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曾经是个“重要作家”。●60◆但是，八十年代后的他“下海经商”，似乎不再有创作的激情，或者说即使时有文字发表，业已无法引发《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时的社会反应。可以猜测，至少到目前为止，写作上的变化在于作者可能是一种内心枯竭的表现，也可能是他在等待产生重新寻找激情的内心需求，但也可能由于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市场化的文化逻辑相符，使“欲望”通过物质上的满足达到了心理上的某种平衡；如果没有新的反思，很难在创作上有新的突破。其作为“重要作家”的影响似乎随着他社会身份的改变而停留在了八十年代。与此同时，同样不再写小说的张承志，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写作道路。按照其本人的说法就是从虚构走向直接表述自己的想法。●61◆最近，张承志在回答有关他在九十年代中期所说的“不再写小说”时说，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宣布，但是当时的言说“里面确有对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所处时代的想法”。●62◆他写作上的“转身“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直接相关。与莫言，余华等八十年代同期出道的作家相比，张承志似乎没有完全放弃八十年代式的“忧患意识”，但在对时代重新拷问的时候，把“忧患意识”从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转换成一种社会转型中对人心的拷问。如此，在九十年代以降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文学的中心地位被以大众传媒为机制的大众文化所代替，以及以作家和评论家为主力军的文化精英被相对边缘化的历史语境中，在“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市场作出的不同的选择中，也有了张承志式的拒绝调和的选择。
在“大西北”，有作家“下海”将“黄土地”变成商品，也有作家则走进其深处，寻找“心灵”的历史。两者在写作道路上的变化，不但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更反映了面对社会变化个人所作的选择，以及这样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不同的思考。王安忆在阅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时，坚持认此书为“小说”，因为她从中观察到“这个故事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不是强调它是一个心灵世界吗？那我就要解释一下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写小说的毕生要努力解决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毕生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找到这种关系。”●63◆作为“实践”(praxis)的小说创作，在关注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上显现出文学与社会的关联。王安忆强调“写小说的毕生要努力解决的”是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既涉及社会层面，又涉及价值观层面。这一强调进而点出“思想”在文学写作上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张姓作家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同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交锋，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对“创作”本身的影响。
在张贤亮“下海“，张承志以个人的写作形式的变化作为对时代和社会的抵抗的同时，王朔，余华，莫言等过去的二十年的写作也都在“大众化”和“纯文学”之间呈现出各自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轨迹。●64◆王朔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看似反精英的姿态，在多变的写作和言说中，嘲弄和试图消解的似乎并不真正是教条式的理念，而是任何社会都应有的对精神的坚持和自觉。看似反潮流的话语，实在是对应了物质主义盛行时期犬儒化文化的走向。与之相反，莫言在其近作《蛙》出版之后的一次采访中，显示出其并不多见的面对社会急剧变化所作的思考的言说：“我想说的是文学逃不开政治，大于政治。写作从来都离不开当代历史和现实。我们也经常地听到一些西方的媒体或者西方的批评家，对中国当代的作家进行批评，说我们不敢正视社会的复杂问题，我们老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不同意，我这几十年的写作，从来没有回避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问题…..”。●65◆尽管实事上他这几十年的写作的一些理念底蕴值得商榷，也不可能一惯而之，但是他对那些西方批评家的反驳是有道理的，因为后者对中国文坛的了解是有限的，理解的立场本身也受其自身理念的局限。韩少功在过去二十年的写作中，更是表现出思考的自觉：“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文学为天地立心，但这颗心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那样的人，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而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66◆
不言而喻，在这些作家的写作中，试图坚持的是什么，改变了的又是什么，在他们自身写作生涯中说明了什么，与转型中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如何，等问题，都不单纯只是写作者“个人”写作风格的变化，而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以及其中出现的人与社会关系等“大问题”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八十年代过来的“重要作家”与很多很多“后来者”一起，共同处在社会转型的现实中，主动或者被动地在自己的写作中回应着时代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过去的二十年里，不少其他作家超越了他们而成为加速了的市场改革时期中的“重要作家”，通过写作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变化背后的理念、价值观、和心灵问题。从“政治小说”到“底层文学”，从写小说到写散文，从博客写作到演讲加问答，使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在内容上让“现实”重新“主义”（曹征路语），在文体上和载体上也都出现了多种形式和新的渠道。其中不乏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社会价值堕落的鞭挞，和对人心的拷问。这一切，既呈现出当下中国“文坛”的纷杂多元，也显现出在纷杂多元的现象里，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理念的交锋，通过创作（或者拒绝创作），以及不同形式的评论和批评表现出来。
在当下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世界。如果如王安忆所言，作家们应该努力关注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话，那么值得追问的就是现实世界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被认识的，引起的是什么样的内心反应，支撑这些反应的又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理念。这样的追问，可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学批评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层面上，看到更多，涉及层面更广的思考。
二
就文学批评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更是在各种“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不同“话语”及其之间的质疑和争论。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尽管文学相对边缘化，但是“拿文学说事”仍然与中国社会，与理解中国的过去和当下以及如何想像未来，有着直接的关联。事实上，诸多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现象，尤其是作品与不同的“阅读”之间的交锋，在批评，影响，和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诸层面上，起了比较复杂的作用。即使是（亦或尤其是）在物质主义当道的当今中国，文学创作和不同的“阅读”不但依然活跃，而且更与对社会现实的追问相关，引发并且引领思想的交锋和撞击。
确实，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由于与时代的大变化紧密相连，不断引发出创作的变化以及不同阅读之间的论争。比如，面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的笼统批评，面对将人性抽象化以后对文学“人性化”回归的简单化了的“人道主义”，面对告别革命进而告别文学社会性的主张，面对“纯文学”的“政治正确”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否定，等各类文学流派和批评潮流，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走过了一个从相对一致到出现质疑，争论和交锋的过程。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争论和交锋往往不彻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在继续加深，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在继续扩展和加深。无论是在文学占有中心地位的八十年代，还是文学面对市场化以及相对边缘化的九十年代至今，这些关注和争论同时又出自不同的“阅读”角度和立场，在“客观”上，通过对变化着的文学创作（包括内容，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反馈，在当下的社会转型中，直接或非直接地引领着文化层面上一部分关于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思考和交锋。
就批评的（理论）话语而言，过去三十年中出现过关于文学主体论的讨论，关于文学形式的变革及其理论依据的讨论，关于“毛文体”以及“先锋文学”的讨论，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对“现实主义”的否定，对文学边缘化和文学市场化的焦虑，各类“写作”（包括身体写作，新人类/新新人类写作，八零后/九零后写作，海外华人写作）的出现及其媒体对它们的炒作，对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作为显学的接受，等等，都曾经在某种“西方理论”的关照下出现并推而广之。随手拈来的就有“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解构”理论（包括对“现实主义”流派的解构），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无疑开拓了批评界的思路。但是基于这些理论形成的“学术话语”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九十年代以来“去政治化”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继续强化简单的“西方的便是有权威的”思维逻辑，表现在学术的“理论术语化”，为学术而术语，甚至为学位为升职而术语。“理论”究竟为中国面临的历史和现实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思路和理念，则往往认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