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继续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思想解放的讨论。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许多对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建议，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外既存在着纠“左”，也存在着防右的重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把握住中国航船前进的方向，尤为显得十分必要。因此，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要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参见张湛彬、张国华：《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载《党史博览》，2000年第6期。张湛彬：《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的前前后后》，载山西《发展导报》，2000年2月连载(共五期)。
1978年末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召开理论务虚会，华国锋说：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我在前边讲了，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次理论工作会议，提出要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着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人。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是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一个会，重点解决“两个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胡耀邦选五位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和邓力群做召集人，邓力群因事不能参加，于是改为童大林。每组25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官员。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11人组成。特邀出席者有：冯文彬、冯定、张平化、张劲夫、吕正操、成仿吾、刘顺元、许涤新、李一氓、李卓然、李初梨、宋时轮、陆定一、吴亮平、陈翰笙、姚依林、郭化若、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等。
领导小组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观点的人，体现了胡耀邦的民主讨论精神。共分五个小组。
第一组(33人)召集人：胡绩伟(《人民日报》)、张光年(作家协会)、黎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组(34人)召集人：童大林(国家科委)、林涧青(国务院研究室)、贺敬之(文化部)；第三组(33人)召集人：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邢贲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组(33人)召集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华楠(《解放军报》)、王若水(《人民日报》)；第五组(33人)召集人：吴江(中共中央党校)、杨西光(《光明日报》)。各组召集人也就是后来各组的正副组长。
理论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胡耀邦1978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人称这是胡耀邦新官上任中宣部的“第一把火”。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从1月18日至2月15日，在京西宾馆举行。中间1月27日到31日春节休假。这个阶段的会议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100多位人士参加，也有少数各省、市的宣传部和社会科学院人士参加。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复会，这一阶段的会议是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邀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人士参加，与会人数共达400余人。
胡耀邦预定第一阶段以小组会议为主，第二阶段以大会为主。会议第一阶段按计划进行，第二阶段因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召开大会，在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结束了会议。
胡耀邦在会前曾把他将做的“引言”报告送中央常委审阅，并写了一封信。“引言”初稿也同时送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写明，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第二段会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到会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胡耀邦的“引言”稿和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中央常委的同意。据说，华国锋首先表示了赞同。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月18日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会议这两个目的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也是适时的。胡耀邦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达到“目的”，是对邓小平提出召开这样一个会的具体说明，也可以说具体化，只是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外延扩大了，涉及的问题更多了。
据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温济泽讲，胡耀邦在1978年12月31日中宣部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今后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要打破？希望有关单位开出一批清单来。社会科学院就这个问题向所属各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各所提出的问题和材料，略加整理，开出一个清单，我们把这个清单中的问题删减了一些，保留了五个较重要的问题，提供给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与会者。《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总253期第1页。看来胡耀邦是想把这次会议开成“打破”禁区的会议，用实践的标准来总结建国30年来的是是非非。
会议的开法，胡耀邦提出：“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强调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会风，发扬我党的三大优良传统，通过充分讨论，达到弄清是非，增强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以利于完成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务虚会各小组开会，分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热烈。参加理论务虚工作会的人，在思想解放的精神鼓舞下，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些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对探索新问题颇有意义的理论观点。会议分组进行，各组的发言均送发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印发详细的简报给每一位开会者，所以，情况的交流很及时。理论务虚会上议论的问题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可以归纳如下：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讨论
小组讨论一开始胡绩伟就在第一组会上宣读了他和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六人联合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篇发言系统地列举了事实，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指出了争论的政治实质，列举了许多严重事实。这个发言打开了大家的眼界，也为后来大家纵深讨论一些问题打开了缺口，提供了样板。1月2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熊复发言以后，吴冷西、李鑫等人也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了检讨，不同程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尽管与会者对有些人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这样的大界限，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批判“文革”理论并总结经验教训
理论务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举行的。大家亲身遭受的苦难，痛犹在心：大家所见所闻的灾难和暴行，景犹在目，声犹在耳。然而“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大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仍然被肯定。批判“文化大革命”，必然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一理论。有人分析说，既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其革命对象必然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必然是错的。革命的对象都搞错了，这种理论还有奉行的价值吗？在会上发言者深刻地批判了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流毒全国的谬论。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粉碎“四人帮”所作的结论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一结论也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到了非挽救不可的地步，这个革命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这个结果需要具体总结。多数人讲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老老实实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过去说，不搞文化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就要变色，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事实是，就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正在变质，国正在变色，人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周扬在会上讲道：“首先有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三)批判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1972年批判林彪时，人们认为应该批他的“左”倾。但却被毛泽东钦定为“右得不能再右了”。及至“四人帮”垮台，这左得不能再左了的“四人帮”仍然被华国锋、汪东兴等钦定为“极右”。后来也只是稍稍退到“假左真右”。理论务虚会第一次冲破“不能批左”的禁区，把这个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会上，众多人指出：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有人说，3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暴露。批左的闸门一经冲开，人们反思的激流便再也阻挡不住了。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们从批判“文化大革命”这一典型的极左路线开始，一直反思到建国后的17年，回顾了17年间的运动和制度。涉及的运动有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和四清。王惠德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四)评价毛泽东并指出其晚年的错误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共识。但建国以来毛泽东越来越被尊崇到神的地位，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个人迷信发展到了极点。在理论务虚会上也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人们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路线的集中表现，既然建国后17年也有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那么，领导中国长达27年，一直为这27年制定路线方针，并“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与会者说：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同时要指出他的错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有错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帮”，错误更大。黎澍说：“毛主席本人思想有改变。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可见解放后他的思想有改变。”另外，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也是正确的。但是不必讳言，除此以外，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一些思想，已经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五)摆正人民与领袖的关系并呼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在谈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理论务虚会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呼唤党内民主，并进而在一般原则上探讨了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有的人说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与领袖应是平等关系。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应是公仆。伟人确能起加速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个人影响历史的作用是有限的。夸大，会使领袖脱离人民，变成“大救星”，这便是个人崇拜。它神化个人，贬低群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领袖也是人，决不会全知全能，决不可能事先带着绝对正确的思想和完备的革命路线来到党内。他参加革命实践后有可能产生正确的思想，也有可能产生错误的思想。他也有错误，改了就是。文过饰非，恰好损害领袖形象。个人迷信的理论是：领袖不可能有错误，故不能批评。这其实是君主专制的理论，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共产党的章程，领袖可以批评。拒绝批评，就会腐化。为了避免党的领导人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六)呼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关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大家一致感到，民主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没有做到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备的表现。朱穆之说：“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是什么关系，对民主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群众进一步争取和发扬民主，还是与群众游离，认为群众要民主就是向党要民主，和党对立？这个问题不正确解决，就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讲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要专政，没有想到其中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巩固与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发扬民主。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完全解决怎么当政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人民怎样当家作主的问题。”有人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以专政代替法制，使我们的法制建设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基本上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民主和法制的方法。频繁地开展群众运动，大规模地运动群众，而很不注意法制建设。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使党的工作行政化，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官僚化，削弱了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处理刑事案件，基本上既没有实体法，也没有程序法。封建时代，以春秋经义断狱，林彪、“四人帮”用“语录”定罪。法制观念薄弱，认为制定法律是为了应付“统战”，照顾国际影响，“是给外国人看的，不是叫你干的”。因而即使有一点法律，也很不注意遵守，往往为运动所冲破。由于无法可依，处理案件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自由度和任意性很大，为滥用专政权力，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法律很不完善，案件的当事人也不能依照法律进行诉讼，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再加上长官意志的压制和违法乱纪分子的侵犯，受害人往往有冤难伸，有理难辩。
(七)强调经济建设要尊重并按照价值规律办事
有关经济问题也是会上人们谈论的一个焦点，议论得比较多，反思的也比较深刻。党的八大提出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但由于“左”的错误，这一提法长期以来被否定。讨论中多数人主张重新肯定“八大”报告的这一提法的正确性，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知道我们生产力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能激发我们奋发赶上。对刘少奇主张全国解放后让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合作化那么快是否正确、取消个体失误等问题都在会上有所评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认为全民所有制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形式。有些人提出由于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结果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瞎指挥、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因此建议把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这样经济组织才能发生作用。在农村要恢复乡的行政建制，取消人民公社。讨论中许多人批判了“四人帮”对物质利益原则的歪曲，承认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之一，并提出了“以精神鼓励为主，以物质鼓励为辅”的原则值得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是应当按照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原则来管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应当是肯定的。孙冶方提出了要重视价值规律，重视经济管理研究问题。另外，大家对“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农业学大寨”等问题都进行评议。在讨论经济工作时，第五组建议中央让陈云参与领导经济工作的意见，引起了各组的赞同。
此外，理论务虚会提出探讨的理论问题非常广泛，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有前瞻意义的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会人员还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等等。
邓小平密切关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情况。1月22日，胡耀邦向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和召集人传达邓小平的几点意见。“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月27日，胡耀邦再向理论务虚会传达邓小平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邓小平说：“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邓小平说：要讲讲巴黎公社原则，一条选举，一条工资制度。我不赞成只讲这两条。最主要的是把官吏从社会主人变成社会公仆。这两条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变成公仆？可能两条，可能三条或更多。邓小平说：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受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择，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看来，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邓小平还是满意的，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胡耀邦同中央党校同志交谈，怎样给华国锋、邓小平准备会议的讲话稿。胡耀邦说：邓小平这一次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文件起草小组要阐释发挥，写进为邓小平、华国锋准备的会议讲稿中去。
这时情况发生一些变化，邓小平感觉到强大的压力。在他的心目中人们谈论什么问题，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底线。邓小平这时认为“西单墙”的进步作用已走向反面。由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个别人的发言明显带有个人情绪，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议的东西，邓小平本人也认为有些东西最好不要讲，最起码现在不能讲，如果讲了将涉及社会的稳定，将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涉及对建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怎样评价的问题，弄不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解放思想向前看的局面将失去。这样，邓小平本人寄希望于进一步分清是非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发生了是非问题。这是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参会人员始料不及的。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块，使政治家邓小平感到既有右的压力，又有“左”的压力，到了必须解决一下的时候了。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3月下旬开始。会前胡耀邦向领导小组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明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报告。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向会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这个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以后，李先念说：“小平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是理论务虚会第二段会议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同时，不少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沟通情况、上下呼应。北京的理论务虚会在3月30日听了邓小平同志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进行了讨论，于4月3日结束。邓小平的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影响甚大，从此各种议论基本平息了。
邓力群在晚年，关于理论务虚会的情况，在一书中有一些记述：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8页。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话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平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79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第一个提出召开的，他当时的用意、有什么想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会到后来，产生那样的结果，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右的方面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讲话和发言不仅在内部发，而且他还通过迂回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来，拿到香港的报刊上去发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是第一人。后来他曾辩解说，是别人传出去的。很多同志认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传出去的。
在反“左”和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我们认为，理论务虚会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能因为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就认为理论务虚会一无是处，更不能过分的上纲上线。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于引导，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确立坚守的原则。就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基调，不少人多少有些意外，胡耀邦多少也感到出乎意料。不过他还是要求有关人员：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动摇。今后我们的工作要讲究这种全面性。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
据吴江回忆：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6页。
3月30日，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结束时邓小平说：我只是初步讲些意见，请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作修改。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因为报告主要讲当前存在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林彪、“四人帮”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一种是脱离或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潮，包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重点却是放在后面。
当时的问题是怎样召开大会。为准备大会发言，我请本组三位同志起草一个发言稿，准备讲一讲两条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脱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运用四项原则绝不能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否则，“原则”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教条主义、学理主义，或变成像马克思所说的“刻板的正统观念”。我们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一样，我们目前亟须检讨我们在运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毛病，以致出现了目前这样的严重问题。一句话，讲四项基本原则绝不意味着不批判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主张。
准备讲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会议场所，当时是在他家里。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要我到他家一谈。时间大概在4月初。刚好安子文也在座，安这时已到中央党校工作，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冤案”中的重要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我们见过面。耀邦问我小组会的情况，我据实以告。我问大会究竟何时召开，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趁他暂时沉默之际，我向他汇报了我们准备的发言内容。他反过来问我：“你觉得大会是开好还是不开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说：“大家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你们的发言内容自然可以。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但是，你们准备的东西是否拿到大会上去讲，还要考虑一下。”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这是他的习惯。这时安子文向我说了一句：“你们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没有这场讨论，也许我们的案子还不可能这样快解决。”我记得这句话薄一波在刘澜涛家里碰到我时也这样说过，“六十一人冤案”确实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后完全彻底平反的。薄一波和刘澜涛都是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人，我当时在那里工作。当我正与安子文说话时，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
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会后，的确有不同声音。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强调“四个坚持”，就是要用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坚持“真理标准”的人，是想要阻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
其实这些人没有很好理解邓小平的良苦用心。邓本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道社会动乱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团结一致向前看”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思想环境，对社会思潮设定边界有利于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现在，持不同认识的人经过近30多年的社会实践已发生很大的分化，对这个问题认识更加深刻了。
12年后，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一些新认识。在一次与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表述了这一认识：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在晚年(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了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1364页。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成套设备”，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安排。
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重大影响，他提出并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基本原则。2000年，任仲夷说了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对我们很有启发。任仲夷讲：《任仲夷访谈录》，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四项基本原则则是这一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毫无疑问，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们过去坚持，今后仍然要继续坚持。
问题是我们必须看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至今已有21年了。这21年里，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理论上的变化。对四项基本原则，像对其它任何事物一样，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必须看到每项原则它们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必须根据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赋予每项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注入新的意义。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则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而以僵化的思想去机械地、教条式地坚持原则，反而不是真正行之有效地坚持原则，而是放弃原则了。
任仲夷讲得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新的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者认为是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理论赋予时代的新内容。当然，这一深化目前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