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权”的思想引发出了对权力甚至国家的种种思考，尤其是1968年以后，构成了民间思想团体的重点思考领域。比如，在一份署名“曹思欣”（即“新思潮”三个字的倒置谐音）的大字报《应当表明的观点》中，作者大段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强调了“国家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非消灭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等等之后，则强调了群众监督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并认为：“十七年的国家机关，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置身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使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长期隐蔽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中”，因此，即使“革命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生事物”，也是由“旧形式脱胎而来，它不免带有旧的残余”，更重要的是，“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所以，“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责任监督革委会”，而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中，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消除产生走资派的条件。不断改革国家机构，并逐步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的监督，使国家机构密切联系群众，是当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283◆。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一权力监督的提法，正是《鞍钢宪法》的一种思想逻辑的延续。如果说，《鞍钢宪法》强调了“党委”对权力（一长制）的监督的合法性，那么，在这些文章中，则进而强调了群众对政党监督的合法性。因此，对权力的思考，开始延伸到政党－国家的层面。
曹思欣的这些思考，在当时并非个别的观点，而是弥漫于整个的“新思潮”之中，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出去？》被视之为这一“新思潮”的代表性作品，并非偶然。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杨曦光不仅批评“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且认为“革命委员会”只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甚至极端性的提出：“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靠武装夺取政权，靠革命国内战争”，等等。
将“新思潮”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确切。相反，支持这一所谓“新思潮”的，恰恰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而他们对1967年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批判，也正因为它违背了公社原则，所以要重建“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
1926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284◆。在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是，以1966年3月中国纪念巴黎公社起义95周年活动为标志，则更强调公社的选举制度（比如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原则）、群众自发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自己解放自己”）等等，而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则明确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度……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显然，无论是“十六条”，还是“新思潮”，“巴黎公社”都是一个被共享的理念。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一“公社”理念并没有被运动的发起者贯彻下去，尤其是在“革命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上――这正是“新思潮”认为“文革”的领导者背叛了“文革”的原因之一。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只能留待“文革史”的专业研究。但是，简略地说，“公社理念”的逐步倒退，暴露了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设想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悖论乃至分裂。这一悖论和分裂经典地体现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的的过程之中。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迅速引起高层的震荡，理由之一这涉及到“国家体制”问题。一位研究者指出：迫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反对压力，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这个“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原则，即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并且重新采用了任命制，而不是基于普选制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设想●285◆。显然，“国家体制”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它还涉及到国家如何治理，包括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同时，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这一“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引进，可能意味着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挑战。即反对把个人的权力让渡给政党，而要求人民的直接选举和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的首创精神）。因此，1968年以后，“新思潮”就必然会遭遇被严厉取缔的命运。
显然，在“文革”中间，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资源逐渐转移到巴黎公社的组织模式和政治设想，但是，它的实践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可疑的，而其极端化的民主倾向，包括对专业化的彻底否定，不仅难以克服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同时在国家内部也面临制度上的重重障碍。但是，它所明确提出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思想，包括权力监督等等的制度设想，却就此被延续到1980年代。在这一意义上，“文革”未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具备任何的“理论”含量。当一个时代提出的某些理论，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普遍思想，我们就很难说这一“革命”没有任何“理论”含量，这种说法是轻薄的，起码，显得轻率。
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1974年出现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写作者继承了“新思潮”的“反特权、反官僚”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首次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取消言论罪，用法律保护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强调要反封建、反礼治、反人治――这三点实际上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而“文革”的意义则被概括为：“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联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等等。李一哲的大字报的理论资源显得相对庞杂，既保留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理念，又吸收了法制思想。我们很难说在李一哲的大字报中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但是，它和1967-1968年间的“新思潮”的确有了很大的思想差异。
如果说，1967-1968年间的“新思潮”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巴黎公社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的思想阐述，那么，李一哲的大字报则更多地转向了社会主义的外部资源。尽管我目前并不十分清楚李一哲的理论背景，但这一转折的轨迹仍然相对清晰。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乃在于试图说明，1980年代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时代，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昭示了克服危机的社会努力，同时也暗示着在固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寻找克服危机的资源的困难。它一方面表明了社会自我更新的强大的生命力量，同时，在种种甚至是偶然的历史机遇中，一旦这一寻找资源的努力转向西方，它本身又暗示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危机的产生。
三，1980年代的知识转型
详细讨论1980年代并不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那是我另外一个研究设想。
但是，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叙述领域，这一叙述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前30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1980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1980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30年以及后30年的历史运动的多重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60年的历史中，所谓198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而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二十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的术语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
在多重的叙述视野中，1980年代又相对地显得含混甚至庞杂，然而，这一含混乃至庞杂的叙述，却可能揭示出1980年代的丰富性。但是，我在此却想强调，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对1980年代的时间处理。这一时间处理既在1980年代内部――比如说，如何解释所谓“前三年”（1976-1979）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间的外部，即如何讨论1980年代的历史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