物，让他送给妈，我们就在大厅角落愉快地小小庆祝一番。
第二周是妹妹的生日，爸的病情不太乐观，不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拿礼物和蛋糕在他那层楼的等候区庆祝。
接下来的周末是我的舞会，按惯例先在我家及舞伴家照过相后，我们到医院去，没错，我就穿着有箍衬的拖地长礼服走过医院（差点挤不进电梯。）我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爸爸脸上的表情，我知道这一切都值得，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等着看他的小女孩参加第一次舞会。而妹妹的年度舞蹈发表会前一天通常会有正式彩排，此时家人可尽量照相，彩排后，我们当然又去了医院，妹妹穿着舞蹈服装昂步踏过走廊，跳舞给爸看，虽然爸那样找节排让他的头相当痛，但他从头到尾还是都保持着笑容。
我生日那天，因为爸无法离开房间，我们就偷偷把妹妹带进去（护士善良地故意不看我们）。我们一起庆祝，但爸的状况已经不太乐观，该是他走的时候了，但他仍坚持到底。
那晚，医院打电话来，说爸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后，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从死亡中最难学的功课便是日子仍得过下去，爸坚持我们要好好活下去，直到末了，他仍关心我们，以我们为荣。他临死的要求是，下葬时将一张全家福放在他的口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