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苏婕
这是一个话语泛滥的年代。
我走出校门时，一直盯着卖鸡蛋饼的小贩，并且听到两个优等生的对话。当一群人排着队围哄小贩时，一个优等生说道：
“作业这么多？找人抄。”
小贩面前的一个胖男孩，嚷嚷着要更多的火腿。一辆接孩子回家的豪华轿车，试图穿过狭窄的小路。胖男孩的声音，就像他的身躯一样庞大，连喇叭声也要为他腾出空位。这时，另一个优等生说：
“懒得复习。反正也考不好。”
小贩怕自己的声音被比下去，也扯着嗓子喊，要胖男孩加钱。就在胖男孩抱怨物价飞涨时，轿车成功挤散了长队。第一个优等生看着混乱的人群，又说道：
“我要去网吧打游戏。”
鸡蛋饼摊前的场面已完全失控，人人都在为插队的事争论不休。第二个优等生，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骂，一边说道：
“我晚上去看电影，票都买好了。”
说完，两个优等生便各自离开。我知道他们不会去网吧，也不会去电影院，而关于抄作业和考试不复习的豪言壮语，只是他们习惯性的离别用语。当普通人还停留在“再见”的层面上时，他们早已掌握一种更巧妙、更隐晦的表达。这是优等生的世界，我无法理解。
此时，胖男孩正吃着饼，从我面前经过，空气里满是油腻腻的香味。我回望小贩，再次听到此起彼伏的争吵声，最终还是咽了咽口水，往家走去。
一回家，母亲的唠叨就开始在屋内回旋。
她洗着菜骂道：
“又去哪儿疯玩了？”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剁菜：
“洗洗你的脏手。”
再过了一会儿，她直接走出厨房，手里举着菜刀：
“还在磨蹭什么？作业做完没？”
就在这时，醉醺醺的父亲撞开了家门。他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家伙。没人能预料他会在什么时候喝酒，也无法猜到喝醉后他又会胡说些什么。在父亲的目光还未转移到我身上时，我赶紧跑回了房间。他的愤怒是没有来由的，也没有去向的，撞到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客厅里留下举着菜刀的怨妇和想要发脾气的酒鬼。这间屋子，早已习惯他们的打闹、家具破碎的声响。
我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第二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这成为他们和好的契机。两个人都是要面子，争强好胜的。当客人对这夫唱妇随的画面羡慕不已时，我的缺席又成为他们新一轮战争的导火索。当然，客人还在家时，他们只能强压心头的怒火。
“你家儿子呢？”客人关切地问。
母亲叫了几遍我的名字，却无人回应。
客人喝了一口茶，又说：“小时候，你家儿子就乖巧，安静。哪像我们家的，得了多动症！”
母亲回了几句应承的话，父亲则开始满屋子找人。
客人又说：“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母亲赔着笑，却不甘示弱：“哦！才想起来他去补课了。他不像野孩子那样疯玩的。”
客人也笑了笑：“我家孩子要像你家的那样好，早拿第一了。”
母亲愣住了，她忘记她面对的是一个优等生的家长，而她的儿子却总是在倒数徘徊。她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并且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等到客人离开，母亲终于掩饰不住尴尬和羞愧，又和父亲吵上了。
“去哪儿了？你怎么管的儿子？”
“你问我，我问谁？”
如此地你一句我一句，是没有休止的。他们顾着各自的脸皮，沉浸在吵架的愉悦中，完全忽略了我的去向。而实际上，我就躲在卧室的衣柜里。
应对一个陌生人接连不断的话语，对我而言，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转不过弯，也说不上话。唯一能做的，只有逃避。我把头埋进层层叠叠的衣服，抱着膝盖，蜷缩成一团。这让我想起一件难以启齿的往事。
那时刚开学，每个人都要自我介绍。他们口若悬河，一套又一套，像是唱戏，又像是说相声。轮到我上讲台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我，仿佛无数的针扎在脊梁上。我张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露出被鱼刺卡住的模样。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说不清是凝固还是在流动。不记得最终是如何走下台，但那种火辣辣的烫感，却在以后的生活里，三番五次地折腾、纠缠。
有些人是为舞台而生的。他们暴露在聚光灯下，摆出一呼百应的姿态，脸上那种自然而然的神态，和我面对黑暗时的神态是一样的。我不能理解他们有棱有角的处理方式，就像他们不能明白黑暗给予我的快感，那种模棱两可、虚实交替的幻觉。
但他们常常不费力地就让我垂头丧气。在一次话剧比赛中，我们班赢得了第一名。演员们高傲地昂起头，其余的人也欢呼雀跃。
“主角的衣服是我做的。”一个拉着隔壁班班长的女生说道。
“对，剧本就是他找的。”一个男生面对校长的提问，指向另一个男生。
我也想表达内心的自豪，却又羞于开口，只好等着别人来发现。这时，一大帮人从我面前经过，导演打着头。他举起第一名的奖杯，冲我笑：
“你看，我们是冠军！”
他在我脸上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羡慕后，又领着身后的人向别处走去。我被隔绝在人群外，好像一个看热闹的局外人。谁也没想起那个搬道具的男孩。
如果能流利地说一两个句子，我也可以随着他们从南到北。
父母吵架吵累后，各自离开了家。吵归吵，他们到底是夫妻，在某些方面的看法惊人地一致。他们坚信，寻找儿子是不必要的，最后他会自己回家。于是，父亲接着喝酒，母亲继续打麻将。
我从衣柜里爬出来，拍了拍发麻的双脚，又从抽屉里掏出烟和打火机。这段安静的时间是宝贵的。这个世界上，到处是声音，铺天盖地的声音。就连夜深人静时，楼上传来的呼噜，窗外肆虐的猫叫，都会让我不安，整夜失眠。
我的手抖了好几次，才点燃一根烟。同时，我在玻璃窗里，看到烟熏雾缭间的自己。我长得并不丑，起码侧脸有优美的线条。我换了一个夹烟的动作，这看起来也是有味道的。紧接着，我又变了变姿势，做一些神秘的手势，夸张的表情。就这样，一个人忽然间沉浸在了他所能幻想的最好梦境里。我想，我最伟大的理想应该是当一个幽默剧演员。
但翻涌而上的另一件往事，又打碎了这个理想。那天，教室黑板上画了一头猪，旁边写有班主任的名字。班主任看到后，把书砸在地上，问是谁干的。他揪出几个平时捣蛋的家伙，结果他们一致把手指向我。
班主任清楚我没有胆量干这种事，但迫于面子，不得不问我。我本可以做一番辩解，但又不愿开口，只好抿住嘴唇，脸涨得通红。这样一来，反而显得做贼心虚。最终，在辩解和点头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我的声音，只能发出来给自己听。我的表情，也只能做给自己看。我希望所有人能遗忘我。母亲买来的一件新衣服，并不能让我欣喜万分，因为我会被人们再度关注。考试得一次高分，也常让我胆战心惊，哪怕凭借真实水平。
我恐惧麦克风和广播喇叭，恐惧和别人说话。一想到别人嘴里的气体，会流淌到我的嘴里，我就无法阻挡心底涌现的恶心和痛苦。
但同时，我又是那样渴望说话，这会为我省去无数麻烦，并且多少满足一点虚荣感。可有些秘密，是要不惜代价保护的。
不说话的日子里，我就聚精会神地观察一个人。这个稍纵即逝的世界里，几乎没人再专注地做一件事。他们时间紧张，精于分工，比如嘴巴对这个人说话，脑袋里却装着另一个人。我很笨，也做不到，所以顺理成章地被人嫌弃。
最近我盯上了班长。平日里，他勤快地跑进跑出办公室，很少正眼看同学。大家都说班长有威信，不屑于和一般人计较。但我观察后发现，实际上，他的眼睛长歪了。而这段时间，谁都没发现班长进办公室的次数变少，也无人看到他眼神里的涣散。我盘算着这些蹊跷，直到发现他笔记本里一个女孩的画像，才恍然大悟。
在那些光线昏黄的傍晚，我看到班长跟踪着这个女孩，女孩长发飘散，背影朦胧，一种心神迷乱的幸福在班长的脸庞上游动着，让我既吃惊又兴奋。过了一周，当我在一个自行车车棚里走来走去时，突然发现了那女孩。她坐在不远处的草坪上，和另一个女孩吃着东西。隔了几米远的灌木丛里，露出班长的小半张脸。我赶紧蹲了下来，眼睛一动不动。
女孩在吃辣条，一种地摊上买的廉价零食。她吃得津津有味，甚至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她一心一意吃辣条的模样，就像我一心一意啃大饼的祖父。我的祖父，为人老实，喜欢吃饼。家门口，水井边，茅厕里，祖父可以蹲在任何地方啃大饼，没有谁能阻碍他。他把生命里所有的事情都丢到一边，就为了认真地对待一张饼。此刻，女孩的嘴唇被调料汁染红，在我眼里，显得那样动人。而班长的眉头，却皱得越来越紧。他是那种一边进食一边背单词的人。
过了一会儿，女孩吃完辣条，开始和同伴说话。
“认识肖灵吗？”她问。
另一个女孩点点头：“她们说她很漂亮。”
“化妆化出来的。”
“她有男朋友？”
“同时有好几个。”
“你和她不是好朋友吗？”
那女孩抬头望了望天空，很久才吐出几个字：“大概吧。”
她们又坐了十几分钟，便起身离开。等到她们走远，班长才从灌木丛里站起来。他的表情已变得扭曲，嘴巴瘪着，眼睛歪得更加厉害。他踢起路边的一个车轮，撞到自行车车棚的铁皮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他从我眼前经过，轻声念叨着一句话：
“怎么会这样？”
十几岁的年纪，是最爱说话的年纪。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每到下课，三五成群的人便聚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多种多样，频率最高的莫过于游戏、电视剧，以及男女间的绯闻。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个男生林木，不参加这样盛大的讨论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被他们隔离在外，他们被他隔离在外。
林木是一个很能说的人。他把话抢在所有人之前，成语典故一堆又一堆，等到他说完，没有人能再插上一句。他不屑于和一般人聊无用的东西，这似乎会拉低他的说话水平。他很节制，懂得保存实力。他常穿着破旧的衣服，举手发言，博得老师的赞赏。后来，同学们不再惊讶于他惊人的口才，而把目光转移到他的穿着。他们为能找到他袖口的线头、衣领的油渍而沾沾自喜，这多少平衡了内心的嫉妒。在他们眼里，一个不打扮整洁的人，再怎么能说都是枉然。
但有一天，当林木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出现在学校典礼的演讲舞台上时，全场都被他翩翩的风度折服了。结束后，我去了趟厕所，听到几个男生的玩笑话。
“他家不是很穷吗？哪来的钱买西装？”
“可能是借的。”
“不像。那衣服很新。”
“大概是偷来的吧？”
就在这时，班里最八卦的男生走了进来，在听到“偷”这个字眼时，他的耳朵明显地动了动。
第二天，所有小团体都以这套西装为话题，开始课后讨论。那个八卦王尤受欢迎，女生总爱围绕在他身边。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的内幕总是最及时、最可靠的。他让女生靠近，瞪大眼睛，神神道道地说：
“听说，那衣服是偷来的。”
大家都发出了惊恐的呼声，互相交换着眼神。女生的一惊一乍，让八卦王又回归到高高在上的位置。他添油加醋的本领，让这个偷西装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抓住了一颗颗躁动的心。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这个故事就延伸出了好几个版本。每个人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展示、甚至攀比一下各自的想象力。
等故事传回到八卦王的耳朵里，连他也大吃一惊。
“真是偷来的？”八卦王默默问自己。
最初，我同情被鄙视的林木，就像同情自己一样。当我望着他时，我以为他会回我一个同样默契的眼神。但他没有，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下，带着厌恶和不屑。那一刻，他带给我的伤害，比任何人的都要深刻。我失望地转移了阵营，混在各种小团体里，不说话，但是摆出很感兴趣的表情。在他们说到高潮时，我总是使劲地点头，非常投入。
后来，林木的父亲到学校，向大家澄清西装只是生日礼物。但这并没有阻止什么，事情越演越烈。纵然林木能说会道，但再如何辩驳，每个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他淹死。谁也不在乎他究竟有没有偷，他们只是想说话，耗尽心血地说，歇斯底里地说。
最终，在一个日光令人眩晕的中午，林木走到窗户边，一言不发地跳了下去。他绝望的模样，仿佛当年在讲台上说不出一句话的我。
血溅了一地，以后大家宁可绕路，也不愿经过那个地方。当领导调查，把舆论的源头指向八卦王时，他哭着低头说：
“我也是听来的。”
林木的死不了了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学校享受到了难得的清静。许多人选择和我拉近关系，他们发现了沉默的好处。
又过了一两年。当外校人问到这件事时，当年那群人又活跃起来。他们眉飞色舞地描述着林木的演讲，舆论的风波以及恐怖的跳楼，感受着久违的虚荣和满足。他们在一个死去的灵魂里不停地说话，来汲取新的力量，滋润自己的生命，仿佛一条杀死人的马路，一根成全上吊的屋梁。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像马路，像屋梁一样，活得理所当然。
说话，终究是比沉默要好。
班里转来一个新同学时，校门口也多了一个卖鸡蛋饼的小贩。有天，我和新同学一起走出校门。我径直朝新摊子走去。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卖得更火爆的旧摊子。我指了指新摊子上的价格牌，他转头望了望，旧摊子上却没有。
他愣了愣，又问我是不是哑巴。
我摇摇头，很缓慢地说道：“不……我……我是……口吃。”
他张大嘴一动不动，像是患了失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