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卫德(Robert Wade)
当前的全球性萧条是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下总体需求不足趋势的一种表现。全球和美国金融体系使美国家庭能够不断提高债务水平，从而在实际收入增长停滞（占美国总人口90%的底层人群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消费。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掩盖了总体需求不足的趋势。在内部债务增加的同时，国际金融体系也为美国向中国、日本、德国和石油出口国等贸易顺差国赊购商品和服务提供了便利，从而使美国的外债水平屡创新高。这次的萧条预示着这种货币再循环和信贷再循环的二元机制的瓦解。
本文探讨了几项措施，其中大部分都强调通过多边合作使总需求不足的趋势得到更持续的控制，并保证更充分的全球就业。如果全部或者其中几项措施能够见效，从而既保证赤字国可以继续在自由市场上借贷，同时又避免各国无限制地积累过多的盈余或赤字，那将有助于稳定现有金融体系。这种改变将把决定贸易失衡的规模和调整模式的权力从私有银行家手中归还给政府，使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天平向前者倾斜。通过市场和多边机制，从根本上减轻发展中国家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变的压力。
不过，关于这些措施的讨论将放在最后。下面的章节将首先探讨当前的危机和政治改革问题。这些分析将说明，在危机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体制性变化（例如国际银行业更加集中），使其比从前更易遭受区域和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为什么改革的动力却在消退。其前景比“恢复常态”要危险得多。同时还将说明，为应对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是如何为当前危机创造条件；然而全球金融最高指挥部(指美国财政部、美联储、G7/G8、IMF、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编者注)却打算用当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法解决今天的金融危机，即并不对现有国际金融行为体增加任何约束。在对当前情况及其成因进行探讨之后，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上文提出的“全景式”建议，即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层面的调整稳定全球经济。
I.危机带来的危险
当前的全球性衰退构成了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的第一次收缩。二战后全球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但此次危机的深度、广度，以及通过信贷关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速度都是空前的，波及各个企业、行业和地区，即经济学家们统称为“基础面”的所有部门，世界各地的进出口额都在下降。
预防危机及经济恢复的途径
作为回应，政治家们开始承诺不仅要带领国家摆脱危机，而且要建立一个不会动辄导致危机的金融体系。他们抛出一整套危机预防方案。其中包括新的金融产品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使购买者能够充分了解其风险特性（管理部门或许会将其分为投资类产品、保险类产品和投机类产品）。还包括杠杆上限；应付红利按多年利润而不是当年年底手中的现金额进行计算；引入竞争机制，避免银行越做越大而倒闭；建立“综合”银行体系，将国有银行和私人银行都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包括汇率的国际协调，约束资本流动的国际协定等的预防危机的国际议程。
来自金融界的阻力
自2009年5月起，在讨论（短期）危机应对和（长期）危机预防的同时，另一场讨论也在持续进行，即西方媒体所说的“复苏的苗头”和衰退的终结。这种说法基于以下三点：1.令人恐慌的“自由落体”时期的结束（舆论预测，到2009年年底，西方主要国家的GDP会停止收缩，开始扩张）；2.股指飙升，幸存的全球性银行（例如高盛）第二季度利润创出历史新高；3.中国的高速增长。政府大规模金融救援之后的这些新闻让银行业飘飘然，重获信心的银行业开始反抗对它们进行管制的努力，他们坚信，正如一位被称为“华尔街幕后操纵者”的纽约律师所说，“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相当成功。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几乎都没有重组或打算重组破产银行的迹象（重组一般意味着剔除原有股东，把债券持有者变为资产持有者，在找到新的投资者之前，政府持有最大的股份）；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OTC)的规范也没有任何进展，这也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之一。美国抵押贷款行业的游说，使美国国会立法的核心条款——即为了降低因付不起贷款而被驱逐出屋的没收速度，法官有权对抵押贷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包括度假别墅和豪华游艇）重做安排——从立法中一笔勾销。
在多边层面，20国集团金融部长论坛（这一政府间论坛目的是推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几乎已经不再提金融体系的改革，其成果仅限于有关避税区（一个次要议题）的声明。
联合国世界金融及经济危机委员会（斯蒂格利茨委员会，the Stiglitz Commission）确实提出了一些彻底的改革建议。但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文件表明，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不遗余力地反对“G77+中国”提出的严肃的改革方案，特别是那些可能使联合国成为其它机构协调者的措施，这些建议已被变成了聊胜于无的止痛剂。西方想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贸组织对这些建议作出回应，它们如愿以偿。分歧最大的是文件的第54段，其中提议联合国大会建立“一个开放式特别工作组”继续跟进这一议题，并在201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报告。美国代表拼命地反对文件的这一部分，但最后在其它问题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此作出了让步。该代表是美国财政部的一名中层官员。事实上，七国集团派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都是中层官员，这是对联合国大会的蓄意怠慢。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起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时，曾面临来自秘书长办公室和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
当然，既然拒绝了彻底改革就一定要做些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奥巴马推出一个方案，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对金融管制系统的彻底检查，一次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然而实际上，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在华尔街反对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取得的成就相比，奥巴马的方案还差得太远，这要归功于如今华尔街与财政部交涉的能力。《纽约时报》专栏作者Joe Nocera说：“奥巴马的政策就是试图把一些新的规定贴补在一个已经严重渗水的金融堤坝上，而不是要重建堤坝。……在他的计划中，随处可见的都是对原有规定的补充，但是合在一起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彻查……一旦金融危机结束，几乎可以肯定，一切又会恢复常态。”
2009年年中是一个危险期
金融危机及对其的表面应对可能在2009年年中引发极大的危机。原因何在？
第一，即使GDP在2009年年底开始反弹，对西方经济体而言，这也是一种不增加就业的反弹。截至2009年6月，美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总劳动人口的9.5%，这是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来界定，美国的失业率会更高。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州，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希望但却找不到全职的工作。全国范围内，长期失业率（失业15周以上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在5.1%左右，即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口大约有800万，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现在的平均失业时间是半年左右，也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的速度在2009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是就业的速度与之相比下降更快。预测普遍认为，2010年年底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将和现在一样低。
美国高比例的“净资产贫困（net worth asset poverty）”更是加剧了高失业率对社会的影响。净资产贫困指，一个家庭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其包括住房在内的所有可变卖资产的价值减去所有债务的价值后，剩余部分不足以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三个月（假定所有资产都卖光）。在1999年，大约26%的美国家庭处于净资产贫困状态。
更糟糕的是，2009年底和2010年，现在在走法律程序的丧失抵押赎回权的住房将加速贱卖，而这会迫使房价再下跌20%甚至更多。资产价格紧缩会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在2010年可能会持续疲软（增长1%或更少），2010年底可能会再次出现衰退，经济发展轨迹可能是W形而不是V或U形。
高失业率、房屋抵押赎回权丧失、低储蓄和低福利（仅能为失业者和将要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最低的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各个领域契约关系的紧张。而对银行的巨额援助、继续支付给高管们数百万的薪酬更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气氛。难得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但是破坏社会契约（社会体系内信任坍塌）将影响深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对彼此的信心可能是最稀缺的社会资源，然而这种资源一旦被破坏既不能强加也无处可买。
第二个危险是许多国家的高失业率和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前面给出的关于美国的数据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不断下降的房价，会使工资和消费下降到某一特定点，到那时恐怕政府推出再强的金融和财政刺激方案，也将无法阻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萎缩。日本19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历“失去的十年”，展示出的经济停滞、通货紧缩景象，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可能会步其后尘。如果大规模商品投机卷土重来，那就不是通货紧缩、经济停滞，而会是滞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因为有迹象显示，手中流动性资金充足的投机商想“投资”任何他们能够抬高价格的领域。
第三，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的方式是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他们，但公众却不能分享其所有权，这些银行因此被形容为“僵尸银行（zombie banks）”。僵尸银行倾向于进行不计后果的赌博式投资，有时被称为“复活赌博（resurrection gambles）”。如果赌赢了，它们能够存活并且赢得利润，反之纳税人将为此买单。从短期来看，（近几年内）这种僵尸银行会继续成为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动荡的主要因素。
第四，现在华尔街和纽约有许多关于“恢复常态”的讨论，但在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数年后的金融体系可能比2000年以来的情况更糟，从这个层面上讲，已经不可能“恢复常态”了。金融资源将会更加集中（全球性大银行的数量已经从原来的15个左右减少到一半），竞争会更小，而最大的母银行将更加确信它们的祖国既不会让它们倒闭也不会对其进行重组。更确切地说，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改革方案已经表明，大银行的无担保债权人实际上享受的是政府担保，而且是免费的。这就导致政府给予银行巨额补贴，并继续鼓励银行增加债务（因为债务能带来隐性补贴，而资产不能）。结果，只要政府继续提供担保（银行家强调这是必需的），银行业就越来越大、负债也越来越多。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2009年6月举行的G10部长级会议重申了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这一条款规定：如果银行放款给没有信贷等级的实体，必须预留贷款额8%的资金（12比1杠杆）；贷款给信贷等级为AAA到AA级的实体需要预留出1.6%的资金（62.5比1杠杆）。对于银行来说储备资金的成本很高，所以该条款同时规定为低风险贷款（例如给美国本土企业的贷款，或者以美国“最安全”的资产——房屋——作为抵押的贷款）提供补贴。2000年以来，该条款向美国的抵押市场输送了大约2万亿美元，而这些资金本应得到更好的利用。然而，就是这样的规定，最近又被各个大国的政治领袖再次予以肯定。
最后，美元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失稳效应。美国的债权国（包括金砖四国和海湾地区国家）开始担心，随着财政赤字和外债的不断升高，美国在2010-2011年间将会维持两位数的通胀，这将会减少其公共债务的实际价值——以它们的美元储备为代价。它们出售美元的意图（有些已经开始做了）可能演变成疯狂抛售美元。
然而，正是在这个对现在和将来都非常危险的时期，改革的动力却在逐渐减退。
II.危机也是机遇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希望仍然存在。从某些方面说是这样的。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第一次衰退，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一大部分实际上被国有化，五家最大的投行中有三家倒闭了——这次危机如此来势汹汹，以这种难以被忽视的方式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关于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某些核心假设的普遍怀疑。举例来说，这些假设包括：
（1）只要借入的资本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就不用担心外部债务增加。
（2）只要贷款流入私人机构，那么国内债务增加也不成问题，因为私人机构知道保持谨慎和履行还债义务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