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私营染织厂童工江惠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江惠英
【访谈/整理者】李轶川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2年1月9日、1月15日，2013年1月25日【访谈地点】江惠英家【整理者按】江惠英，1936年生，浙江宁波人。1948年进入时代染织厂做童工，1986年自中棉染织厂退休。
我从小生活在宁波城久安堂弄。久安堂是个有名的中药店，这条弄堂就因此得名。虽说父母都在身边，但印象中父母很少有时间陪我和哥哥，就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我们经常看不到自己的父母。懂事以后才知道父亲在蔬菜行工作，每天早上两三点钟就要出门，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母亲在宁波一家纺织厂工作，要经常倒班，做夜班的话就住在工房里。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成年的有五个，两个夭折，一个弟弟生下十几天就因破伤风死去，还有一个妹妹是中暑而亡的。妹妹一岁多时，我只有四五岁，也要负责带小孩了。一天母亲上班去，我和小伙伴在附近“跳房子”，就让小妹妹靠在久安堂的门口坐着，当时夕阳照在水泥地上蛮热的，可我什么也不懂，因此她就中暑生病了，那时也没钱看病，不久就死了。
城市的生活条件要比乡村好得多，所以父亲想去上海找工作。解放前只要有国民身份证，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报户口的。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父亲一个人先到上海，通过朋友介绍，他到时代染织厂做厨师，当时叫“饭师傅”。工作一段时间后，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他捎信给母亲，让她带孩子们到上海来。母亲赶紧把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的送，可刚刚处理好，突然又收到父亲的信，叫我们别来上海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母亲也了解父亲的脾气，猜想父亲一定是在上海遇到困难了。可这时家里已经空空荡荡，母亲还要抚养两个小孩，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找我姨娘商量。我姨娘是个能干人，她对母亲说：“既然这样，你还是去吧。”母亲说：“我在上海有朋友，也能找到工作，但拖着两个孩子实在不方便。”姨娘当即表示：“一个孩子由我照顾，另外一个你带到上海，阿哥也在上海，你可以暂时寄到他家。”母亲答应了，姨娘认为小姑娘乖巧听话，所以选择领养我，那年我九岁。
母亲带着哥哥到上海，一见到父亲，父亲却说：“你们快回去，我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住宿问题。”但母亲坚决不肯走，一定要留在上海。和母亲一起工作过的女工有的先到上海谋生了，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很幸运，在她们的帮助下，母亲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然后把阿哥寄在舅舅家。于是，他们在上海安下家。
姨娘家在宁波东乡，姨娘说，小姑娘也该读点书，以后到上海看得懂路牌，结婚以后能看得懂丈夫写的信，还能划几个字，所以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据说一个当地人到上海做生意，发财以后就在老家创办了一个小学，我们去读书都不用付学费，只要交一点书费。那个小学规模不算小，看上去蛮漂亮的，有两进院子，左右两边还有花园，后面有三个教室，还有老师的寝室、办公室和食堂。一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其他两个教室分别由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共用，老师在给二年级同学上课时，一年级同学就在一旁做作业，其他班也是这样。除了语文、数学课之外，我们还有音乐、体育课，小学有脚踏风琴，操场是坚硬的泥地，操场边还有大沙坑，我们可以在那里打篮球、撑竿跳高、跳远等。学校还有一个大礼堂，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聚集在那里，对着孙中山的像大声背《总理遗言》，我只记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虽然姨娘让我读书，但我还是要做点家务的。姨娘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果姨娘不在家，这一天就要我看着小弟弟。虽然姨娘也有自己的孩子，但表姐已经出嫁。姨娘说表哥是男孩子，以后总要出去工作，要好好读书，不能老是请假；而我是小姑娘，只要认识两个字就行了，所以时常要我向老师请假。我的班主任童老师人很好，语文、数学都是他教的，他从来不打我们，还经常奖励一点小小奖品，如铅笔、橡皮之类。班里同学调皮捣蛋，竟然说我是表哥的童养媳，这话也传到童老师耳朵里，他有些担心，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和表哥是什么关系。我说：“我妈妈和他妈妈是嫡亲姊妹，我父母在上海工作，现在寄养在他们家。”老师又问为什么我经常请假，我把姨娘的一番话告诉老师，老师这才放心。
几年后，工厂领班得知母亲也在纺织厂工作，就对父亲说：“不如让你老婆也到我们厂上班。”于是母亲和父亲就在同一个厂工作了，她仍旧做织布间的挡车工。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渐渐稳定，也有了些许收入，他们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把哥哥领回家，也把我从宁波接到上海。
我在姨娘家生活了三年，虽然姨娘对我很好，但寄人篱下总没有在自己家自由。表姐、表哥总要教训我几句，我就任他们说，不敢回嘴。家里只有姨娘庇护我，当姨娘不在的时候只好忍受他们的欺负。来到上海，我才终于又体会到自己家的温暖。当时我家住在现在万体馆4号门那一带，我们就租本地人的房子住，再走过去一点就是农田了。我记得很清楚，来上海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和阿哥吵架。阿哥比我大三岁，他知道我不爱吃番茄，因为我总觉得番茄有一股羊臊气，当时番茄刚上市，他硬把番茄塞在我的嘴里，我气得哇哇大叫，阿哥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父亲所在的时代染织厂是个私营小厂，规模不像国棉工厂那么大，全厂职员、工人加起来也只有七八十个人。整个厂的伙食就交由父亲和一个帮手打理，老板规定一天用多少钱买菜，至于买什么、怎么烧都靠父亲动脑筋安排。他一天要烧三顿饭，吃午饭时人数最多，早晚就少一些。吃饭时八个人一桌，职员和工人是分开坐的，女工坐在车间旁边的走廊里，大概有四五桌，账房间的一桌都是职员，有时老板也会和职员坐在一起吃，会客厅里一桌都是男工。不管坐在哪里，伙食都是一样的。早饭一般有粥、馒头，几碟小菜如花生、油条、腐乳、酱菜，等等。一般午饭和晚饭要保证四菜一汤，菜是两荤两素，那时候吃饭不像现在这么讲究的，两条小黄鱼或几块红烧肉算荤菜，肉片炒素菜也算荤菜。小时候总听到父亲得意地说：“为了让工人吃得好一点，能翻翻花样，我真是动足脑筋啊！”当时别人做这种工作都会揩一些油，而父亲为人正直，从不这么做，因此，花同样的钱，父亲做出来的饭菜更好一些。职员、工人吃得很满意，所以大家都很尊重父亲，看到他就热情地喊“江师傅”。
不久，母亲养了一个妹妹，每天需要给她喂奶，就没办法工作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位老阿奶，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一人挣钱，生活就比较拮据。父亲认为男孩子多少得让他读点书，将来好找工作，而女孩子不读书也没关系，于是他和母亲商量，想让我先去工作，这样可以给家里多少补贴一点。说来也巧，我们和染织厂的领班是邻居，分住在前后两栋房子里，两家关系也很好，我一直喊他“王家阿爸”。父亲对他说：“老王啊，孩子娘现在不方便工作，可否让我女儿进厂做做看？这样多少可以挣些钱。”王家阿爸爽快地答应了。1948年5月，我进入时代染织厂，当时只有十二岁，应该算是童工了。进厂以后，就上大桌吃饭，最初母亲还教我吃饭时要想到别人，不能一个人吃太多。到现在老姐妹们还常取笑我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是个小不点，你妈牵着你进门，你还穿着小女孩的连衫裙，我们都把你当小阿妹。”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家工厂工作，直到退休都没换过单位。
纺织系统下面分印染厂、白坯厂、色织厂。国棉厂属白坯厂，只织白色布匹，又称坯布，然后再送到印染厂去染色印花。白坯厂工作比较单一，轮盘一上一下，梭子穿来穿去，所以一个挡车工可以负责五六台机器。色织厂工序最复杂，难度最大，织布机的轮盘上有许许多多零件，每织一种布可能用到几十种颜色的纱线，有时每台机器织的布还不一样，一换花样，就得上上下下调纱线。所以在色织厂工作过的工人，转到白坯厂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当时色织厂大都由私人老板经营，规模都不大，最小的只有二十来人，最大的也不过一百人左右。我们厂属于中等规模的色织厂，有十二三台机车，当时厂址就在徐家汇西面一点。
我们厂的主要部门是织造车间，织布的工种叫后道，而为织布作准备的车间都叫前道。我个子矮小，机器开关分量又重，所以先让我做简单的工作，一开始就被分配在前道，先在准备车间摇筒子或圆子。线卷在筒子上便用来作经纱，而圆子是另一种线团，可装在梭子上作为纬线。摇筒子的机器由四人操作，一人负责十个头，筒子摇满之后，我们要取出来，再放空筒进去。后来摇圆子那里缺人，又派我过去帮忙。摇圆子比摇筒子稍微难一些，纱摇满之后，圆子会自动跳出，这时得换上一个空圆子继续摇。工作时工人都站着做，还一直要走来走去，作业时要做到眼快、手快、脚快，还是蛮忙的。纺织厂的车间机器声很响，所以同事之间说话声音都很大。到现在丈夫还老说我说话像吵架一样，但我也没有办法，从小就习惯了，已经改不了啦。
我们厂是股份制，一共有四个老板，其中两个不怎么来的，另外两个老板经常来，一个姓章，另一个姓潘。我们这种小厂也没有拿摩温，职员下面就是工人，车间里以女工为主，但机匠都是男的，车间管理员也都是男的，工人遇到坐办公室的职员要叫“先生”。工厂发给我们一条白色饭单和一顶白帽子，而里面的衣服都是自己的。那时一个月发两次工资，月中一次，月底一次，工人拿计件工资。以前没有加班费，也不按月拿固定工资，做得多工资就多。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在厂里吃饭的，进厂前会说好是否包饭，包饭的工资和不包饭的工资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觉得包饭更合算一点。这个厂还有工人宿舍，有的工人会要求住工房，进厂前也要和老板说清楚。那时工作时间蛮长的，忙起来要做十二个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就更忙了。遇上淡季，工作量减少，工作时间虽短，工资也就跟着少了。那个年代工人都很贫困，为多赚些钱生活，工作量多一些、工作时间长一点，也不会对老板有多大抱怨。资本家也有好坏之分，有的厂剥削得多，一些工人就会跳槽。而有些工人本身比较调皮，工作时马马虎虎，捣捣糨糊，俗称“偷丝瓜”，那么做出的产品质量不过关，老板也可能解雇他，或者繁忙的时候叫他过来帮帮忙，空闲时就打发他走。
由于母亲曾在这家厂工作，父亲又一直受到大家尊重，别人介绍时总是说：“这个孩子是江师傅的女儿。”所以大家都把我当作小阿妹，蛮照顾我的。无论工友还是职员都对我蛮客气的，我没吃过什么苦。周围的大人要养家糊口，负担很重，所以他们都拼命地干活，想多挣些钱，前道的半成品下来以后，我们车间的人都要冲过去抢，这样自己才能多干活，这叫“抢生活”。而我那时年龄还小，在这方面不是很精明，抢不过人家干脆就不抢，心想没有工作正好可以开开心心地玩。
青年时期的口述者
一些大人看到我无活可做时会说：“哎哟，惠英，没工作做了，我拨点给你。”不是这些大人要管头管脚，而是这些工友挺热心的，她们要我多赚钱。厂门口马路对面有一条小弄堂，我们厂的一个老板就住在里面，冬天，老板的孩子坐在门口玩耍晒太阳。我完成一段工作以后，就马上跑到弄堂里和他们一起聊天、晒太阳，有时会加入他们的跳长绳队伍，七八个孩子一个接一个跳进来跳出去。那个老板看到会大声喊：“你快去干活呀，不干活，钞票就没有啦！”老板喊我快去干活也并不是恶狠狠地责备，有时我装作没听见，直到被叫得难为情了，我才灰溜溜地回去干活。虽然我很贪玩，但工作时还是很认真的。
我比较老实，一拿到工资就交给父母贴补家用，母亲再给我一点零用钱。我不当家，所以不记得赚多少钱，也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我小小年纪就外出工作，父母对我要求也不高，能拿多少工资就是多少，母亲常说“惠英这么小就赚钱了”，所以家务活也不要我做。那时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大家都没什么好衣服，只要不受冻就行。听说那时物价飞涨，一斤绒线要几亿块钱，人们用线把金圆券捆成一堆堆，走在马路上即使被别人抢走也无所谓。大家都换银元保值，马路上“黄牛”把银元放在手上，喊：“大小头要？”记得一般人的工资大概能换五到六块银元。直到解放军进城，金银券才换成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