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所谓天然情感更多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道德上的联系的结果，而不是想象的生理上的联系的结果。诚然，一个妒忌心重的丈夫常常会不顾这种道德上的联系，不顾那个孩子是在他自己的屋子里长大受教育的，而对那个他认为是其妻子的不忠实的产物的不幸的孩子充满憎恨和反感。
在性情善良的人们之间，由于相互适应的必要或方便经常产生一种类似生来就同住在一个家庭里的人们中所发生的友谊。办公室中的同事，生意中的伙伴，彼此称兄道弟，并且常常感到彼此真的像兄弟一样。他们的和谐一致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如果他们是相当有理智的人，他们自然也乐于和谐一致。我们期望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间的不和只可能是一种小小的耻辱。罗马人用necessitudo来表示这种依恋之情，从语言学来讲，它似乎是表示一种处境需要强加的东西。
甚至同住在同一地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条件也会具有某种相同的后果。我们尊重我们天天见面的人的面子，只要他从来没有冒犯过我们。邻居们相互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方便，也可能给对方带来极大的麻烦。如果他们都是某种好人，他们自然愿意和睦相处，我们期待他们和睦相处。不能与邻人和睦相处是一种很坏的品质。因而，对一个邻人，人们总是比对一个没有这种邻居关系的人更加乐于给予某些细小的帮助。
这种尽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情感、本性和感受与我们知道必须长期居住在一起，并且密切交往的人所固有而且根深蒂固的情感、本性和感受与之相适应和相同化的自然意向是好伴和坏伴产生传染性的后果的原因。一个主要只与聪明和有高尚道德的人为伴的人，虽然他本人不可能变得聪明或有道德，但他不可避免地至少会对聪明和道德产生某种尊重，而一个主要只与荒淫和放荡的人为伍的人，虽然他可能本人不会变得荒淫和放荡，但至少他很快就必然会丧失对荒淫和放荡行为原有的憎恨。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家庭几代相传的一些相似的品质也许部分就可能是源于这种意向——把我们自己与我们必须共同长久生活在一起和频繁交往的人相同化。不过，这种家庭品质像家庭长相一样看来不完全应归因于道德上的联系，而部分应归因于血统上的联系。而家庭长相肯定全然应归因于后者。
然而，在对个人的所有依恋中那种完全建立在对其良好的行为举止的尊敬和赞许基础上，并为多次经验和长期的相识所证实的依恋是最受人尊敬的一种。不是出自于一种被强迫的同情，不是出自于为了方便和适应的需要而强装出来以致成了习惯的同情，而是出自于一种自然的同情，出自于一种不自觉的感觉，感到我们自己所依恋的人正是尊敬和赞许的天然的适当对象，这样的友谊只能存在于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们之间。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对相互的行为举止只可能感到一种完全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任何时候都使他们确信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可能有什么冒犯，也不可能有什么被冒犯。邪恶总是反复无常的，只有美德才是固定的和有条有理的。建立在对美德的热爱的基础上的依恋之情，由于它必然是所有依恋中最有道德的，同样它也是最幸福、最持久和最稳固的。这样的友谊无须局限于对待某一个人，它可以平安无事地拥抱我们早已相识的亲密无间的所有聪明和有道德的人，而且基于那个原因，我们能够完全信赖他们的智慧和道德。那些常把友谊只局限于两个人的人，看来是把友谊具有智慧的保证与爱情的妒忌和愚蠢混起来了。年轻人草率的盲目的和愚蠢的亲昵行为通常都是建立在性格的某种相似上，完全与良好的行为无关或许建立在对某些相同的学习、相同的娱乐、相同的消遣的共同的情趣或者对通常没有被采纳的某一原理或观点的一致看法上。那些亲昵行为可以由某一怪诞的行为开始，而又由一怪诞的行为结束。不论它们存在时显得如何令人愉快，但绝不应获得友谊这个神圣而令人尊敬的称号。
不过，在天性指出的所有应该获得我们的特殊捐助的人中，看来没有比我们已经受过其恩惠的更适合的人了。为了那种相互的仁慈（那种相互仁慈是人们的幸福所必须的）塑造了人的造物主把每个曾经对人们行过善的人特定为仁慈的对象。虽然人们的感激不一定总是能与他施过的善行相称，但是公正的旁观者所具有的对他的功劳感，以及同情性的感激则将总是与之相称的。而他人对那些忘恩负义的卑鄙行为的普遍愤慨有时也会普遍地增加对他的功劳感的认识。没有一个仁慈的人是完全没有得到过他的仁慈的果实的，如果他没有从他应收获的那些人那里得到，他肯定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十倍的补偿。仁慈是仁慈的父母，如果受到兄弟们的热爱是我们企盼的最大目的，那么获得它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他们我们是真正地热爱他们。
在那些或者是由于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或者由于他们个人的品质，或者由于他们过去为我们帮过忙而应该得到我们的仁慈的人之后，再次才是那些并不真正应该得到所谓的我们的友谊，而是应该得到我们善意的关注和帮助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特殊的处境而与众人不同的人；那些极其幸运和极其不幸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些穷困而可怜的人。等级的划定、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对前者所天然抱有的尊敬上的，人类痛苦的减轻和慰藉则全然依赖于我们对后者的同情，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甚至比减轻可怜人的痛苦还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对大人物的尊敬极容易因其过度而使他们感到不舒服，而我们对可怜人的同情感则极容易因其不足而使他们感到不快。道德主义者鼓励我们行善和同情，他们警告我们不要迷恋显贵。这种迷恋确实是太强烈了，以致人们都宁愿当富人和大人物，而不愿做聪明人和具有美德的人。造物主明智地做出了判决，等级的划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将更是依据明显的和可以摸得着的出生和财富的差别，而不是依据看不见，而且通常也是极不确定的智慧与美德的差别。人类中的大部分下层人民的平凡的眼睛完全能够辨认前一种差别，聪明而有美德的人的良好的辨别力有时要区分后一种差别却都还有困难。在造物主推荐的关注对象的顺序中同样可以明显看出天性的仁慈的智慧。
也许完全没有必要指出，两个或更多的激励和善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更会增加和善。在没有妒忌的情况下，在显贵与智慧和美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显贵所天然怀有的好感和偏爱，也会大大地增加。不过，尽管大人物具有那种智慧和美德，如果一旦大人物陷入了那些地位最高的人最常面临的不幸和灾难，我们对他的命运的关切总是要远远超过对那种具有同样的美德，但地位却卑下许多的人的命运的关切。悲剧和罗曼史中最精彩的主题就是具有美德和宽宏大量的国王和王子的不幸。如果通过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能够把自己从那些不幸中解脱出来，并且完全恢复他们先前的优势和地位，我们就会不免要用最热诚和疯狂的赞美来看待他们。我们为他们的不幸所感到的悲伤，我们为他们的盛举所感到的喜悦似乎在加大了我们对他们的地位和品格所天然抱有的那种具有偏见的赞美中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当那些不同的仁慈情感凑巧流向不同的途径时，要用任何一些什么明确的准则来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遵照某种途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遵照他种途径，也许全然是不可能的。在什么情况下友谊应当屈从于感激，或者感激应屈从于友谊。在什么情况下最强烈的天然情感应屈从于长官的安全，因为整个社会的安全常常取决于他们的安全。而在什么情况下天然情感又可以毫无任何不当之处地高于对他们安全的重视，则必须全然留待我们内心的那个人，那个设想出来的公正的旁观者，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人来裁决。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真的用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就像他看待我们那样，认真而满怀敬意地听取他对我们的建议，那么他的声音是从来不会欺骗我们的。我们就将决不需要什么决疑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因为要用这些准则来适应环境、品格和处境的多种不同的细微差别和等级，适应不同差异和区别常常是不可能的，虽然它们并不是不可以觉察的，但由于它们的精致细腻，常常全然不可能确定。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这一美丽的悲剧中，我们赞美查姆蒂的高尚的行为，他为了保全古代的君主和主人们唯一的幸存的弱小的后裔，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性命。我们不仅宽恕，而且热爱艾达姆的母爱，她冒着暴露自己丈夫重要秘密的危险，从鞑靼人的魔掌中索回了已经给了他们的自己的幼儿。
（第二章）论天性推荐给我们行善的社会团体的次序
指导我们对个人行善的次序的那些原则同样也指导着我们对社团行善的次序。那些属于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团是首先和主要地推荐给我们行善的对象。我们出生和受教育并在其保护下继续生活的那个国家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我们行为的好坏对其幸福或不幸产生很大影响的最大的一个社会团体。因而，天性极其坚决地把它推荐给我们作为行善的首选。不仅我们自己，所有我们最善良的感情的对象，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属和朋友，我们的恩人，所有我们天生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通常都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而且他们的兴旺和安全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繁荣与安全。因此，天性不仅通过我们的全部自私的情感，而且通过我们个人的全部仁慈的情感使我们对它感到特别亲切。由于我们与它的联系，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自己带来某种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同类的其他社团相比时，我们会为其高人一等而感到自豪；如果它显得在某一方面劣于它们，我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屈辱。它在先前的年代产生过的所有杰出的人物（因为妒忌有时会使我们对当今的这些名人产生偏见）、勇士、政治家、诗人、哲学家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我们都倾向于怀着极大的偏颇去赞美他们，而且把他们放在所有其他国家的同样杰出人物之上（有时这是极不公正的）。为了这个社团的安全而献身的爱国者，甚至是为了其虚荣而献身的爱国者，其行为也都显得极为得体。他看来是用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自然而然地看待他自己，在那个公平的法官的眼中他不过只是众多的人群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在任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甚至荣誉，他都应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生命。不过，尽管这种牺牲看来是完全公正而恰当的，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却是何等困难，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又是何等稀少。因此，他的行为不仅激起我们的十分赞同，而且激起我们高度的惊讶和钦佩，看来他应该得到这种英雄美德所应得的所有喝彩。相反，那个在某种特殊处境中幻想向敌人出卖祖国的利益而谋取其个人小利的叛徒，那个无视于他内心那个人的评判而极不知羞耻和下贱地把自身利益置于与其有各种联系的所有人的利益之上的那个叛徒看来是所有坏人中最可恶的。
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常使我们怀着极端恶意的猜忌和妒忌去看待其他邻国的繁荣和扩张。相邻的独立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公认的优胜者能够来裁决它们的纷争，因而它们常生活在一种不断的恐惧和相互猜疑之中。每一个不能指望从他的邻人那里获得什么公正的君主总是倾向于对他们尽可能不存任何希望。对国际法的尊重，或者说对那些独立的国家承认或自称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那些准则的尊重通常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或声明。从最小的利益出发，为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看到那些准则不是遭到回避，就是被无耻地和无情地践踏。每一个国家都预见得到，或者想象得到其自身将被其邻国日益增长的势力和扩张所征服，而民族偏见所产生的这种卑劣的本性常常是建立在我们对自己祖国的崇高的热爱上。据说老加图在元老院的每次讲话，不管他发言的主题是什么，他总是用这样—句话结尾：“我的意见照样是迦太基应当被消灭。”这是一个强壮而粗糙的心灵的野蛮的爱国主义的自然流露，他几乎被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国家的外国激怒到发狂的地步。据说西皮阿·纳西卡用来结束他的所有发言的句子却比较仁慈：“我的意见是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是一个胸襟比较开阔和开明的人的慷慨的表现。当他的宿敌已衰落到对罗马不再构成威胁时，他对宿敌的繁荣也不再抱任何反感。法国和英国双方都有某种理由担心对方海军和陆军力量的增强，但是对于它们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妒忌对方内部的幸福和繁荣，其土地耕种的良好，制造业的先进，商业的繁荣，港口安全而且为数众多，所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则肯定是有损这样两个大国的尊严的。这些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全部真正的进步。人类由于有了它们而受益，人性由于有了它们而变得高尚。这类进步在各个国家不仅应该努力超过，而且出于对人类的爱，各个国家不应该阻碍其邻邦超过，而应当促进其邻邦超过。这些才是国际竞争的正当目标，而不应是民族偏见和妒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