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学教师潘志擎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潘志擎
【访谈/整理者】朱易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访谈时间】2011年10月24日，2012年2月11日、13日【访谈地点】潘志擎家【整理者按】潘志擎，1924年生，江苏常州人，1946年自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毕业。1952—1953年于俄文专科学校任教。后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今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1994年退休。1978年因农药毒性研究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86年以工业铅中毒研究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次年又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91年因“尿中铅的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方法规范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口述者于2012年生日宴会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祖父辈经营家族榨油企业，叫溥利油厂，后来父亲接管并发展了企业，在无锡创办建成油厂，在上海建有大统油厂。我父亲叫潘祖述，字景让。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据《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四年毕业同学录》，1922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只有四人，其中有潘祖述。
罗素曾于该校发表“物之分析”的演讲，由潘祖述与王世毅完成的记录稿刊登于1921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数理杂志》第三卷第一期。见赵爽英、以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在常州任教，后来一度在苏州的工业专科学校教书据常州市《实小百年校史》第5页，1926—1929潘祖述任该校校长，当时校名为“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又据第16、33页，1928年8月，因校舍不敷应用，潘祖述校长呈请将都城隍庙（即西庙）庙产东南隅鉴察司殿房收归校用。
又据《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校长一览表》，1940—1945年，潘景让曾任常州西狮子巷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校长。又据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原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校史，潘祖述见于战前（1911—1937）教职员名单，与钱基博、钱穆等为同事。（http： //www.wxgdsf.cn/d＿docdetail.php？id=1617），则潘祖述曾于多个城市任教…他们兄弟三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二叔祖荫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成为内科医生；三叔祖麟自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我母亲小学毕业，也能读点书。
1924年农历腊月初三我生于常州，那年父亲二十四岁。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常州，那是父亲买下的房子，有十五间房，后面有个大花园，种着各种奇花异树，记得地契上写明宅基地两亩五分七厘。从大门到房间有相当的距离，我们读书以后要自己回家，大人怕敲门听不见，就在大门上打了一个洞，穿个绳头拖在外边，外面的人拉一下，里面的铃就会响起来。解放后，这幢房子无人管理，就交给国家了。前些年我到常州看中学同学，她陪我看看老家，房子早就拆除了，那里造起一个百货公司，但我低头一看，脚下踏着方方正正的大青石，那不正是我老家厅里的地面吗！
我原来叫潘之瑾，后来才改名的。母亲生了我们六子二女，原来我下面还有个小妹妹，名叫毓圣。我家天井有个大缸，用来接天落水，毓圣去玩水，结果掉在里面溺死了，我也看到这幕惨剧，记得她身上还别着一块白色的小手帕，那年她只有四岁。就在那个悲剧之后，父亲才把我的名字改为志擎，也许他觉得把我当男孩养更好吧。以后别人光看名字，没见到我本人时，总以为我是男的。
我爸爸妈妈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家里每生一个孩子，就给他（她）立一个存折，存入两千块钱作为教育经费。后来经历了战乱的年代，生活再困难，家里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孩子们受教育。我们姐弟七人都受到极好的教育。哥哥南鹏交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留学，取得两个硕士学位。我是老二。老三天鹏入圣约翰大学学医，在仁济医院实习时曾经想当外科医生，毕业后在北京的空军总医院工作，却被分进内科，后成为著名的老年病学专家，担任过副院长和代理院长。四弟海鹏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在广西财政局工作。五弟宇鹏，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分在上海交通大学，后随该校迁至西安。六弟霄鹏，清华大学毕业，留在清华任教。
1957年口述者与六兄弟合影
七弟云鹏在中国农业大学学农业机械，后来分在河南商丘工作，他本来肺就不大好，又老是抽烟，1994年就离世了。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孩，兄弟众多也有好处，年轻时我最喜欢看电影，抓不到同学，随便抓个弟弟陪就行了，记得在常州电影院看了不少电影，包括胡蝶演的《姊妹花》。
我是第二个孩子，哥哥比我大一岁多，我们一起在常州先后读了两个小学，两个学校都不大，只记得第一个小学有许多姓常的同学，第二个小学离我家很近。我读书很认真，所以考试分数总比哥哥高，他有些妒忌呢。读小学时我就开始读《红楼梦》，读一遍哭一次，后来父亲订了《初中文库》和《四季文库》，那时什么书都喜欢看。小学毕业我考了全校第一，父亲带哥哥到苏州读中学了，而我考进常州女子师范附中。那个学校只招收女生，第一天到学校，才发现所有的学生都穿着统一的校服，上面是士林布的中式短褂，下面是黑裙子，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家常衣服，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只好逃回家去。
后来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读高中，二弟也在那个学校读初中，那个学校是男女同校的。当时父亲担任该校校长，校园相当大，有一个大操场，设备还是挺好的，但正值抗战，教育经费很困难，所以实验设备不多。我从初中开始学英文，常州的高中英文水平不低，但毕竟不如二弟后来就读的圣约翰附中，他们全部用英文上课。我最喜欢物理课，数学也极好，初中高中我都以全校第一名毕业。
1942年，我父亲患肾病去世，以后就由厂长薛石冰经营企业。父亲是老大，同时经营着家族企业，只能利用星期天的空余时间处理生意。经营家族企业是很困难的，原来我的两个娘娘（指姑妈——编者按）都在其中有股份。就在父亲病重前不久，大姑父突然要抽去他的股份，因为资金很紧张，所以父亲很生气，记得当时他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将报纸狠狠地扔在地上，说：“你要抽股，以后就再也不能到我们厂来了。”父亲过世后，妈妈没有马上到上海来，她在常州料理父亲身后事。父亲安葬于常州，解放后我还每年去扫墓，“文化大革命”中，那片公墓被夷为平地了。
潘家家族企业的股票
同年，我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刚进校时我在学校宿舍住，但还是不习惯，一个多月后就搬出去住了。那时哥哥和两个弟弟也到上海来读书，我们就在中汇大楼租了一套房子，先住在六楼，后搬到三楼。不久妈妈也到上海来了，就在今天的淮海中路1487弄上海新村22号买了房，全家住在一起。这是一幢三层双开间的洋房，我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下面有一个比房间略大的花园，还有个汽车间，我们就摆摆脚踏车或煤球等杂物。
母亲并不参与企业管理，也不看账目，公司大部分的钱仍用于投资，只取出一些作家用。年底时，厂长薛石冰总会到家里跟妈妈讲讲经营情况。妈妈挺能干的，也很节俭。虽然家里有佣人，她也亲自做家务，还会做衣服做鞋子，热天就做冬天的鞋子，一针针纳出鞋底，然后给姨妈拿去。闲时她喜欢看越剧，有时也搓搓麻将。
女子文理学院是教会办的，它与震旦大学是相对独立的，解放后校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向明中学所有。当时各大学自己出题，我是到上海来考试的，我最喜欢物理，但该校没有物理专业，便只好学习化学。我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Nacy。读大学时我的成绩也很高，全是100分、95分左右。有时做实验，常常不能按时吃饭，我就买点烤红薯、花生米当饭，倒也不亦乐乎。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全是女生，最远的是从新疆来的，后来基本都成为职业妇女。我们女生还是挺文静的，学校的氛围也挺轻松，女孩子可按自己的爱好打扮，也有不少人化妆，许多人喜欢穿士林布旗袍，那时的旗袍也做得既贴身又素雅的，但不会像现在的旗袍那样，包在身上，衩开得老高。学校里有唱诗班，我们也去参加弥撒，我那时年轻，觉得挺好玩的。做弥撒时可看到法国嬷嬷，她们穿着拖到地的黑色长袍，用白布裹着头，几乎看不出男女，她们也教教法文。
上课的老师有男有女，穿着一般的衣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衫。只是国语课讲中文，其他课都用英语讲授，由于是全国招生的，一般都讲国语。钱钟书给我们讲过一年英文，讲了一本小说，可译为“繁华世界”，蛮有劲的，他喜欢坐在学生的课桌上，叫学生回答时总说“lady某某”。杨绛也曾在我们学院任教，她给英文系讲课，没给我们上过课。该校的老师解放后分散在各校，后来听说有两位给我们上过化学课的老师在“文革”中被打死了。
1946年，我大学毕业，本想到国外留学，但家里无法同时供两个孩子留洋，当时计划好，我们排队出国留学，让大哥先去。大哥和二弟长得比较像，二弟英文又特别好，去美国领事馆接受签证面试时，大哥正好有事，二弟就代他去，居然一次就通过了。大哥赴美留学以后，我当上了中学教师。当时并不需要面试，直接就去任教了。那两年，我教过初中、高中的数学、物理，那个年代教师不会在一个学校教一辈子，这个学校聘你就在这个学校教书，那个学校的待遇更好，你就去另一个学校。我上课挺受欢迎的，换工作后，原来教过的学生还常给我写信，希望我再去教他们。相对来说，中学教师的收入还是可以的，但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有一年学校在学期初就把半年的工资一下子发给我们，让我们买东西保值。从刚工作开始，发了工资，我就把钱攒起来，攒够了就去买一个金戒指，几年下来，也买了十几个戒指。
1949年，哥哥即将从麻省理工毕业，美国的一个州立大学也接受了我的申请，我马上托人将两根大金条带给哥哥，本想叫他兑换成美金，为我准备学费。谁知母亲却不同意我马上出去，她说你哥哥还没回国，家里必须有人照顾。后来哥哥回国时，只能用这笔款子买了一大箱子生活用品带给我们。
解放前夕，曾不时听到枪声，但我没看到打仗，很快政权就更替了。当时，我积蓄下来的留学费用没有了，政治形势也不允许出国，母亲又希望我参与潘家企业的管理，公司在无锡、常州、上海各有一个办事处，于是，我在上海办事处做出纳工作。在那里一般都是老客人来提货，我负责接待，收钱后开张发票，并不需要我去推销。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公司的钱也并不是我们家的，公司还派我姑父来监督，印章在他手里，每次收现款或公司开支票都要他审核敲章。我在企业工作了三年，公司上下都称我为“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