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因“十年动乱”、“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民心大振，生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当时，从上到下，从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迫心情，有着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投资冲动，试图组织“新的跃进”；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又使许多人误以为组织“新的跃进”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1977年编制《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时，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的高指标。同时，还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等。这个“十年规划”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根据华国锋的意见，国务院于7月至9月间召开务虚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会议从近两年来国民经济显著好转、“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可以消除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出发，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会议强调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大量利用国外资金，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0多人参加，围绕怎样加快现代化速度这一主题和华国锋出的四个题目(引进新技术、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计划平衡、出口贸易)，先进行分组讨论，然后大会讨论，华国锋、李先念参加。
听完相关部、委汇报后，华国锋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卷，第138—139页。
这一段许多同志出国考察，总的感到我国的科学技术、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是低的。考察回来后，大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更强了。日本用了13年，西欧大约用了15年，就都上去了，我们有23年，为什么上不去？！我们现在起步的基础比日本、西欧好，加上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且勤劳勇敢，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安定团结，只要我们领导得好、组织得好，及时总结经验，是可以加快发展速度的。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六十五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一百八十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9月9日，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李先念在务虚会上讲话，对两个月的讨论作了总结。随后中央把这个讲话印发了全国。李先念的讲话，中心讲了抓紧大好时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他说：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40—141页。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已经在我们的党章和宪法上确定了。中央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本世纪末实现这个任务，而是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速度的现代化。现代化速度必须加快，也完全有条件加快。要在二十多年内，使我们目前还很落后的经济技术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不少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能够实现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他们发展成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也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有九亿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二十八年来，我们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投资达五千五百亿元，建设起大中型工业企业六千多个。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已经比较齐全。这个基础不算小，不算坏。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阵地，要看得起它，要立足于它，把它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过去我们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的基础上，还实现了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历史性的跃进，还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现在有了这样大的基础，有了一大批搞经济工作的干部，一大批科技人员，一大批熟练工人，有了二十多年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加上我们及时地正确地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一定能够实现人们所更加意想不到的更伟大的跃进。有少数同志看不到我们的有利条件，看不到近两年形势的迅速好转，认为消除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需要五、六年，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对于加快经济发展缺乏信心，这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也对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利用当前有利条件提出了要求，他讲：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47页。
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陈云很重视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务虚会。会上的重要发言和简报他都看了。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他在7月31日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急进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韩国、台湾地区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还提出，基本建设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魏加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载《百年潮》，2008年第5期。
但是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在财力物力方面仍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铁、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1979年1月1日，《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在报送中央领导批准时，陈云批示指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并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做考虑。”第二天，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再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转而支持调整。陈云经过与李先念多次交换意见，最后在经济调整上也达成共识。
于是，1月16日，国家计委在陈云的支持下给华国锋写信，谈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意见，1979年的计划需要作比较大的调整，华国锋1月16日批示，《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暂不下发。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但由于转弯急，认识不统一，几位副总理之间还发生了争论，财经各部委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一些省、市领导同志也表示反对，几个经济发展好的省市要求不要一个标准、一刀切。
领导同志的意见分歧在整个经济调整过程中都是存在的。如在1979年10月4日至10日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谈经济工作、谈1980年计划。胡耀邦就表现出一种担心，不要影响人们发展经济的热情。胡耀邦指出：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201页。
去冬今春我们讲国民经济比例如何失调，假使今冬明春只讲这个口号，会发生副作用，会把气泄下来。三年调整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股风。计委报告只讲调整，不讲发展，我不同意。我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他说，我们的速度，我是不服的，不能说服全党，为什么只能搞百分之六，今后是否不要速度这个指标。农业没有用，工业是否起作用？速度上不去，受平衡的限制，一平衡就这也上不去，那也上不去。不能把平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为了统一意见，从1979年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以促使中央领导、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方领导接受调整方针。
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000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李先念陈云
三月十四日
3月21日、22日、23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汇报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为什么要对1979年计划作较大的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为什么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以及调整的要求；1978年引进中的经验教训；三年调整时期必须为城乡中3000万劳动力安排出路；执行调整的方针会遇到各种阻力，要有足够的估计，并采取正确的办法加以解决。
会上，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四常委作了讲话。
李先念讲话：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42、45页。
对经济建设问题，首先要做自我批评。前一段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乐观了。只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恢复很快，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也较大。这是好的一面。但对“四人帮”破坏的严重程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认识不深刻，对比例失调，需要进行两、三年的调整，也认识不足。比如，本来基本建设战线就很长，去年又追加投资八十亿，加得多了，这是我们批准的。到处是问题，还想搞快一些，没注意到多搞点别的东西，少搞点基本建设。明明知道基建项目多了，去年又新开工了一、二百项。
……
总之，国民经济进行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的方针，是个积极的方针，只有把比例关系调整好了，才能稳步地高速度地前进。反之比例失调，想快也快不了。我们要鼓实劲，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千方百计地把调整工作搞好，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一定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陈云讲话：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46—47页。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比较好。钢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等于踏步。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三年调整就是下，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
我看今年计划就按三千二百万吨钢做。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
邓小平讲话：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49—50页。
第一，赞成这个本子、这个计划。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把它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中心的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这三年调整，同过去那个三年调整不同。有比过去好办的地方。那时钢退到六百六十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退到六十七亿元，精简了二千万人。那次调整，尽管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应当肯定，当时的做法是对的，没有那些措施不行。这次调整，生产水平不会下，即使钢搞三千二百万吨，还是上升的，更主要的是对质量、品种和规格要求严，创造的价值会比三千四百万吨还高。各行各业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南京的两个小钢铁厂，关掉一个，结果，不是减少，而是会增加产量。这一次，一方面要下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搞一些新的，如引进项目，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现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尽管困难，也不同于那个时候。但是，这次调整，也有比过去更困难的一面，特别是人的处理，比那时困难得多。那时一声号令，就减了两千万人，现在把两千万人养起来，都不容易，都要做很多工作。中央和地方要打架，地方上下也要打架。就是思想不通。赞成把三年调整的问题讲清楚，把大家的思想打通。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一千七百多个大中型项目，砍掉七百，不容易，做不好工作甚至会闹事的，还不讲六万多个小项目。但不砍不行。有些企业就是要并。南京两个小钢铁厂不并一个不行。
华国锋讲话：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卷，第52页。
今年计划的调整问题，政治局已经讨论了三个下午。大家都讲了很重要的意见。这次调整计划本子我同意。计委的汇报提纲是想把经济工作的矛盾揭露出来，好统一全党的思想。在国务院讨论计委提出的计划时，我参加了四次会议，听取了同志们各种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心里有些不踏实。计委开始提出的调整后的计划，财政还有六十亿赤字，外汇也有缺口，市场可供商品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有一百零四亿。在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年，计划上就留有这么多缺口，不能算稳步前进。经过讨论，改到现在这个样子。本子把问题摆开了，也提出了解决的措施。至于提交工作会议，还要修改一下，该肯定的肯定，该讲够的讲够。
总的看，中央几次会议，领导同志的意见有了很大的一致性。
为了给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提供组织上的保证，根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3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担任主任，李先念担任副主任，姚依林担任秘书长。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目前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
讲话详细说明了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1979年的计划的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又用了一些钱，这就使财政预算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和完全积极的方针。”会议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任命，是对中央抓经济工作领导力量的加强，更有利于进行调整。
1980年底，鉴于调整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国民经济中的潜在危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为扭转这一问题，相继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统一各级领导对调整方针的认识，并把这一认识进一步引向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求尽早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并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11月15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两会开始时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不采取措施，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二是基本建设大大地超出国家承受的可能。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如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人民生活改善也无从谈起。因此，要下决心进一步抓好调整，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根本改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两会对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提出了设想，强调指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条速度尽管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实实在在的路子。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对调整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作了重要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明年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基建投资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宝钢、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不行就放下来；为了克服困难，权力必须集中，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明年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把生产搞扎实一些，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好事要做，但是要量力而行。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重新调整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确保调整任务的完成，提醒全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12月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的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概括起来就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下大决心实行经济上进一步调整。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先后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254页。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李先念讲话的主要精神是：《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422页。
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33页。
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次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和方案。提出了“两平一稳”的要求，即在1981年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进而实现物价稳定。会议确定在整个“六五”计划期间，都要继续进行调整。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前一阶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的新的改革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但是，调整是改革的前提，要适当加强集中统一和宏观控制，实行以调整为主，改革服从调整，促进调整的原则。有些改革从长远看是合理的，但同调整有矛盾，就推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