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人员的构成来看，有利于历史转折的组织格局，逐步形成。
参加会议人员的情况如下：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3名，其中：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逝世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6名。经党中央批准，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5名，列席9名；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共311名。因事因病请假没有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1名。实际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21名，共290名。
为了保障党的工作中心转移这一根本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纪委常委和委员。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讨论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其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商业部部长职务。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这些人事安排使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以实现。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又决定增补王鹤寿、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薄一波、刘澜波为中央委员，到十二大时予以追认。1989年5—6月间邓小平总结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的地位。”“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299页。对于成立书记处，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级召集人汇报会上，讲话中谈到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和设立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说：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岁数大的同志，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以后逐步增加比较年轻的、身体好的、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一个总的决策。六月全国人大以后，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和我都不兼副总理了，逐步地、慢慢地推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在第一线。建立书记处的目的也是这个意思，书记处作为第一线。中央政治局成员，我倾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岁数大一点、人数稍微多一点也可以，因为有书记处了。老同志可以在政治局里发挥作用。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1985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书记处的职权，肯定是管全局，党、政、军、民，工、农、商、学、兵，都得管。八大为什么建立书记处？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高岗就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毛主席是从这个战略思想来考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配备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这次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放在经济工作、放在四个现代化上。
这样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建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9月10日，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建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以及陈永贵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决定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