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的世界是一个对抗和冲突永不停息和结束的世界。在那里，统一本身只有从每时每刻的矛盾性出发才可以理解；没有任何实体是永恒的，因为它只存在于它的矛盾以及它与其他矛盾的关系之中。整个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一种根据冲突而对世界进行的概念化。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对冲突的结构化或对社会结构的组织化多么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解释都是从数量有限的社会范畴（生产、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来构想冲突的，并且它们始终有一种根据这些范畴在社会结构中的有效性来将其等级化的冲动。毛泽东提出的许多矛盾抵制了这样一种等级化，更重要的是抵制了向少数范畴的还原。在决定社会结构或历史方向时，一些矛盾比另一些矛盾更重要，但是毛泽东反对否认那些看似最微不足道的矛盾在社会动力中的作用（因而拒绝把它们消解在更广泛的范畴中），而且也拒绝除了在临时的基础上把它们等级化，因为就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而言，它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畴，毛泽东指出：
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第325页)
在这里，因果关系是情境性的和多元决定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是多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念来说，关键是革命主体的作用。第一，一个“多元决定的结合”表明革命的替代是一种寓于其他可能性之中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种形势本质上是开放的，即对解释来说是开放的。按照革命的目标来解释它是革命者的任务。这也是抽象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展现出重要性的地方；因为没有理论的帮助，革命者无法作出符合长期目标的选择。第二，尽管本身是矛盾的产物，但是革命实践是矛盾结构的一部分，并且它的作用是以一种最符合革命目标的方式来对矛盾进行重新组合。革命斗争在把不利形势转化为有利形势中的作用是毛泽东矛盾分析的一部分（参见上文）；这一点在他讨论革命斗争的军事战略的其他文献中最为明显。●302◆
作为《矛盾论》的姊妹篇，《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更直接地论述了解释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或者夸张地说，论述了作为解释活动的革命活动）。从表面上来看，《实践论》提出的认识论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认识始于感性认识，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303◆随着感性认识重复了多次和积累下来，“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第285页）（毛泽东也把这称为“理性认识的阶段”。）于是，由此获得的认识通过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它的有效性，从而在感觉－概念－实践－感觉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带来更深入的感性认识、概念的修正、再实践。
然而，如果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那么这是一位实践家的经验主义，他在以革命目标重组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认识。毛泽东首先讨论了感性阶段的认识，但这不意味着大脑是一张感觉可以把自身重组为概念的白纸，因为大脑已经拥有组织感觉的概念工具（暗含在知识的阶级特征中）和阐述它们的理论工具（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来说，他的认识论把某些活动在获得知识过程中的作用凌驾在其他一些活动之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第282页和第286页），并且知识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动革命”。最重要的是实践的地位，而毛泽东一贯在如下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论》的目标并不是为庸俗的经验主义（“实事求是”）辩护，而是反对那种忘记了革命具体环境的理论教条主义，肯定实践在认识中的优先地位。毛泽东引述斯大林的话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第293页）
《实践论》可以视为对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革命解释学的呼唤。作为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它们的互文性中揭示出了彼此。下面的一段论述表明，毛泽东把知识理解为解释，但不愿意把知识仅仅视为解释：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经验主义］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第291页）
毛泽东的思维中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毛泽东相信，有一种“客观的现实”，由此可以判断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形式的有效性；因此，他一再把认识称为世界在心灵中的“反映”。同时，正如《矛盾论》明显表明的那样，毛泽东把客观现实（或者思想的环境）本身视为矛盾的产物，使之变成解释和“重构”的对象。毛泽东对“真理”的突然讨论揭示了这一矛盾，因为他一方面主张真理——乃至革命真理——的“相对性”，另一方面相信“绝对真理”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第295－296页）
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应该诉诸“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来解决（第293页）。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实践作为改造世界的活动与矛盾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改造世界是解决矛盾的过程，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带来了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然而，这一点本身是一个问题，因为正如对“矛盾”的讨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实践并不会凭借自身和自动地提供历史的指南，而且除了“发挥作用”外也不会提供任何对有效性的判断。换句话说，“绝对真理”的假设变成了一种对变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并不是“客观的现实”——意识形态封闭，但本身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活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了它对世界的认识：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第296页）
这种把世界视为正在进行的革命解释和建构的表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并且揭露出这种封闭性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矛盾。只有革命的干预才可以解决这种开放性的矛盾。只有通过革命的意志和对其他解释的压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才最终能够恢复为历史的指南。
现在之中的过去
理论既是革命实践的强大工具，也是它的产物。尽管如此，但是毛泽东思想把理论转变成一种解释学，从而提出了两个具有持久意义的问题。第一，不论是否是革命的形势，任何形势都可能赞同不只一种解释（或对矛盾的解读）。如果只有解释的后果才能评判解释的有效性，那么任何一种解释的正确性都不可能有一种先在的判断方式。这样一来，解释之间的冲突容易蜕变成永无休止的斗争或对异己的暴力镇压。第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无从判断哪一种选择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尤其是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目标已经世俗化和历史化的时候。让理论接受检验所带来的自由，迫使社会主义的意义及其实行方式付出了不确定的代价。
毛泽东思想赋予矛盾的地位表明了一种把冲突抬高为普遍存在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直接目标是证明如下行为的正当性：结束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建立一个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使解释容易被许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接受，特别是党内那些不赞同篡改理论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在随后的数年里，解释上的冲突可能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1956年之后，当时革命后的领导层必须对哪一条道路最适合前进到社会主义作出决断。选择似乎要么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么是通过进一步改造生产关系来深化革命，消除建国初期发展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这还有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有时所建议的那样，选择并不是在发展与革命之间，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技术的对政治的。此外，这两种选择从理论的角度上来看都有其合理性。
政治的选择对技术的选择可能主宰了后来20年的政策。在这一选择上的分歧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把冲突提升为一种注入了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原则，把革命本身乌托邦化，因而革命的主张凌驾于集体智慧和组织慎思之上。这一次，在抛弃贯穿于其中的解释的过程中，试验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1956年所否定的选择证明了1978年后进行“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快速发展生产力。与之相随的是否认深层的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斗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宽泛地说，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完成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中国的国情来看，这意味着回到指导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强调阶级的联合和鼓励私人推动经济发展的行为，这也似乎需要解散以前建立的集体组织。
同样激进的行动是“开放”。“开放”意味着抛弃了之前20年里的自给自足政策。恰巧这时世界尤其是东亚的经济正在进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重要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转变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达到高潮。有效的开放——吸引外国资本的必要性——带来了进一步削弱那些与社会主义相连的集体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犹豫不决的开放让位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入，中国的经济将会走上“全球化”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是这些政策的产物，并且国内外基本上都认为它延续和实施了1978年提出的那些政策。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更细微地认识1978年后的时期。有人曾经把最近的30年描绘为一种走向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进步（或者退却，这取决于政治立场）。我提出了一种历史分期：20世纪80年代模棱两可的开放（“后社会主义”概念试图理解的东西）；90年代的全面开放；最近10年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304◆这些担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之前10年的快速发展政策所造成的生态和社会问题。这些政策如果不仅加以限制的话，不仅会威胁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会威胁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正是从这些主张中它们至少汲取了自身的一些合法性。毫无疑问，发展使大量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声望和实力。但是，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地区不平等，严重破坏了环境，培育了一种（像其他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地区一样）消费主义、不关心公共问题与似乎永远容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大众文化——也造成了领导人自身所主张的革命文化与一般公众尤其是城市公众之间的鸿沟。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分析了他认为阻碍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305◆最近30年的发展再次凸现了其中的许多矛盾，不过它们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具有了稍微不同的特点。正如当前的领导人非常乐于承认的那样，解决这些矛盾是当前的主要挑战。然而，有趣的是，像在过去一样，对这些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解释仍然受到相同的两个替代方案的制约：这些矛盾是那种随着发展的深入而消失的落后性的产物，或者它们是发展政策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需要社会和政治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