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宇宙这个伟大的主宰的意志的这种宽宏大量的顺从似乎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了人性的影响。热爱和信赖他们的将军的好战士在开往毫无生还希望的阵地时常常比他们开往一个既无困难又无危险的阵地时还更加高兴和欣然从命。在开往后一阵地的行军中，他们所感到的只有平常任务的单调和沉闷，没有别的其他情感；在开往前一阵地的行军中，他们感到他们正在进行一种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崇高的壮举。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军队的安全、为了战争胜利的需要，他们的将军不会命令他们到那个阵地上去。他们心甘情愿为了一个较大的机体的繁荣牺牲他们自己的小机体，他们满怀深情地向他们的同伴告别，祝愿他们幸福和万事如意。他们开拔时不仅是带着谦恭的服从，而且常常是极其高兴地喊叫着，向他们被指定的那个致命的然而又是无比光荣的阵地走去。没有一个军队的指挥官能够得到比宇宙这个伟大的指挥官更加无限的信赖，更加炽热和诚挚的爱戴。在国家最大的灾难中和个人最大的不幸中一个聪明人应该认为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同胞都已经受命开往宇宙的这个毫无生还希望的阵地。如果不是为了整个宇宙的幸福的需要，对他们是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的。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要谦卑地无可奈何地顺从这个指派，而且要竭力满怀喜悦去拥抱它。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是完全能够做到一个好的战士随时准备去做的事情的。
自古以来是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设计出和指挥着宇宙这个巨大的机器，并使其时刻产生着尽可能大的幸福的意念。这是人类思索对象中最为崇高的一个，其他任何的思想与之相比必然就会显得平庸卑贱。我们相信全神贯注思索这个崇高的思想的人必然是我们最崇敬的对象；虽然他的一生应当都是在思索的，然而我们却常时对他怀着一种远比我们看待国家最积极和最有用的公仆的敬意还更加虔诚的敬意。马库斯·安东尼努斯对这个主题的沉思为他个人品格所获得的普遍赞誉也许比他在其正直、仁慈的统治期中所做的全部政绩所获得的赞誉还大。
不过，管理宇宙这个大体系和关怀所有具有理性的和有知觉的生物的普遍的幸福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分配给人的是一个卑谦得多的部门，同时却又是更适合于他那绵薄之力和更适合于他那狭隘的理解力的一个部门。那就是关怀他自己的幸福，他家庭的幸福，他朋友和他的国家的幸福。他忙于思索比较崇高的事情决不能成为他忽视比较卑谦的部门的借口。他决不应受到（据说是）阿维狄乌斯·卡修斯（也许是）不公正地用以反对马库斯·安东尼努斯的指责；当他从事哲学推理和思考宇宙的繁荣时，他却忽视了罗马帝国的繁荣。好沉思的哲学家的最崇高的思考也不能补偿对其最小的现行的职责的疏忽。第三篇论自我控制
一个按照极端谨慎、严格公正和适度的仁慈准则办事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完美的道德的人，但是只是彻底了解这些准则并不足以使他按照它们行事。他的激情很容易误导他，有时驱使他、引诱他去违背他在清醒和冷静时所赞成的所有准则。如果没有最完美的自我控制的支持，对那些准则的最彻底的了解也常不足以使他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古代的一些最好的道德学家似乎曾经把这些激情分成不同的两类：第一类是要求做出相当大的自我控制的努力才能抑制片刻的激情；第二类是容易抑制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时间，但是由于它们不断的和几乎不中断的诱惑，在人的一生中很容易把人导入歧途的激情。
恐惧和愤怒与某些和它们相混或有关的激情构成了第一类，贪图安逸、享乐、喜爱赞扬和其他许多满足个人私利的激情则构成了第二类。过度的恐惧和狂怒常常是要抑制片刻都十分困难。贪图安逸、享乐、喜爱赞扬和满足个人私利通常抑制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时期是容易的，但是由于它们不断地诱惑常常把我们导入许多日后我们都有许多理由为其感到羞愧的误区。前一类激情可以说是常常驱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后一类则可以说是引诱我们背离我们的职责。上面提到过的古代道德学家把对前一类激情的控制，称作刚毅男子气概和毅力，把对后一类激情的控制称作节制、庄重、谦虚和温和。
对上述两类激情中的每一类的控制与来自其效用的美无关，与其能使我们在所有情况下按照谨慎、公正的恰到好处的仁慈的指示行事无关，它有其自身的美，似乎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就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赞美。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努力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崇高激起某种程度的尊敬和赞美；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那种努力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均等性和不懈的坚定性激起尊敬和赞美。
一个处于危险和磨难之中、接近死亡的人能够保持其固有的平静，不说出一句与最无偏袒的旁观者的感情不完全相符的话，也不做一个与其不相符的手势，他必然能够受到最高的赞美。如果他是为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为了人类和对其祖国的热爱而受苦受难，那么对他所遭受的痛苦的最亲切的同情，人们对迫害他的人的不公所怀的最强烈的义愤，对他的善良的意图所抱的最温暖的具有同情心的感激，对他的功劳的最深切的认识——所有这一切都会把自己与对他们的宽宏大量的赞美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并且时常把这种情感燃烧成最热烈的甚至狂热的崇敬。人们怀着最深厚的情感所怀念的古往今来的英雄们，有许多都是为了真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而牺牲在绞架上，而且他们在绞架上表现出了与他们的品格相称的自在与尊严。如果苏格拉底的敌人们能让他在其木床上平静地死去，那么那个伟大哲学家的光荣也许就不可能获得他迄今所具有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光芒。当我们观看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杰出人物的头像时，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不感到雕刻在那些最杰出的头像底下，在托马斯·莫尔、富利·罗索、西尼等头像下面的那把斧子——斩首的标记——给那些附加有这个标记的人物添加了一种真实的尊严和情趣，这种尊严和情趣远胜他们有时佩戴的无用的纹章所能带给他们的尊严和情趣。
这种高尚的行为不只是给清白无辜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们的品质增添了光彩，它甚至使人对最重大的罪犯的那些品质也予以某种程度的敬意。当一个强盗或抢劫犯被带上绞架时，当他在绞架上表现得体面而坚定时，虽然我们完全赞成对他的惩罚，但我们时常不得不为一个具有如此高尚的气质的人竟然会犯下如此下贱的罪恶而感到遗憾。
战争是一个获得和履行这种高尚行为的大学校。死亡，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是恐怖之王。一个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的人在面临其他任何自然灾难时都不会丧失理智。在战争中人们逐渐熟悉了死亡，因而他必然也就不会再有意志薄弱和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们对它所抱有的那种迷信的恐惧。他们把死亡仅仅视作生命的丧失，就如同生命可以是愿望的对象一样，死亡不过是厌恶的对象。同时他们也从经验中懂得许多看似很大的危险有时并不真是它们显得的那么可怕，而且只要勇敢、主动和不惊慌失措他就时常可以从最初看来无望逃脱的困境中体面地解脱出来。从而对死亡的惧怕大大地减少，而从死亡中逃脱的信心或希望大大增加。他们学会了勇敢地面对危险，他们不再那么害怕逃脱不出去，当他们处于危难之中时也不那么易于丧失理智。正是对危险和死亡的这种习惯性的蔑视使得当兵的职业崇高了起来，并且在人类的自然领悟中赋予这种职业一种高于其他任何职业的地位和尊严。在他们为国家服役的期间他们熟练地和成功地履行其职责，似乎构成了在所有时代人们喜爱的英雄的品质中最卓越的特征。
伟大的战功，尽管在取得时与正义的所有原则相违背，而且缺乏对人道的尊重，但有时却会引起我们的兴趣，甚至为那些赢得战功的人博得某种程度的尊敬。我们甚至对海盗们的业绩感兴趣，怀着某种崇敬和钦佩阅读着一些最不可取的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追逐最罪恶的目的时经受了比一般历史课程所描述的更大的艰难苦楚，克服了更大的困难，遭遇了更大的危险。
对愤怒的控制在许多场合显得与控制惧怕同样的高尚和崇高。恰当地表现正当的义愤构成了古今雄辩中许多最辉煌和最值得赞美的篇章。古希腊的狄摩西尼痛斥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演说，古罗马西塞罗控告喀提林党徒的演说，它们的全部美就在于表达这种激情时所表现出的恰到好处的高尚。但是这种正当的义愤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被控制了的，而且调节到了公正的旁观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的愤怒。超过了这个限度的大吵大闹的怒气总是可憎和令人不快的，而且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个发怒的人，而是他发怒的对象。在许多场合宽恕所表现出的高尚显得还高于完全得体的愤恨。当冒犯的一方已经做出了适当的认错时，或者即使没有这种认错，当公共的利益要求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应联合起来以履行某种重要的职责时，那个能够不计前嫌而满怀信任和热情地对待曾经严重地伤害过他的人看来最值得我们的钦佩。
然而，对愤怒的控制并不总是能表现得如此绚丽。惧怕与愤怒相反，而且常常是抑制愤怒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动机的卑鄙也就冲掉了这种抑制的一切崇高性。愤怒怂恿人们攻击对方，而且对它的纵容有时似乎还表现出了某种勇气和无所畏惧。然而，纵容愤怒有时是爱虚荣的表现，而纵容惧怕却从来不是爱虚荣。爱好虚荣和软弱的人在他们的下级或不敢反对他们的人中间常常装得十分慷慨激昂，而且自以为他们这样做显示出了他们所谓的气魄。一个暴徒可以讲出许多有关他自己的蛮横无理的故事，而且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他以为因此他至少可以使人感到可怕，如果不是更加可亲和可敬的话。现代的风尚由于鼓励决斗，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怂恿个人报仇，而且在当今它因惧怕而使得抑制愤怒变得比它本来的更为可鄙。在对惧怕的控制中总是有某种尊严的东西，不论这种控制是以什么样的动机为基础。而对发怒的控制则不是这样的了。除非这种控制是完全建立在体面、尊严和适当的基础上，否则它永远也不会是完全令人愉快的。
按照谨慎、正义和恰当的仁慈的命令行事，在没有什么诱惑要求我们去相反地做的场合，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是处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境地中冷静行事，不顾引诱我们去违反正义的准则可能获得的最大的利益，也不顾我们不去违反这些准则可能遭受的重大伤害，绝不容许我们生性的仁慈由于个别可能曾经受过我们的仁慈的人的狠毒和忘恩负义而受到抑制或挫折，仍然虔诚地奉行正义的准则是最高贵的智慧和高尚道德的品质。自我控制不仅本身是一种伟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的光辉似乎也都是源于它。
对恐惧的控制，对怒气的控制都是伟大和高尚的力量。当它们听从正义和仁慈时，它们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增加了其他那些美德的光华。虽然，它们有时可能是受到极其不同的动机的驱使，而且在这种场合虽然它们仍然是伟大和可敬的，它们却可能是极端危险的力量。最无畏的勇猛可能被用于最不正义的事。在巨大的挑衅中，表面的心平气和有时可能掩盖着最坚决和最残忍的复仇的决心。进行这种掩饰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虽然总是而且必然要受到虚伪的卑鄙所玷污，却常时受到许多对此不持鄙视的看法的人的高度的赞扬。梅迪契家族的凯瑟琳的这种掩饰常时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的赞颂，迪格比勋爵以及其后的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掩饰受到了严肃、认真的克拉伦登勋爵的赞颂，沙夫茨伯里家最老的伯爵阿斯雷的掩饰受到了有见识的洛克先生的赞颂。甚至西塞罗似乎也把这种欺诈的品质虽不视作最高贵的品质，但把它视作一种适合于某种灵活性的生活方式的品质。他认为不管怎样总的来讲，这种掩饰可能还是令人愉快和受人尊敬的。他以荷马的尤利西斯、雅典的色米斯托克斯、斯巴达的莱山得以及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等人的品质作为例子。阴暗而隐藏得很深的这种欺骗通常都出现在国内动乱的时期，处于党派的暴力斗争和内战的时期。当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起作用的时候，当清白无辜的人本身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时，自卫会迫使较大部分的人去求助于各种手法表面上迎合当时得势的政党。这种虚伪的品质也常常伴有最冷静和最坚决的勇气。恰当地运用那种虚伪就必须以那种勇气为先决条件，宛如死亡通常是对某种后果的探测。它也可以毫无偏袒地用来扩大或缩小敌对派别间的强烈的敌意，因为正是那些敌意使得人们有必要去装出那种虚伪。它虽然有时可能是有用的，至少它同样易于成为极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