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立小学教师向顷女士口述史副标题中的原职业皆为口述者1949年以前的工作，全书同。
【口述者】向顷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王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硕士研究生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15日、16日、22日、24日、25日、29日，12月1日【访谈地点】向顷家【整理者按】向顷，1918年生，1937年自江苏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上海振英模范小学、比华小学担任教师。1945年参加革命活动，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上海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遭国民党逮捕，上海解放前夕出狱。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上海市比德小学校长，1952年调至政府工作，历任常熟区文教科科长、常熟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徐汇区教育科科长、徐汇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徐汇区地区办公室主任、徐汇区妇联主任暨党组书记、徐汇区人大常委等。1985年离休。
一、 教师世家
我的老家原在江苏江阴，大约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后来搬到无锡，在无锡我家一直都租房子住，并未置业。
我出生于无锡的鱼腥巷，那时太小，对那个家已印象不深，仅仅知道从顾家大宅租了一套房间，房东是顾毓琇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江苏无锡人。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佛学家，为江泽民在国立交通大学时的老师…后来我家又搬到师范附小对面的升平巷。那幢房子还是很不错的，在那个年代，房东算是比较时髦的人，所以房子比较新式。那是中式的平房，每套房子都挺大的，我家租了其中的三间房，即两个厢房和一个正厅。堂屋排着六扇门，外有一条长廊，房门是推拉式的，窗子也镶有玻璃。天井铺满青砖，有一口井，种着一棵柿子树。
我们的邻居也都是教师之家。我们从小一直在那里住，一直到我父母离世。
父亲向宾讽
父亲名叫向宾讽向宾讽（1884—1969），江苏江阴人。江苏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赴日本留学。解放前曾任江阴县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曾任无锡市政协常委。，号颉垣，长得挺俊秀的。父亲清末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初担任江阴县教育局局长时，还接待过孙中山。
我们记事后，他一直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改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是该校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那时老师很受尊重，每人有一间房，既可办公也可休息，父亲虽不住在那里，但常在那儿会客喝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与他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记得钱伯伯常到我家来坐坐。父亲在学校教授过多种课目，主要是地理、历史和国文三门，最初主要教地理，也编过许多地理教材，但那时中国的国土一片片丧失，地图越来越小，他气坏了，就不肯教地理了。父亲是个开明的人，思想进步，学识也挺渊博，讲课的语言十分幽默风趣，所以挺受学生欢迎，往往其他班的学生也会去旁听。
他资助过好几个贫困的学生，对外地来的学生尤其关心。记得学校有甘肃来的学生，家里包了粽子，他拿去给学生吃；有两个女生寒暑假都不回家，我们家过年过节都请她们来；帮助学生写作、投稿，对他来说更是常事。所以平时总有许多学生来玩，画家钱松喦钱松喦（1899—1985），江苏宜兴人。当代中国山水画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也是他的学生，每年大年初一都来看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当然，他也有些旧知识分子的怪脾气，在他眼中读书好才值得尊重，他不会看不起穷人，却最看不起商人，我舅舅是个成功的商人，也被他看不起。
母亲袁素行生了我们八个孩子。她不识字，主要是照顾子女做家务，家里还雇着两个工人，要维持这么个大家，绝对功不可没。那时父亲的收入应该不错，月薪约合九石米，已足够支撑整个家庭经济，所以和别人家不同，我们家的弟弟妹妹从不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每年家里会给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那时我们的衣服鞋子都靠手工做，每年都会请裁缝到家里为全家量身裁制。鞋子主要靠母亲自己做，孩子太多，一个人来不及，有时表姐、舅妈也会来两个月帮帮忙，做好的鞋子堆满一大筐。洗衣服也是一次洗一大堆，要打井水来洗，走廊里晒满一长列。母亲真是操劳。
在我们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传统的读书人形象，他总是穿着长袍，从没见他穿过西装。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家里的书橱摆放着《辞源》、《辞海》、《韦伯辞典》等工具书，还有一整套“二十四史”，后来这套书捐给无锡市图书馆了。工作之余，他喜欢作诗，也喜欢到茶馆喝茶会友，有时也听听书。他好写草书，一般人看不大懂，尤其擅长作对联，至今无锡还有许多名胜的对联是他写的。《无锡名联》（古吴轩出版社，2003年5月），载有向宾讽多篇作品，如为惠山二泉所作对联曰：“远处二山近处二泉，到此恍入桃源里；五日一水十日一石，行来浑在画图中。”那时家里厅堂正面悬挂着一副对联，每个季度父亲都会亲手更换，对联也不是随便更改的，每次改动都有一定含义，而且大都由他自己亲自提笔，偶尔也有父亲的朋友赠送的。他也爱好集邮，我家有个亲戚在日内瓦国际图书馆，常将外国邮票寄给他。
父亲并不是一个板着面孔的老夫子，而是可以亲近的慈祥长者。记得小时候常见父亲在大厅踱方步，一边哼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他好像总是唱这一首歌。父亲高度近视，但又喜欢读书阅报，家里订有《东方杂志》和《申报月刊》，眼睛看不清楚，就把书报举到鼻子跟前，一般人看报纸是眼睛动而报纸不动，而父亲则是视线不动，报纸则在眼前飞快地上下移动。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会觉得特别好笑。
父亲也很会理财，家里一堆账本都是他打理的。他有三个小折子，其中一本是文具类的记账簿，我家有八个孩子，需要买很多学习用品，一般父亲会买一批回来，但不用立刻付钱，而是记在账本上，在每年的几次固定时间里再去结算。虽然家境不错，但父亲也不允许我们浪费，他有一个抽屉，内装好多铅笔、毛笔之类，我们要把铅笔用到只剩一点点，才能到父亲那儿换一支新的铅笔。
解放后他就退休了，长袍不兴了，他也一直穿上下分开的唐装，几乎每天都到二泉去喝喝茶、会会友、写写诗，日子还是挺悠闲的。“文革”期间我落难时，他写信来还附有一诗。
二、 父亲给我们的陪嫁
我们八个孩子的名字也体现出父亲的文字功夫。我家男孩的名字左面都带“土”边，女孩的名字右面都带“页”边。这首先遵循男左女右的古训，其次两个偏旁取自父亲的字号“颉垣”。
身为教师，父亲自然很重视我们的教育，我们小时候没有上幼儿园，从小在家要练大字，而且很早就去读书了。那时大家聚在一起写作业，偶尔也会笑闹起来，这时只要父亲在门上轻叩几下，我们就会安静下来继续学习。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我们兄弟姊妹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里只有两个男孩，其他六个都是女孩，父亲皆一视同仁，竭力供我们读书，对女孩子也没什么特别的规矩。他曾对我们几个女孩说：“让你们好好读书，就算是给你们的陪嫁啦。”的确，父亲给我的学习机会，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令我感激终生。
我的第一个母校是无锡师范附小。小学位于学前街，它附属于江苏省的省立学校，资金和设施方面自然比一般学校要好，校园很大，按初中高三个等级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互不干扰，初小叫天觉园，里面有适合幼小孩子玩的滑滑梯等，中等及高等的区域设有科学实验用的设备，如气象箱之类。学校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体育场等，值得一提的是室内体育馆，体育设施很齐全，如单杠、双杠等，下雨天仍然可在室内运动。可以说，现在许多小学还不一定具备这样的设施。
学生时代的口述者
附小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不少很好的女老师，天觉园中女老师居多，中、高级就主要是男老师了。女学生也不少，一个班四五十人左右，男女比例差不多，课桌椅是单人的，男生坐一排，女生坐一排，但男女生之间的交往挺自然的。每年都有师范生来听课、实习，一般每次都要两个多月，这时教室里会有很多老师，正式老师要和师范生一起备课，给他们点评。
每天上课前我们要大声朗读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大家都能背得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那时无锡的体育在全国也相当有名，不少体育健将出自无锡。附小的体育老师也蛮专业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教过跳高、跳远、健身操，等等。那时女孩子上面穿唐装上衣，下面是黑色的裙子，不仅是小孩子，一般女人都是穿裙子的。女孩穿着裙子也照样爬杆、荡秋千、玩双杠。我们的课外活动也很多，学校每周都有周会，每个班都出节目，老师通常会安排同学们表演，我们那时兴致很高，也积极参与，我演过《葡萄仙子》等剧。学校还常请家长去参加恳亲会，孩子们表演给他们看。小学生活是很充实的，那个学校也出了不少名人，如著名记者徐铸成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著名新闻记者，曾参与创办《大公报》与《文汇报》，先后任报社的总编辑、社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五、六、七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实业家荣毅仁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参与管理荣氏家族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
完成小学课程后，我顺利考入无锡师范附中。中学部有楼房，学生来自江苏全省，所以配有供学生住宿的宿舍。女生要比小学少些了，只坐满一排座位，初中以后，女孩子都穿旗袍了，那时的旗袍开衩最多到膝盖，秋冬时为保暖，还穿棉旗袍，旗袍里边还要穿上夹裤或棉裤。附中也有许多活动，风气比较开放，尤其体育运动十分活跃，一些学生创下全国的运动纪录，足球运动也挺兴盛的。上体育课时来例假的女生可以请假，只要说一声“例假”就行了。我体育相当不错，初中时曾在跳远和400米比赛中得过奖。
我家虽可称为书香门第，但女孩子也受到一些家政教育。母亲并未强迫我们学，渐渐长大之后，为减轻母亲的劳动强度，我们跟着阿姨、母亲学。裁缝来家做衣服时，我和妹妹向顶会在旁边学着做，上高中之前，我就会做单旗袍了，从裁剪、缝制再到最后的熨烫，我做得还是蛮好的。这些小事情也让我们姊妹几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初中毕业时，该校高中部不再招收女生，我只好到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武进女师是在江苏全省统招的，我们都住在学校，学生来自各地，还是有些城乡差别的。相较于普通高中，该校在一般课程之外又多些教育心理等师范类课程，而且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会脚踏风琴，但由于没有附小和附中，我们也没有教育实习。总体而言，武进女师的设备不如无锡师范，校园比较小，实验设备很少，气氛也比较保守，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我们只是读书，基本没有课外活动。而且常州本来就比无锡闭塞一些，当时一个电影院也没有，三年间我一次电影也没看过，也没什么地方好玩的。大妹在苏州读高中，就和常州不一样，她可以看电影，可以到园林玩玩，所以她花费的零用钱是我的两倍还多。
我们长大以后，一个个离开家，都在外面读书工作了。姐姐从无锡国立专修学校毕业，就在南京工作了。大哥入读浙江大学，二哥考进上海医学院，我在常州武进女师，大妹妹在苏州高中。且不说要筹划这么多人的学费，单是离家时的铺盖就够母亲忙了，家里给每人准备了一个箱子、一条薄被、一条厚被和一条毛毯。那时学费也是很贵的，二哥读书的费用基本靠父亲的版税，父亲的著作一般在中正书局、北新书局出版，李小峰（1897—1971），字荣弟，江苏江阴人。民国年间著名出版商，曾参与创办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是他的学生，书出版了就叫二哥去拿版税。每年暑假，家里一下热闹起来。离家时，总要叫几辆黄包车，父亲、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开，他们身边只剩三个小妹妹。后来老六考进暨南大学，辗转去了江西，老七升入江南大学，老八入读无锡师范，家里就更寂寞了。现在想来，父母真是不容易。
因为兄弟姊妹多，父母照顾不过来，我们几个大孩子工作以后，便分担家里的经济重担，自然形成一个管一个的不成文规矩，即大姐负责老六的读书生活费用，我负责老五的。当然大姐为弟弟、妹妹牺牲最大，她最后终身未嫁，或许与当时家里的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