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从团市委调到妇联。刚到妇联觉得这里和团市委很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团市委那种朝气蓬勃的气氛，大家端个饭碗聚在一起就开始讨论问题，活动比较多，思想也比较活跃。而这里的作风比较传统，强调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妇女服务。
1983年以后，来了一批新的领导，比如谭茀芸原是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沈秀芳是从科委系统来的，她们带来许多新的变化。以后我们一起在妇联做了点有意义的事，工作变得很开心了。她们发起组织上海市女工程师联谊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女知识分子组织，当时阻力还是挺大的，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为什么要组织联谊会呢？”我说：“这是了解知识妇女的渠道，可以知道她们的要求和状况。”为突出女知识分子的贡献，就要把她们摆到舞台中央，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又和电视台合作，拍摄上海女工程师的形象，总共拍了两集，电视台播了好几次，一些女厂长、女知识分子都上电视了。妇联又陆续组织了女教授、女检察官、女医生、女记者等的联谊会，女知识分子的组织越来越多了。谭茀芸起的作用最大，以妇联主席的身份组织，她很有创造力，我蛮喜欢这种敢作敢当的领导。还有几个同志出主意，我负责具体落实，我说：“我没有别的能力，跑腿做具体工作还是行的。”我努力把方方面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因此她们给我取个外号叫“黏合剂”，后来我和这些女工程师都非常熟悉，她们有什么问题，也会来找我帮助。
不久，妇联造巾帼园，便直接得到女工程师联谊会的许多帮助，这时妇联的同志才感到组织联谊会的好处。妇联原在长乐路的一幢私房办公，房产属于一个香港老板，老板多次催讨还房，妇联只好搬到天平路现在的地址。当时妇联只得自造新房，六位女建筑师义务帮我们设计图纸，造巾帼园那幢大楼时资金不够，女工程师联谊会帮忙集资四十多万元，好不容易才造起这两幢大楼，现在成为妇女之家。
1985年，中央向上海要一批干部，指定要既懂外语又懂技术的。谭茀芸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外语也蛮好的，她先生杨振汉是杨振宁的弟弟，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时两人被中央派到香港工作。谭茀芸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夫妇二人在香港很有声望。国家规定驻香港满五年就可以回来，而她在香港驻扎六年之后，上级说： 欢迎你们回来，但如果你们在香港发展对国家更好。于是他们在香港成立了杨谭公司，主要从事投资顾问业务。
桑榆未晚与子偕老——2007年
1990年，我退休了。因为谭茀芸对我挺信任的，我又到杨谭公司上海办事处工作。杨谭（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当时规定成立有限公司必须有五百万的投资，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资本，申报手续非常麻烦。工商局叫我想办法去找市领导，当时杨、谭二人都在香港，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先找一位熟悉的领导，但他不在，我只得去找另一位。过去因谭茀芸的关系与他见过面，但并不是很熟悉，我想办法进入办公室找他面谈，终于得到他的支持。他批了一行字，记得其中有“这家公司对我们国家有特殊贡献”几个字。我拿着这张批文再跑工商局，局长一看批文就说：“有了这张东西就好解决了。”公司终于批下来，杨振汉是总经理，我任副总经理，过几年年纪大了，我转而担任顾问。
对我来说，由党政工作转向经济工作，转变也蛮大的，谭茀芸给了我很多帮助。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引进国外公司投资业务，像现在遍布上海的哈根达斯，就是我们引进来的。哈根达斯的要求蛮高的，比如第一家店要开在南京路上，他们本来请别家做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那家公司做了一年还没解决，别人向他们建议找杨谭公司，这才找到我们。我们公司有些人挺能干的，接受下来首先做了一个可行性调查报告。但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找经营地方确实困难，我们到处想办法，一个同事很厉害，找到戏剧服装厂的商店，那家店卖古代戏剧服装，生意很不好，所以两方面一谈就成功了。第一家店以合资形式开张，哈根达斯的老板开心极了。开张之后我们公司还担任哈根达斯的顾问，后来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事，也都是我们要帮他们解决的。
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也由我们引进大陆，这是一家为保险公司保险的公司。我们同意做该公司的顾问，他们要求一个月内同时在北京、上海开张。刚接手时我也发愁，这种事情太难了，怎么弄得成呢？公司有几个人的确很能干，我们同时在北京、上海分别把报告送进工商局与银监局。为保证一个月内顺利批下来，我们又硬着头皮找到上海银监局的领导，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要通过各种关系才能见到，当然领导主要还是看谭茀芸、杨振汉的面子，一般还是买账的，但具体跑的人必须敢上敢讲才行。这个项目的确做得很吃力，里面的人际关系也挺复杂，但经过努力还是取得好的结果。当月14号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办事处在北京成立，紧接着15号上海办事处成立。为扩大影响，我们还为该公司筹办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揭牌仪式。我们先向外经贸会打了一个报告，争取到上海市长的出席，地点放在希尔顿，再从安保公司雇了开道车，将大老板一行从虹桥机场接到希尔顿，他们还带了一个乐队，弄得大张旗鼓的。
回想起来，引进这么多国外大公司，大困难并不多，但手续和报告挺多的，磨合的过程也挺麻烦的，需要事先做许多工作。好在同事都挺好的，而且出现问题还可与谭茀芸他们商量，当然具体的事情还是得我们自己去做。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信任人还是很重要的。解放前被老板剥削，我年轻时蛮恨资本家的，后来接触的老板越来越多，观念慢慢开始转变，后来了解到，这些老板其实也都是靠劳动起家的。
1972年，大儿子高中毕业就去参军了，被派到陕西的空军做测量工作；而女儿分配进手工业局下面的集体企业。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儿子正在北京的南苑机场测量，大家都去天安门追悼周恩来，他也一起去了，不久就复员回上海了。本来想找与服役时有关的技术工作，但仪表局下面的单位非常热门，怎么也进不去。我打电话问他大伯怎么办，他说设计单位没人愿去，现在让他去，学到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于是，他进了上海市民用设计院，最初工宣队要派他到测量队，所幸他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帮了他，把他派到建筑工地上劳动，经过一番波折，才分到经营科。他文化底子不厚，从那时起开始拼命读书。“文革”刚结束时，年轻人读书风气很浓，夏天最热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幢房子的阳台上，常见几个男青年光着膀子拼命读书，那时他们都在工厂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儿子在同济代办的工程技术学校毕业，成为工程师，淀山湖那个运动场的钢结构他也参与设计，后来还得了奖。我们这幢楼的其他三个男青年也都学有所成。后来儿子被派去深圳，担任深圳分院的副院长，其间被沙头角管委会主任看中，到这边来商调。上海民用设计院拼命留他，也来做我的工作。我开始也不同意他到外地工作，而他爸爸说，应该让他去外面闯，最后还是放他到南方发展了。他在那边一开始做设计工作，后来也做管理，现在在广州工作。“文革”以后女儿调过好几个单位，最后到一个酒店做工会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等职务，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后她又到外面工作，她还年轻，我不赞成他们早早就待在家里，到社会上工作会使生活更为充实。如今孙辈也都大学毕业了，孙子在地铁集团某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外孙女即将大学毕业，也曾得到外资企业的关注，而她喜欢更有创意的工作，执意到某著名网店的总部工作。
从我的经历来说，我一直喜欢接触新的东西，这也许和多年从事青年工作有关。孩子们将来会有更多的新体验，看到更多的新事物，总之期望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