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没能住进巴哈科医院。昨天我事先打过电话，得知我的名字没能记录在准许住院的名单上。这里有些蹊跷，我要求和A大夫本人谈话。在他的嗓音里，我都等待着所有的可能，他的每个语调都是我希望里中的色彩因素。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您还在想什么！您以为我周末也工作吗？”
“根本不是，医生，为了这个问题，我专门从纽约给您打过电话。”
“您打电话是为了取消手术。我不能和您在这些细节上浪费时间，您只能和我的秘书去交涉吧。星期一上午十点钟您来医院，我给您做检查。”
“我应该带睡衣来吗？”
“我和您说过，就这些细节问题，您到我秘书那里咨询就足够了。”
在A大夫与我之间的怪异误会仍在继续。他的这种粗鲁态度是从何而来，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一定不难得知我脚下踩着一根何等绷紧的希望细绳，要找到平衡，缓慢行走其上又是多么的不肯定。更让我感到混淆不清的是，我早已有所耳闻，他不仅是优秀的眼科医生，同时他拥有一颗非常高尚的心，他给不少没有经济来源的病人免费做手术。为什么他偏偏想要向我发泄他的怨恨呢？我思忖着是不是很简单的，我成为了西班牙内部战争的牺牲品了。那位巴塞罗那的显要夫人，人人皆知她全家人拥护佛朗哥集权派的观点，是否事先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是她给我招来了逐次反应。我已经打听过了，A大夫不是佛朗哥派的人，他来自于西班牙左派分子的一个地区，那里的人民饱受佛朗哥专制统治的痛苦。也许自然而然地，他把我归纳到这位为我“申请就医”夫人的政治圈子里了。这是一个可恶并毫无意义的误会！在我与之进行的搏斗里，这种较量让我觉得是在浪费能量。实际上，我既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个富豪。
我走在绷得极度紧张的钢丝绳索上，我从每个颤抖中，每个事变中自译出带有预兆的表示。在二月二十三号瓦露赤卡生日那天动手术，我觉得能在失控的天体里获得理想的接合点。没想到竟然产生了这个旁枝错节，他把我的思想和安排全部打乱。我到达了古垄旅馆，给出租车司机付过钱，我把剩余的钱放在口袋里，再挽上前来提行李工人的胳膊。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把手捅进我衣服口袋里，犹如一头尖嘴野猪在拱地一样。我抓住那只继续翻腾的手，我结结巴巴地，不知道怎么用西班牙语喊“抓小偷”。提行李的工人站在我的旁边，他既不愿意看，也表示听不懂什么，他回答我：
“Si， la puerta……aqui mismo。（是的，这是大门。）”
我紧紧抓住这个人的手腕，他无须使用大力气就挣脱开我的手掌。飞快的速度，强暴的侵犯，厚颜无耻的举动，在我头脑里滞留下弥天大雾般的噩梦。麦克·杜嘎拉胡同小阁楼里的夜晚记忆又重返脑际，我必须立即停止这个程序。我向有关人员疾呼道，马上要呼叫，就抗议，就是现在，现在到街上追赶才是。对方大度地说：“钱丢了，人也跑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那么，我们就再也别提这件事了。”
这个男人的胆怯心理，如同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样危险。
旅馆里的走廊交织复杂，这间卧室位于过道的最尽头。房间很小，不太干净，它面向一个内院，听不到一点街上的噪音。夜晚在沉静和孤寂中移动着，我辗转不眠，快要发疯似地翻来覆去地搅拌着希望。在强迫整理自己思绪的同时，我发现我的大脑被黏结住了。已是清晨三点多钟，我一定，一定要和瓦露赤卡通个电话。我知道为了打消我的欲念，她已经更改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是，我认识她在巴黎的一个亲戚，很快地，查询处给我提供了所需要的号码。我模仿一个带有命令式口气的阿拉伯商人，再加上一点礼貌用语。那位可怜的女人，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为了快一点甩掉我，赶紧去找她的电话号码本。于是我直接拨向纽约，想必这会儿旅馆的总机去睡觉了。所以，我的电话线路总是阻塞不通。
我和世界的最后联系，间断在这个带有灰尘的小立方体的机子后面。我多次摇晃着电话，它毫无反应。说什么我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圈套里，我必须去唤醒那个老头。我闪现在走廊里，掠抚着建筑上的装饰图案，一户户的门，没有一扇窗户。我听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的交错复杂的走廊。我经过一扇发出轧轧作响声音的玻璃门，找到一节向上的楼梯，可是却没有摸到与之相反的另一边，总是应该有朝下走的阶梯吧。我尽力保持着我的方向感，否则，我将失去返回自己卧室的可能。突然，我听到断断续续的、像透不过气般的隆隆喘息声，是电梯。这个顾客很晚才回旅馆就宿，我趁电梯门尚未关上以前，猛地冲进里边。出于偶然，我按一下靠下边的键钮，我等待着最坏的情景——按响的是警铃，然而却没有！电梯抽抽搭搭地停在楼下的大厅。值班男人低声抱怨着为我接通了电话线。在摆脱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险阻之后，我耗用了近一小时的时间才算找到了他。可是，我不太情愿让他知道这些。
尽管我比较容易地返回到我的卧室，可是那些手柄仍然转动得很缓慢。我找到一扇门，先是听一听，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什么启发。因为，在这家旅馆的所有门把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拨通瓦露赤卡的号码，在那边，在大洋的彼岸，铃声重复响了五次，十次，十五次，她没有在家。
时间凝固了，在寂静中我触摸着我手表的指针，它像是被焊住了。“我给您做检查”，他还想查出其他的什么呢？也许他不再想切开眼皮诊断，或者是不准备进行大手术了。而我渴望躺到他的手术台上，由他为我做手术。我深信不疑，如果我们到达了那里，他的精湛技艺和我的坚定信念将会还给我这个视觉世界。为了能挤进他的手术台，我宁愿柔软得如同一条蛇。无论是碰钉子，或是受到责骂都不能让我就此停步，我将要绕道前行。
早上，透过房顶上的瓦片，我听到来自大教堂的钟声。今天是星期日，西班牙人还在睡觉。电话铃响声骤起，顿时衬托出室内的孤寂漠然，从大海底下传来瓦露赤卡的声音：
“他还没有给你做手术！”
我向她做着解释，她在安慰我：
“没关系，我信任他，你不要那么计较，他是个很了不起的男人。他会给你做手术的，你不要一个人待着，给安东尼打电话。”
她的声音宛如把寂静包裹在了一只蚕茧里，一整天我脑子里都歌声不断。她在我踩着的这根钢丝绳上安置了一个天平，一时半会儿我谁也不想见。过后，我还是给安东尼挂了电话，他很不高兴我没有先去他家。他请我一起吃晚饭，我并不知晓，安东尼是个钢琴家，他极为出色地演奏过高勒贝（Golberg）的变奏曲。
翌日清早，他陪同我一起去医院。完全出乎意料，入院管理人员认为我很守规定，我与A大夫也事先定有约会。十点钟了，加夹着浓重的汗味、烟草味的人群开始涌动，他们的孩子揪着我的裤子，还在我腿间踢来踢去。安东尼应该走了，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
我进到A大夫门诊室，我已经比较熟悉这条路线，用不着这位女秘书不合时宜的拉拉扯扯。我把头放置在冰凉的仪器上，A大夫的声音显得很热忱，他既没有评说我的眼镜，也没有提到二月二十三号的误会。他用小电灯泡重新测试我的投影感觉。光亮灌满了我的大脑，它们似乎来自于四面八方。“现在，是的……那现在呢，没有……现在，有的……在哪里，这……那儿，那现在，是的……在哪里，这儿……在这里”。我重复说着，我又一次地在说谎。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我才能登上那神圣的手术台。
他返回到他的办公桌前，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他才说话：
“您能很好地看见光亮，但是您不太知道光是来自上部还是下部，左边或是右边。必须要打开才行，在准备做牙面眼膜补形术之前，这是第一个步骤。明天切开您的眼皮，这只限于眼皮……您听清楚了……您空腹来。考虑到您的萎缩现象，假如您的投影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就没什么可能补救了。我愿意把这些问题弄得更明确，同意吗？您还有问题吗？”
“有的！如果这次手术不是消极性的，什么时候您开始进行大手术呢？”
“我们在两天以后就会知道的。因为，我想这个首次探视性手术大概会是消极性的。很可能会出现的，您要很好地理解，很好很好地理解才行……”
“可以，我明白了。可是，若在出现奇迹的情况下……”
“在出现奇迹的情况下？这太好了。那么，您下个星期住院做第一次手术。你同意吗？为了避免出血，您去药房买这些针剂。我在这里写明，您今晚打一针，明天早上再打上一针。当您来这里做手术时，我希望您完完全全地清清楚楚地理解：我只是简单地切开您的眼皮。您别在事后说我和您说过其他另外的话。明天早晨九点钟，秘书小姐给您那个朋友打电话，由她陪同德·蒙达朗拜尔先生一起来。”
“我独自一人。”
“怎么回事！您不能一个人做这样的事儿……您的朋友，家人！”
我听到他嘀咕着：
“真是的，总不能这样对待吧！”
抽血，量血压，检测心速，这些最后的细节向我提示，如果他需要的话，一切准备就绪。听诊器紧紧贴在墨西哥阳光下晒得灼烫的皮肤上。如以往一样，越是临近活跃期，我的大脑越是明晰。我最讨厌等待，还有单调的、重复性的老一套。然而，在生活里往往正是以这些组成部分，人们才筑成了一个个帝国。我不属于帝国大厦的建设者，我热爱生命的活力，我喜欢交流这种欲望。
今天晚上，我想呼喊出我活着的快乐，想要和巴哈科医院所有的人一起说笑。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在为你讴歌，是你把我引到这条寻找光明的路上，出于爱情，你将我推向这张手术台上。不顾你对我打电话的所有禁封，我情不自禁地要向你大声呼唤，使你能够听见我的心声。
气候温和宜人，茉莉花群在怒放。在外面的台阶上，就在几个月以前那个瑞典人被打倒在地的地方，到处充满了迫不及待的盎然春意。地中海就在城市的那一边，夏天的旅游大军还在休整阶段，如果一切都很好的话，我可以重见夏日的大海，首次亲睹瓦露赤卡的容貌。
出租车！今天安东尼家里有晚会，我要去参加，我已经痴醉，我为迫不及待和祈望光明的心情所痴醉。钢琴，吉普赛人吉他，一位名叫狂怒的年轻姑娘用脚底板脆脆地打击着地板。一杯柠檬加朗姆酒调配的墨西哥开胃酒，好比仙人掌锋利的刺一样的扎心。啊哎……喧闹的节日在继续，我实在难以入睡。啊哎……是芭谷和吕西雅的吉他声震得你们这样地颤抖！这种卡塔卢西亚老酒如此地沉重，即便有人把它倒在地上，我们也能像拾石头似的，把它扔进纸篓里。啊哎……从哪儿来的疼痛？这全是来自你那幽黑眼睛不停的注视。请允许我在音乐和酒精里痴醉吧，因为我快乐得要窒息。“这可不是手术前夕的预备项目”，我用尖刻的声调回答道：“看吧，我是多么的强壮啊……我可以穿墙走壁！”
大清早，我不得不去摇醒安东尼，请他开车送我到医院。我不熟悉这个地区，更不晓得到哪里去找辆出租车。
他们立即给我安排了房间，穿上我专门买的病号服躺在了床上。这套离奇古怪的服装显得很是娇柔做作，我简直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既没有生病，也不太疲惫，却躺在这张病号床上。我浑身上下发痒，一位护士给我灌注最后的直肠凝固剂。安东尼走了，他道歉地说，他母亲，那位有影响的夫人，也是在今天早上做胆囊手术。在我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部电话，我多么希望能够听到她如歌的声音。
我一直等待到十二点差一刻。忽然，外边响起了急切的脚步声。“您过来，医生就要给您做手术。快点过来！”
我原以为这一切的展开就和在纽约一样，即把我推在手术室的小车上。而这里要求的是穿上软底鞋，严格得就和穿病号服一样。我很讨厌穿软底鞋走路，于是仍旧蹬着网球鞋走在走廊里。他催我走快点，好像是因为我走得不快医生才迟到了，才延长了他的工作时间似的。我们走到了电梯上，到达下边一层以后，仍继续走在走廊里，然后乘上另一座电梯，一直下到更低的地下室层。我们顺着地下长道走着，犹如立在那里的一只打了麻醉针的瞎眼怪兽，我实实在在捕捉到挺进地宫心脏里的感觉。在这里，一堵堵墙缩小变窄，一户户门低矮得不得不弯起腰来才避免被撞破额头，我们终于到达了好似一间壁橱的手术室。碗碟刀叉击碰声，金属仪器碰触搪瓷盒子声，手术室到处洋溢着厨房式的声音。有人在给我穿手术衣，让我躺在镶有莫列顿呢的、丝毫动弹不得的固定托床上。又在我的头上紧扣一顶帽子，麻醉针就要注射在我的右臂上，那人一边插针头一边和我说：
“您会闻到一股那不勒斯匹萨馅饼味。”
的确，我口腔里被大蒜味道侵占了。我真的是身临于地中海海岸的盆地里，连麻醉药水都带有厨房气味。
我刚刚醒了，我试图朝着录音机讲话，可是头上缠裹的纱布，像是有条软体章鱼扒在我脸上似的不听使唤。现在大约是两点钟，我嘴里的蒜味已经变成了汽油味。脑壳虽然疼痛但运转正常，眼睛稍有一点点揪扯感。我揭开几条胶布，致使上嘴唇得到一些舒展。我等待，我焦急地等待着见到A大夫，想了解他的探究结果怎么样。偶然地，我摸一下我的牙齿，证实到并不是这一次他拔下我的犬齿。我又渴又饿，我很想吸一根香烟。逐渐地，麻醉药劲儿隐隐地退去，剧烈的疼痛占据了上风。过了一会儿，一位护士同意给我端一杯咖啡和蛋糕充饥，她还告诉我，A大夫在明天早上以前不会路经这里的。这真是令人大失所望！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早上？瓦露赤卡没有打来电话。我的生命实在是怪异极了，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打开我的眼睛；在我快要醒的时刻他们又缝合住了它们。
晚上十点，A大夫刚才离开了医院。我只好等待到明天。
翌日，他来到后和我说道：
“您要保持镇静，德·蒙达朗拜尔先生，您不要太激动……”
我的心在上下蹦跳……我欢欣喜悦，因为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到激动不已呢。假如这不是一个希望，那也是一个不同的未来可能性。他们要为我做手术，我将要复明。也许我的视线并不太理想，没关系，反正再也不是彻底的黑暗了。在您和我之间再也没有这重隔阂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阻挡我的目光了。我将能够拥有一只眼睛或者说一个远距离的视觉，让我从幽闭恐怖症中解放出来，挣脱地宫的阴影，勇敢地切断那个牛头怪兽的咽喉吧。
“您要保持镇静。我切开了您的眼皮，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了。”
下边的话，我几乎丧失了听觉“打开……眼皮……萎缩……投影……极其恶劣”。毫无，毫无希望。没有任何的希望。一直到死我都是个瞎子。我强制自己不要痛哭，我害怕眼泪会烧灼刚刚经过手术的眼睛。我全身心冰凉透顶，他握住了我伸出去的手。
“我感谢您做的努力，大夫，您从未和我说过谎。您总是和我说，您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了。”
“我会和您保持联系的。”
他拿起我的微型录音机。
十年前，人们还不能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录音机。目前，随着控制论和这一类的其他科学的发展，世界上有不少研究人员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发明创造。兴许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我也许能够为您做点什么事情。假如您已经八十岁了，那么我会和您说存在着可能性这一类的话。但是，您很年轻，很有必要能够面对如此的现实。您不要孤独一人地生活！
他的声音中包含着难以置信的温柔，我觉得出他由衷的沉痛。我是多么需要和瓦露赤卡说说话，同时，我也很害怕和她说什么。为了这个希望，她奋争不止；她多么渴望我能够得以复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向她宣布这个结果。我觉得体力衰竭，就像这一类的战役应该进行的那样，我与之奋勇地拼搏，我独当一面地拼搏。虽说我被战败了，但是，我十分出色地付出了我最大的努力。
很多问题都摆了出来。在今后的四十年，或者五十年里，我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呢？我很镇静。可是，我听得见我的胸腔里那无比的忧伤正在缓慢地拍打我的心脏。我既不抱怨上帝，也不抱怨生活，甚至也不抱怨自己。
一位讲意大利语的女护士给我送来一粒镇静助眠药片，我暂时还不知道我是否要服用它，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不会犹豫的。
寂静极了，在这间病房里只有我一人。电话铃一声也不响，谁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这样也许更好，我害怕他们会为我担惊受怕。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曾经是那样地肯定，他们甚至和我说准哪一只眼睛将能重新看见。幸亏，我接受这些话时总是领会到：他们的强烈愿望就是想要看到我恢复视力。我知道我可能会坚持不住的，是今天，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或者以后。我完全有可能濒于崩溃，我对自己不太有把握。这种情境险恶到了足够引起我对危险的警觉。我告诫自己，我将会重新找回我的力量，但就当下来讲，我感到自己的确被击败了。我梦见瓦露赤卡……梦见小岛……我是多么地向往这次恍然而至的与她的相见。突然间，在一座庙宇的四周，一只只油灯闪烁起火苗，它们仿佛是为了柔和我的这个新视觉，还有我们交织一起的、喜忧参半的眼神。
不可否认，从肉体上讲，我打输了这场战役。我向等待我的这个凝结变质的生活提出质问。窗外内院里的喷水池发出缓缓悦耳的流水声，它犹如一个生命在流淌，在消逝。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阿奥——他在那里看着我，他在遥远的上空，他是那么的遥远。他眼睛里流露出的伤感目光，总是令我感到晕眩。他的声音仿佛响在我的耳际：
人们经常想着他们自我的前途、命运，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这些人都是疯子。你只需沉思冥想创造者马斛本人，因为他的意义要比个人命运宽广得多。马斛·罗佩·耶威（Mahù Logpé Yewé），他是世上的智人。独有他具有极深的认识，即只有他才是唯一获知他自己天命的人。你的双眼已是空壳，它们已经归宿于阴间世界，永远不会等待你了。眼睛是用于觉察危险的，它们已经提前死亡，这就是说，在你的视觉世界里再也不会出现危险了。
“可是，阿奥，眼睛同时也为我显示美啊！”
“美，是创造者赋予每个物体、每个人特征的映像，就像我给你早已讲述过的那样。你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事情的关键。你会感觉到不可视觉的光线。你会看见在阴影中的小阴影。你会看得见美——的特征。聆听这座喷水池，难道你看不见每一小滴水珠吗？”
千真万确，我看见了喷水池，我仔细观察了如同钻石般的每一滴水珠。
夜里我服用了镇静助眠药，早上一醒来，“没希望，没希望了”这句话立即敲打着脑壳。生活是一块莫名其妙的铁砧，它能够把你锤炼成器，或者也能把你击成碎片。我脸上的绷带变得松弛些了，疼痛感减弱，变得能够承受住了。何等的毁坏，何等的羞辱，我甚至不晓得出于什么我感到这样的羞辱。前往岛上，我会把瓦露赤卡推在一座如此现实的墙脚下。怎么办呢？和纽约告辞返回巴黎，或许文化知识类的生活对我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身体机能方面的生活像是永久性地毁灭了。
我给瓦露赤卡打了电话，那是为了和她说，我永远也看不见她了。她没讲只言片语，沉默凝聚了好长时间。她的呼吸声似乎近在咫尺。我向她道声再见，然后挂上了电话。就这样，我准备离开巴哈科医院，我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刚刚堕胎的女人一样被刮空吸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