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痛苦在所有场合同与之相对立和对应的快乐相比是一种更具刺激性的感觉。前者总是把我们的情绪压低到比后者曾经提高到的超过那个一般的或所谓的幸福的自然状态之下的许多地方。一个敏感的人在受到公正的指责时所感到的丢脸，总是比受到公正的赞美时的扬扬得意要强烈得多。一个聪明人在任何场合都会满怀鄙视地拒绝不应该获得的赞美，但是他却时常因受到不公正的不应有的指责而感到愤慨。由于他并没有做的事而得到赞美，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而据为己有，他会感到他是犯了卑鄙的伪造罪，他应该得到的不是赞扬，而应该是那些错误地钦佩他的人们的鄙视。也许，他发现许多人认为他有能力能够完成他并未做过的事，能给予他几分有根据的快乐。不过，尽管他可能会感谢他的朋友们对他的信任，但是，如果他不马上消除他们的误解，他会认为自己是个极其卑劣的罪人。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就会用一种极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时，那么用现在他们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就不会给他什么快乐了。不过，一个软弱的人却时常十分乐于用这个虚假的和妄想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攫取了人们认为是属于他的每一个值得称赞的行为的功劳，而且把许多从来也没有人认为是属于他的功劳也说成是自己的。他自称做了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写了别人写的书，发明了别人发明的东西，从而导致犯下了剽窃和说谎等可悲的恶行。不过，虽然有一个具有中等辨别力的人会从他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某些值得称赞的行为的虚假中获得很大的快乐，但是一个聪明的人却会因被诬陷犯有从未犯有的罪过而感到极大的痛苦。在这种场合造物主不仅使痛苦比与之相对立和相对应的快乐更具刺激性，而且使痛苦的程度也比通常的程度要大得多。自我克制可以立刻使人不再追求愚蠢和荒唐可笑的快乐，但它不能总是解除人的痛苦。当他拒绝应归于他的功劳时，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实性。但是当他否认别人对他指控的罪行时，则可能受到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会马上被虚伪的诬陷所激怒，而且会为发现人们对诬陷的轻信而感到羞辱。他感觉到他的人格不足以保护自己。他感到他的同胞远不是用他所急切希望的那种眼光在看待他，而是认为他可能真的犯了他被指控的罪行。他十分清楚他是没有罪的，他十分清楚他自己做了什么，但是也许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自己所能做的是什么。他自己的理智的特殊结构允许或不允许他做的是什么，这也许或多或少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疑问。他的朋友和邻居的信赖和对他良好的看法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把他从那最令人不快的疑惑中解脱出来。他们的不信任和不好的看法则只会加强那个疑惑。他自己可以十分有信心地认为他们的不友好的评价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这个信心不足以阻碍那个评价对他造成的某种印象，而且他越是敏感，感觉越是灵敏。简而言之，他的精神价值越大，这个印象也就可能越深刻。
必须注意到，别人的情感和评价与我们自己的情感与评价的一致或不一致在所有场合对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性的大小，恰好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情感的恰当性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评价的准确性的肯定性成比例。
一个敏感的人有时会担心自己过多地屈从于所谓可以称作高尚的激情的东西，过多地屈从于对他自己或他的朋友可能形成伤害的正当的义愤而感到极大的不安。他唯恐自己原本只想从精神上主持公道，却由于自己的情绪过于激昂而对另外的某些人反而造成了真正的伤害。对方虽然不是无辜的，但也可能全然没有他最初理解的那么有过错。在这种场合别人的看法对他就成为最重要的了。他们的赞同是最能医治创伤的止痛剂；他们的不赞同则是能够流入他不安的心灵的最苦和最折磨人的毒药。当他对自己行为的每一部分都感到十分满意时，则别人的评价对他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有一些非常高尚和优美的艺术，它们的杰出程度只有用某种微妙的情趣才能判断，因而判断的结果常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极不确定。另外有些艺术，其成就既容许有清晰的展示，又容许有令人满意的验证。在上述不同艺术的精品候选者中，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加关切社会对它们的看法。
诗歌的优美就是一个有关这种微妙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初学者从来就不能确定他自己的诗歌是否已达到了优美。因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他的朋友们和公众对他的诗歌所做出的赞许能更使他高兴的了；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相反的评价更使他感到羞辱的了。前者确认了他急切想得到的对于他的创作的良好的看法，后者则动摇了他急切想得到的对于他的创作的良好看法。经验和成功到时候会给他对其自身的评价更多一点信心，但是他总是很容易为公众的不赞许而感到极端羞辱。拉辛就为其《费得尔》没能获得极大的成功而非常伤心，其实那是一部最好的悲剧，也许还译成了各国的语言。然而尽管他还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时期、才华的顶峰，他却决心不再写舞台剧了。那个伟大的诗人常常告诫他的儿子，最微不足道和极不恰当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总是大于最高的和最公正的颂扬给他带来的欢乐。大家都知道伏尔泰对于同类的最为微不足道的指责也是极为敏感的。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是所有英诗中最优美与最和谐的诗篇的一个永恒的纪念碑，却遭到了最卑劣和最可鄙的作者们的批评的伤害。兼有弥尔顿的崇高和蒲柏的优雅及和谐的格雷（除了写得少了一点以外也许他完全应该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诗人）据说也因为他的两首最优美的颂诗被愚蠢和极不适当地模仿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那以后他再也没尝试过重大的作品。那些自夸善于散文写作的文人，他们的敏感性也有点儿接近于诗人。
相反，数学家对他们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则有完全的自我把握，他们通常对公众可能对它们的反应十分冷漠。我曾经有幸认识过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我相信也是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即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辛普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士。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因为公众的无知和对他们最有价值的著作的忽视而感到过丝毫的不安。我也听说艾萨克·牛顿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曾被公众冷落了好些年。很可能正是由于那个原因那位伟人的安宁和平静从未受到一分钟的干扰。自然哲学家在不依赖于公众的看法这一点上与数学家十分相近。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发现和观察的功劳的评价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同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
不同阶层的文人的道德也许多少要受到他们与公众所处的关系中所具有的这种巨大差异的影响。
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由于他们不依附于公众的看法，所以无须形成小团体和派别以维护自己的威信或贬低他们的对手。他们几乎总是行为举止最和蔼可亲和简朴的人，他们相互处于一种十分融洽的气氛中，彼此维护对方的声誉，无须为了获得公众的喝彩而玩弄阴谋。当他们的著作得到赞许时他们十分高兴，当他们受到冷遇时也无须十分恼火或生气。
对诗人或那些自夸优雅的文人来说情况就经常不同了。他们很喜欢把自己分成某种文学派别，每一个派别常常公开地，而且几乎总是秘密地成为其他任何一个派别的名誉的死敌，而且采用各种卑劣的阴谋和拉拢手法以抢先赢得公众对其派别成员的作品的好评，并攻击其敌人和对手的作品。在法国，德彼雷奥斯和拉辛并不认为充当一个文学派别的头目，以贬低——先是贬低基诺和佩罗，然后是丰特奈尔和拉莫特的声誉——甚至以一种极不尊重和极不可取的态度对待善良的拉封丹，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在英国和蔼可亲的爱迪生并不认为充当同类小团体的头目以打击蒲柏先生如日中天的名誉是对他高尚和谦逊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丰特奈尔先生在撰写科学院的成员——一群数学和自然哲学家的生平和人品时，常时赞扬他们举止的和蔼可亲和朴实。他指出这是在他们中蔚然成风的一种普遍的品质，这种品质成为整个阶层，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特征。达朗贝先生在撰写法兰西学会一个诗人和优秀作家的社团的成员或一般认为是应属于这一类的人的生平和人品时，似乎就未曾有机会做出类似的评论，而且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觊觎把这种和蔼的品质表现为他所赞美的那个阶层的人的特征。
对我们自己的功劳难以确定以及渴望对它的肯定两者加在一起自然就足以使我们渴望知道其他人对它的看法。当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就会异乎寻常地得意；当人们的看法相反时，我们就会异乎寻常地感到羞辱。但是它们不应因此足以使我们就想通过阴谋和结党以得到有利于自身的看法或逃避不利于自身的看法。当一个人收买了所有法官，法院一致的决议虽然可以使他赢得诉讼，却不能使他相信自己是对的。如果他进行诉讼完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话，那么他就决不应去贿赂所有法官。不过，虽然他只是想知道自己是对的，同样他也想赢得诉讼，因而他还是会收买法官。如果表扬对我们并无重大意义，只是作为我们值得表扬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决不应竭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它。虽然对于聪明人来说，即使在有疑问的场合基于这个原因表扬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样基于其自身的原因它也具有某种意义。因而高于一般水平的人（诚然在这类场合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为聪明人）有时也企图通过很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表扬和逃避责备。
表扬和责备表示的实际就是：值得表扬和应该责备。它们是别人对我们的人品和行为所持有的情感。喜欢表扬就是渴望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的情感。喜欢值得表扬就是渴望使自己成为那种情感的恰当对象。在这一点上，这两种原则相似，而且彼此同类。类似的密切关系和相似也发生在害怕责备和害怕应该责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
一个人渴望做或者确实做了一件值得表扬的举动，同样他可能渴望他应当得到的表扬，而且有时甚至还不只是他应该得到的那一点表扬。这两个天赋的本性在这个场合就混合在一起了。他的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前一种天性的影响以及后一种天性对他的行为能有多大的影响时常是甚至连他本人都不可能知道的。对于别人必然也总是这样。那些倾向于贬低他的功劳的人主要地或者全部地把其功劳归咎于他喜爱表扬，或者他们所谓的虚荣心。那些倾向于肯定他的功劳的人，则把其功劳主要地或全部地归咎于他对值得表扬的行为的喜爱；归咎于对人类行为中真正可敬和高尚的东西的喜爱；归咎于不仅要获得，并且值得其同胞的赞许和称赞的渴望。旁观者根据其思考习惯或者他对这个行为人的个人好恶，其想象力可以对其行为赋予前一种或后一种色彩。
有些不怀好意的哲学家在评论人的本性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同一些乖戾的人在评论相互的行为时所好采取的做法一样，把应该归属于对值得表扬的行为的喜爱归咎于喜爱表扬，或者他们称作的虚荣心。我在后面将有机会对他们的某些哲学体系做一说明，但目前在这里我不对他们进行议论。
很少有人会满足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即意识到它们具有哪些他们钦佩并且认为值得别人称赞的品质或者完成了哪些他们钦佩并且认为值得别人称赞的行为，除非人们同时公认他们具备了前者的品质或者完成了后者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除非他们实际上获得了他们认为前后两者所应有的那种表扬。不过，在这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有些人当他们在脑子里充分相信他们是值得表扬的时候，他们似乎对赞扬表现得不大在乎；有些人则对值得赞扬显得比对赞扬更加满不在乎。
没有人能够对避免了行为中应该受到责备的东西感到完全满足，甚至相当大的满足，除非他同样避免了责备或谴责。一个聪明人可以常常不计较赞扬，甚至是他完全值得表扬的时候。但是在所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情中，他最关切的是竭力调整他的行为以避免发生应该责备的事情，并且尽可能避免每一可能发生的诬蔑。诚然，他绝不能由于做出任何他认为应该受到责备的事情，或者由于他没有完成其部分职责，或者他错过了做他认为真正值得表扬的任何事情的任何机会而逃脱责备。但是有了上述这些变故，他将更加急切地和尽力地逃避责备。对赞扬，甚至值得赞扬的行为表现出过多的焦虑并不是大智的标志。相反通常是某种程度的软弱的标志。不过，急切想逃避责备或谴责的兆头倒可能不是软弱，而是最值得表扬的谨慎。
西塞罗说过：“许多人鄙视光荣，但是他们却又为遭到不公正的谴责而感到极大的羞辱。这是极其矛盾的。”不过，这个矛盾似乎是建立在人性的不可变更的本性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