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
东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了。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党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伟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进城以后我们要学会管理城市，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他说：“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一、东北工业部
东北解放后，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上都一改主要抓农村工作而为主要抓城市工作。在重要的革命转变关头，东北作为第一个已全部解放了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加强经济工作、城市工作、工业工作，调集了一大批干部充实到经济工作部门，特别是工业工作部门。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也简称东北工业部，它最早是在哈尔滨成立的。东北全境解放后，从哈尔滨搬到沈阳。当时，东北工业部统一管理东北地区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它是东北人民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部长是王首道同志，王首道同志调到中央后，陈郁同志接任部长，邵式平担任副部长。我到东北工业部时，部长还是陈郁同志，他是工人出身，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恢复北满煤矿时他有贡献，他那时天天讲“炸药雷管导火索”。1949年5、6月间，陈郁将要调走，中共中央东北局调王鹤寿同志来做第二部长，准备接替陈郁同志。陈郁调走后，王鹤寿同志担任部长。副部长当时有三位，即吕东、安志文和乐少华同志。吕东同志曾经担任辽东财委副主任，长期抓经济工作，乐少华同志还兼军工局局长，夏耘同志是秘书长。
我是1949年6月调入东北工业部的。同我一起被调入工业部门的这一批人，有些原来搞过工业工作，如柴树藩同志，鞍钢解放时，他就做过军代表；唐克同志，原来在齐齐哈尔市时，他是公共事业局局长。而另外一些人，像我，几乎没有从事过工业战线的工作，调我们到东北工业部，无非是因为我们上过大学念过书，比较年轻，身体又好，到新的岗位上容易很快工作起来。我真正从事经济工作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6月调入东北工业部开始的。
东北工业部的办公地点设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马路湾街心广场西侧的一幢三层楼房里，这是一幢日伪统治时期建成的建筑物，外面镶嵌着米黄色瓷砖，楼下一层是当时市内规模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东北工业部就设在楼上。
东北工业部直属的企业有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集中管理行业的工业局有有色局、化工局、建材局、机械局、电工局、轻工局、纺织局、电业总局、煤矿局和兵工局，后来还成立过一个石油局。东北工业部内设计划处、经理处、基建处、设计处、人事处、行政处、卫生处、专家办公室和部长办公室等业务处、室。
当时，计划处的处长是柴树藩同志，计划处的组织机构比较庞大，因为经济建设本身的需要，所以计划处的业务范围很广，分工包括计划、生产、技术、安全和统计等方面的业务工作。我调入后即担任副处长，不久，柴树藩调走，我接任处长，副处长有余建亭、赵岚和王之玺同志。
东北工业部为适应加强计划工作的目的，必须建立一定的组织经常负责进行这件工作。1949年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的指示》，决定成立工业部、局、直属公司、分局、厂、矿各级计划机关。明确提出了在工业部下成立计划处的要求，计划处的工作任务是：（1）了解东北工矿的全面情况；（2）在财经委员会之整个财经计划下，制定东北公营工业计划（生产计划、修复或建设计划）；（3）审查各局的生产计划与修复或建设计划；（4）通过报告制度及巡视工作，检查生产计划及修复建设计划的进行情况；（5）研究与规定各业经济定额，以为检查推进工作之准绳；（6）出版刊物总结与交流工业建设的经验；（7）关于技术工作经验之总结及一般指导事宜；（8）提出上述工作之报告。
在《指示》中，对工业部计划处处长配备、机构设置和任务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计划处设处长1人，副处长1～3人，并设以下部门：
（1）冶金室：负责有关钢铁、有色金属、金矿各业计划之审查、制定、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2）煤矿技术室：负责有关煤矿林木各业计划之审查、制定、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3）机电土建室：负责有关机械电气各业计划，及一般机电土木建筑工程计划之审查、制定、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4）化工轻工室：负责有关化学、轻工、纺织各业计划之审查、制定、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5）综合计划室：负责有关东北综合计划之审查、制定、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6）资料室：负责本处图书资料之保管整理，搜集编译及出版刊物等事宜。
（7）秘书室：负责本处一般行政、文书、人事、事务及不属于各室之工作等事宜。
（8）工程师室：负责有关工矿设计及技术问题之咨询指导等事宜。
在《指示》中明确要求各局、各直属公司下成立计划处；在各分局、公司、厂、矿下成立计划室或计划科。规定了工业部计划处与各级计划机关，发生工作指导关系并得召集定期的计划会议检查与布置工作总结经验。
二、东北工业恢复与重建面临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前的东北工业，从当时全国的工业发展状况来看，虽说比较发达，但东北的工业属于殖民地型的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东北地区，为了掠夺我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他们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一些重工业投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铁产量为170万吨，钢产量为87万吨，分别占当时全国钢铁产量的94%和95%。但其基础是很薄弱的，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几经洗劫和破坏，可以说大部分工厂、矿山都已经停产，生产能力已经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成为一片废墟。就以鞍钢来说，日本统治时期叫昭和制钢所，经过日伪几次扩建，形成了一个年产钢铁各100万吨的规模，设备也比较齐全。当时，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远东也是数一数二的钢铁企业。1945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鞍山，随即拆走了昭和制钢所2/3的设备，连同其他的物资共有7万余吨，其中包括第二炼钢厂、第二初轧厂、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重要设备。这样大规模地拆走设备，使昭和制钢所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全厂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使一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一下子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
当苏军撤退以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15日接管了昭和制钢所，经过改组后，成立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无心恢复生产，整个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中。在国民党接收期间，只勉强开工了22个月，总共生产了9500吨钢。当我们解放鞍钢的时候，到处是断瓦颓垣，冷炉残机，一片凄凉。我党派出军代表接管以后，首先宣布成立了鞍山钢铁公司。鞍钢从此获得了新生。
再以本溪煤铁公司来说，它也是一个大型煤铁联合企业。日本投降时，竟将铁水凝固在高炉里，工厂全部停产。1945年苏军占领时，对工厂的重要机器设备同样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式大拆迁。据记载，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三号和四号高炉、炼焦炉、团矿炉、烧结厂、机修厂、钢厂、第三发电厂、南芬铁矿选矿厂及运输部等厂矿的主要设备都被拆走，总重量约达1.4万吨。1946年9月，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这个厂，改称本溪煤铁有限公司。国民党接管之后，不但无力恢复生产，反而聚众抢劫，使这个已百孔千疮的钢铁企业又遭到一次破坏，直到本溪解放也没流出一滴铁水。
日本在大连开办的进和商事株式会社、大华矿业株式会社，于1945年9月被苏军接管后，大部分机器设备同样遭到野蛮的抢掠。当1947年6月我东北局派人从苏军手中接管这两个企业时，这里也是一片狼藉，满目凄凉。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几经洗劫和破坏，东北工业在我们接收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堆烂摊子，给我们医治战争和破坏带来的创伤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接管了国民党和敌伪官僚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和矿山，对所有工厂和矿山都派驻了军代表，由他们代表政府接管企业。由于接管是严格按照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各项政策进行的，而且具体规定了接管办法，防止了发生偏激行为。我们党对城市的接管工作，得到了东北各城市广大市民、工人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这些政策对维护城市秩序、安定人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在东北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接管工作中也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许多企业由于战争、拆迁的破坏，在我们接过来后实际上有的已经停产几年了，设备被拆、被盗，残缺不全，已存的零星机器设备也因多年失修，损坏也是极其严重的；有的工厂则因日本技术人员控制专业技术，他们撤退以后，形成了技术上的空缺。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困难是，当时有很多工程要恢复，但工程所需的设备、各种材料和资金都严重不足。所以，大部分工厂还无法恢复生产，只有军需工厂是由于前线紧急需要，要马上恢复生产。另外那些与军需有关的如面粉厂、纺织厂等都很快恢复了生产。从当时的全国形势来讲，恢复生产首先决定于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解决动力原料问题。因此，钢铁工业等重工业的恢复就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所以全国恢复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东北。
东北工业部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沈阳，工作中心也从北满转到南满，马上着手恢复南满工业。当时把计划处化工轻工室主任杨俊同志调到沈阳化工厂做厂长，生产肥皂。工业部有一批干部被派出去接收工厂，并在工业部下成立了10个直属单位。经过半年努力，这些工业部门都基本上恢复起来。东北工业恢复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设备破坏严重。其中苏联从东北搬走了不少重要设备，像鞍钢的薄板机、轨梁轧机，沈阳的6000吨水压机，抚顺铝厂的水银整流器等。苏联自己也承认搬走了不少。
所以说，东北工业部不是专业部，是个综合部。那时，东北工业部的体制和机制是综合性部门，它用不着协调，办事快，不扯皮。东北的所有工业它都要管，在东北工业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北经济是屁股坐在北满，恢复工业主要是从北满开始。首先是恢复燃料工业，当时主要是恢复鹤岗、鸡西、双鸭山三大煤矿，还有一批小煤矿。当时东北地区的过冬是个大问题，没有燃料。1945年，我刚到阜新时，看到那里的电厂烧黄豆，火炉子烧豆饼。在通辽城市工作队工作时，看到许多地方工厂里烧黄豆。从承德到阜新，我们乘坐火车，火车靠烧木头。二是巩固和扩大军需供应。当时东北有一个军工局，副局长是王逢源，主要负责军事工业。东北工业部主要管理民用工业。供应部队生活需要，如被服等归军队后勤部门管。既是军需又是民用的，如榨油、肥皂、酱油、火柴等食品工业、轻工业产品等都归东北工业部管。当时东北各个省都有省工业局，武衡同志当时是嫩江省工业局局长。东北工业部归东北财委管。三是恢复电力工业，长期烧黄豆烧不起呀！我在乾安县工作时，原来那里也有电，但是当时都供应不上，电力十分紧张，主要保大城市供电。那时我们军队的战士把变压器的油抽出来点油灯。我就看到过我们的小战士攀到电线杆上把变压器中的油倒出来。四是恢复公用工业，这在大城市中十分紧迫，必须马上恢复。例如，东北对白酒的需要量很大，那时每个地方都设有酒厂，东北人叫烧锅。除此之外，东北工业部还着重抓了黑龙江省金矿的恢复，当时黑龙江金矿局局长是刘炳华同志，他原来是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部长。东满矿山的恢复，包括铜矿、铅锌矿的恢复，是孙鸿儒、苑子纪、刘学新等同志负责的。
东北工业部在设备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修复旧设备。当时新设备少，1952年以后开始组织所有力量制造新设备，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东北工业在恢复中进行调整，那时开始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工业的设想，例如，有了一个没有生产汽车的汽车总厂，它也要作计划，这个厂的厂长就是欧阳山尊同志，后来，他还做过东北机械局的计划处处长。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工业恢复没有完成。有的刚建好又要搬迁了，如丹东冶炼厂是刘学新同志去组织恢复的，1950年刚刚恢复生产，皮带都装上了，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人把鸭绿江大桥都炸了，这就得搬迁。1950—1951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工厂搬迁，把南满的厂子搬到北满，一分为二。这样就把北满的厂子建起来了，如沈阳机床一厂、五厂，成为齐齐哈尔机床十一厂、十二厂；安东造纸厂成为白城造纸厂。搬迁的工厂主要是轻工业和机械工业企业。记得那时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同志去落实工厂搬迁工作，来往奔波，疲劳得不得了，一回到沈阳的家中，坐在那儿就睡着了，腰里还别着小手枪，别人把枪拿走了都不知道，就困到这么个程度。朝鲜战争一停下来，南满工业马上又开始恢复。厂子搬走，老工人没有都走，老厂子恢复时，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三年是又恢复又发展，恢复了南满，发展了北满，吸收了大量人才，培养了大量人才。
三、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了加快东北工业的恢复，东北工业部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起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1.大量调集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建设好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的指示，当时号称站在全国工业建设最前线的东北工业部，担负着支援全国各地的重任。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加快进行工业建设，急需大量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那时候我们真是感到人才奇缺。从哪里调集干部呢？当时东北工业部的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延安及其他老解放区的“小米加步枪”式的老八路，其中一部分是我们建国前夕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把这部分干部当成了“宝贝”。在接管了城市和城市工业后，派遣大批有领导经验的同志到工厂、矿山去担任厂矿的领导干部，使已经瘫痪的各种工业生产机器运转起来，领导厂矿恢复生产和重建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从1950年起派大批矿山地质勘察人员到东北，包括地质部程裕琪院士、我的老同学关士聪院士等，一干三年。鞍山钢铁公司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公司，被列为国家首先恢复的重点项目。据统计，派到鞍钢去的干部，仅1949—1955年就有7300多人，其中领导干部中县级以上的干部就有500多人。
二是东北留用的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和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这部分人没有走，而是留下来为我们所用。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各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中的日本人仓皇撤退，但仍有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未能来得及撤走。我们接管人员不仅没有把这些日本技术人员作为俘虏，而且还以礼相待，让他们留下来参加我们的恢复工作，他们为我们恢复生产是出了力的。当时，东北工业部人事处还专门设立了个日本职工科。军工企业中有大批留用的日本职工，他们也没有马上被遣散。当时，我们计划处内还有一批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日本的老专家、老工程技术人员。这些留用人员对东北工业的恢复是有过贡献的。
三是从社会上大量招聘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生产凋敝，经济崩溃，造成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失业；战争又迫使许多工厂关闭，又有大批人员被解雇，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大批失业人群。在这些人当中，有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人员不少，他们流落他乡、流落街头。当全国解放之后，东北人民政府即派人到失业人员较多的上海、武汉、重庆、北京、天津等城市招聘有生产技术和懂管理的失业人员，并动员他们积极投入到东北各厂（矿）企业中，参加恢复生产工作。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处长林泽生同志到上海招聘人才，有很多人来报名。当时从武汉、重庆招聘来一大批人员。费子文同志就是从重庆招聘来，后来担任第一任中国有色公司总经理。上海一位搞玻璃仪器的人，把上海工厂全部的设备、工人和他的家属搬到沈阳。这一批人当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东北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四是分配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那时候新毕业的大学生一部分是随军参加南下工作团，另一部分人到东北参加经济建设。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到了东北，如林宗棠同志等。聚集人才给东北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仅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我们计划处就接收了几十人。对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大学生的作用，王鹤寿同志有句名言：东北工业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经验是“老干部+大学生”。据统计，鞍钢一年就接收了2000多名大专学生。
2.广泛发动群众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48年在哈尔滨开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即全总“六大”。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当选为全总的主席。这次大会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号召，动员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加恢复生产和重建工厂、矿山工作。
东北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响应全总“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第一次获得解放的东北工人阶级，迸发出无比高昂的士气。东北各省工厂、矿山的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受尽了蹂躏，吃尽了苦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所到之处，任意搜刮民财，装入自己的腰包。我们人民军队来了，才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们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军代表接管工厂、矿山后，清正廉洁，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我党的大批工会干部对职工进行了家访，访贫问苦，解决群众当时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在工厂、矿山开展民主运动，摧毁了过去工头、封建把头组织。我们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生产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我们的军代表接管鞍钢之初，曾就恢复鞍钢生产问题询问某些留用的日本人：“鞍钢何时可以恢复生产？”当过昭和制钢所副经理的濑尾说：“恢复谈何容易！它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20年的时光。但你们没有同美国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看来，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
我们的干部、职工没有被这种困难吓倒，回到人民手里的鞍钢，以实际行动作出了令人振奋的回答。鞍山1948年2月19日解放，中共辽东分局于4月4日便派人接管了鞍山钢铁公司。在同年12月26日东北财政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开始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恢复生产首先是恢复设备，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开展“献器材、修设备”的群众运动，从各个角落里收集到大批失散了的设备器材。一大批老工人成为贡献器材、抢修设备的主力军，他们吃住在厂，以厂为家，日以继夜地收集器材、抢修设备，为迅速医治战争和破坏的创伤，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的英雄人物，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鞍钢炼铁厂的老工人孟泰，以他为代表的鞍钢职工，以主人翁的英雄气概，很快在公司里掀起了一场向国家献纳器材的热潮。老孟泰每天下班以后到处去捡扔在车间厂区的那些破铜烂铁，什么管子接头啊，三通啊等这些零件。老孟泰精神的发扬充分地挖掘了企业的物资潜力，工人们纷纷清理残存物资，挖掘国民党逃跑时藏匿起来的零部件和设备。许多工人还把日伪时期拿回家的器材、工具，主动献出来。在老工人孟泰的影响和带动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鞍钢的工人、技术人员就献出21万多件的各种设备和器材。1949年，鞍钢就有受到国家奖励护厂、献交器材的功臣141名，修复各种设备的功臣1551名。当濑尾参观了“献纳器材展览会”后，他十分惊讶地赞叹道：“还是共产党的办法好，恢复工作可以大大提前了。”这一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设备的整修速度，工人们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很快修复了设备。
1949年7月9日，以鞍钢二号高炉开炉点火为标志，鞍钢举行开工典礼，庆祝恢复矿山和钢铁生产。东北人民政府李富春、林枫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鞍钢祝贺他们取得恢复工作的胜利，党中央送来“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鼓励鞍钢全体职工发扬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继续奋斗，建设好鞍山钢铁基地。我和工业部各局的同志都一同去鞍钢参加了这一开工盛典。
3.开展创造新纪录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在整修设备开工生产以后，紧接着开展了创造生产新纪录、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新纪录运动把人的积极性充分地动员起来，设备的潜力也发掘出来。这是我们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开展的一种切实可行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调动起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我们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的号召都会得到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拥护，群众中蕴藏着的聪明才智，才会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1949年10月，东北工业部就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作了一个决定。当时机械局工人赵国有同志创造了切削塔轮的新纪录，党会安、赵富发同志创造了切削丝杠的新纪录，他们创造的新纪录和原来估计工时相比，前者效率提高了5倍，后者效率提高了10～12倍。张尚举画线组创造了6尺车床画线的新纪录，提高效率15倍。东北工业部在决定中指出：这是东北工业建设中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它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打破了现行定额，创造了新的生产定额，大大地打破了伪满的定额。他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模范，他们所以能创造新的纪录，原因是现在公营企业里没有剥削现象了，他们觉悟到这是为了自己阶级而工作，因此劳动态度根本改变了。劳动是光荣的，他们是以创造性劳动，熟悉地掌握技术，注意改良工具，改善操作方法以提高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来进行工作，因此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当生产得到了恢复后，突出的问题是感到管理跟不上了。把工人积极性发动起来了，用在哪里？当时就遵照工业部的决定，抓了新纪录运动。开展创造生产新纪录、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的确很有效，“双开展”把整个管理和技术带动起来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管理应规范化，不能只提高生产水平、提高数量，也要提高质量。正如决定中指出的：目前工业部门经营管理最基本的一环是实行经济核算，我们要求产品多、质量好、资金周转快、成本低，我们要求突破现状，我们要求创造各式各样的新纪录，我们要生产效率高的新纪录，要产品质量好的新纪录，要减少废品的新纪录，要节省原料的新纪录，要提高回收率的新纪录，要提高设备安全运用率的新纪录，要减少及消灭事故的新纪录，要降低成本的新纪录，要改变管理制度的新纪录（如检查制度、统计工作等），我们要各式各样的新纪录，经过创造新纪录发动群众性自下而上地选定各种定额，为加强经济核算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当时，为了鼓励广大的工人、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对创造新纪录或者在生产工作上有所改进与创造者，都给予物质奖励。一般奖励金为工资的2%～3%，对那些有重大创造者则报工业部，由工业部给予奖励。
为了把群众性的开展创造生产新纪录和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深入地开展下去，工业部曾先后发出过《关于创造新纪录的通报》、《关于进一步组织和推广新纪录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创造新纪录运动中定员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那时候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要恢复就必须在恢复的基础上提高，要发展就必须在恢复的基础上发展。新纪录运动是从机械厂开始的，王崇伦同志就是从那时走出来的模范。张明山同志抓了反围盘技术。原来咱们生产小型钢材和线材，是人拿钳子夹住钢材头往轧辊眼里面送。鞍钢恢复生产那一天，我们到鞍钢去参观，就遇到把一个工人的腿肚子给烧了。之前用的是围盘技术，就是钢材头出来了以后，要经过这个围盘的约束，围盘像个三面墙一样约束着钢材头，将其引导到另外一个轧辊眼里去，不要人去拿个钳子夹着。有个围盘了以后，自动化了。可是围盘过去以后，还得有个人拿着钳子夹住再送过来，张明山同志就发明一个反围盘，这边围盘过去，那边围盘再反过来。现在看起来这是个摆不上桌面的发明，但在那个时候是一件大事情，解决了工人生产中的一个大问题。
我记得那时还专门在《东北工业》杂志上刊登了工业部的有关决定和指示精神，及时地报道了运动中涌现出的生产经验，发挥了宣传舆论的作用。例如当时出了个先进集体——马恒昌小组，很快就在1950年第21期上发表了《马恒昌小组的生产经验》，详细地介绍了马恒昌的生产经验，对于大家学习马恒昌小组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双开展”运动中，发动群众则主要是通过抓班组来实现。我们在接收工厂时，则主要是抓厂部，确定我们对工厂的控制权。后来在工作中我们发现，车间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又总结和推广了车间管理的经验，为此还专门翻译出版了苏联的一本名叫《车间主任经验谈》的书，书中介绍了苏联大工厂中六位不同车间主任的工作经验。虽说这本书介绍的车间主任经验只有六个人的，但经验则不止六条，而是十分丰富的。这本书的出版发行，特别是这本书的经验的介绍与推广，对于我国东北工业的恢复生产与发展，还起了很大的作用。
4.抓统计工作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统计工作。1949年在东北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是由于当时缺乏做计划工作的经验，缺乏制定计划必须具备的数字，我们计划处搞计划编制和制定计划时，深受无资料之苦。当然就更谈不到迅速地正确地去制定计划了。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工业部还专门作过决定，部领导还多次作过指示。我们计划处专门设立了一个统计室，有专门的人员，包括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
过去总是说作计划时才重视统计，作完了计划就把统计给丢了。对此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想了个办法，向王鹤寿同志建议，1950年2月4日把各个公司和局的负责人找来开会。把高岗请来参加这个会，让各个单位讲它1月份的生产情况，拿出统计数字来。这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王鹤寿同志主持会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点名汇报数字，除了像鞍钢这样的单位能答复得上来外，其他单位没有一个能答得上来。高岗也没有多批评，他坐在那儿对大家就是个压力。苏联专家波格达廖夫让我在会议上发言，讲怎么样建立统计报表制度和统计要求。我们计划处统计室主任洪亮同志准备了一套报表。每个月结束一定得填报表，报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来。这样一来，统计制度建立起来了。那时，统计室的人员不少，还有个手摇计算机。一开始东北工业部搞统计工作还是打算盘，只有少数几个人用手摇计算机，把统计工作的系统建立起来。东北统计局的局长是王思华同志，他是个老党员，七七事变以前在北平做教授，七七事变以后带着全家人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当经济学教授。他到东北后，先在辽北省当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到哈尔滨去做黑龙江大学校长。东北财委成立以后，他做统计局长，后来调到北京来接替薛暮桥同志做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对我们帮助很大，他从理论上说明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1949年我们着手抓统计工作，开始总结和研究当时的统计工作以及如何取得统计数字的方法，取得制定与检查计划的可靠依据等问题。我们一方面从统计工作状况上去解决，一方面从历史资料中去解决。从1949年下半年起，全面展开了统计工作，并详细地整理了过去的资料。当时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断加强与提高对统计工作的认识。当时在许多同志思想上有这样一种认识：“革命工作做了就行了，何必统计呢？太麻烦。”许多同志对于统计工作是进行计划经济建设与从事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必要基础，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那次会议之后，工业部于1950年3月1日发出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指示》，这是加强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指示》提出：统计工作是管理企业的主要环节之一，没有统计工作，就谈不到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为了加强统计工作，提出各局（公司）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有系统地建立统计工作的组织机构；二是加强基层（厂矿、车间、坑口）的统计工作及记录工作；三是加强对于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工作；四是扩大综合统计的工作范围；五是按时作出统计，迅速填送表报；六是按期召开各级统计会议，研究解决统计工作中的问题；七是严格执行统计工作的纪律；八是责成我们计划处于这一年4月底以前，检查各单位对于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各局（公司）须向东北工业部作书面报告。《指示》中严肃提出：统计工作不仅是企业管理上的技术问题，并且是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与经常工作。1952年2月，工业部又发出了《关于1952年统计工作的指示》，对两年来的统计工作作了分析，指出在统计的建设上获得了不小的成绩。
第二，工业部统计工作原来由计划处各个室来做，没有专门机构，因而各干各的，各搞一套，既分散，又混乱。为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统一的方针。把集中统一的思想贯彻到统计工作中去，决定把统计工作集中统一到综合统计室来承担。
第三，必须建立与健全详尽的全面的日报制度，并掌握日报来及时检查计划和工作。工业部与各局、厂、矿之间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建立产品日报制度，在30小时之内工业部部长便可了解整个东北各厂（矿）的主要产品的生产与完成计划情况。4月2日便可根据日报总结出第一季度的生产量，以此检查计划。这是我们统计工作的一个飞跃进步。
为了不断加强统计工作，我们计划处对1950年统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1951年统计工作的任务。1950年的统计工作，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全体统计工作者的努力，收获是很大的。主要的收获是：（1）普遍地系统地建立了统计组织机构，充实了统计人员，开展了统计工作。1950年2月底，各企业单位有统计机构组织的，仅占开工厂矿数的15.2%，至9月底已增加到88.6%，绝大多数的企业已有了统计组织机构，无组织机构者也配备了统计人员。组织机构的普遍建立与人员的大量配备，这是1950年第一个显著的也是主要的成绩，为此后统计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2）推行了新的统计表格，吸收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实行了报送双轨制。新的表格与制度的实行，使统计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新表格的指标，都是计划中应有的主要指标，由于推行了新的统计表，使1951年计划的制定也有了可靠的根据，掌握了计划中的主要问题，为今后计划奠定了基石。在贯彻新的制度与表格过程中，虽遇到了若干困难，但由于有中央和东北统计局的支持，特别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都及时解决了问题，较为顺利地推行了新的统计表格，使统计工作条理化，为今后统计、计划与企业管理创造了新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及时检查了计划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自1950年1月1日建立主要产品日报后，2月2日即能知道1月份的主要产品生产情况，在4日即召开了一次部务扩大会议，检查了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批评与表扬，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从那时开始，领导干部房间都挂一块大牌子，标明生产产品的进度，绘制图表用曲线画出来，看生产情况，今天红线到哪儿，明天到哪儿，到月末一目了然。后来我到北京，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要求在他的办公室也放上一块。每天都要进度统计，一开始只有数量，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其他指标内容。（4）大力地进行普查工作，使工业部能确实地掌握到设备基本情况，进一步推行了设备管理的卡片制度，给制定计划以可靠的数字。（5）普遍地进行了在职人员的业务学习。有九个单位开办训练班及夜校，充实了统计工作的力量，逐步提高了统计人员的素质与水平。在1950年的工作中，各单位出现了一些模范的统计单位与优秀的统计工作者。
东北工业恢复也包括在大连的、由苏联接收的那部分工业。苏联接收的工业，保存得比较好，它不光是直接派人管，在企业管理上确实还有一套，我们大连的企业都学了它的做法。当时大连工业厅厅长是张有萱同志，后来他做国家科委的副主任。1949年冬，大连工业厅在大连专门举办了一次工业展览会，展览大连地区的工业生产成果，影响很大。东北工业部的同志都去了，计划处是全体都去参观了。那时大连还是苏军管理的，政权是我们的，韩光同志做关东公署主任，欧阳钦同志做旅大市委书记。日本占领时期，旅大叫关东，所以苏联接收了以后，我们成立了个关东公署，关东公署就是沿用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称呼。苏联接收了这批原日本占领地区的企业，成立了一个远东电业公司。它是先接收了大连的电厂，叫远东电业公司，然后由这个公司接收其他的企业。东北的工业按地区划分可以分为三摊子：第一摊子是北满和东满的工业，接收沈阳以前我们的工业基础集中在北满和东满；第二摊子是旅大这一地区的工业；第三摊子是南满的工业，沈阳解放后，接收了一大批厂子，为了恢复这些厂子，就从北满等地调人去，每接收一个厂子就派一批人去，不是派一两个人去，所以生产恢复得比较快。
四、编制东北的工业计划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有计划地发展东北工业是东北工业部的首要任务。1948年曾制定过东北局部的工业计划，在1948年的工业生产中起了某些指导作用。但因为当时东北的工业一部分还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一部分还处在战区形势不断变动之中，加上我们对刚刚接管过来的工业企业情况，系统调查不够，也缺乏经验，所以有些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东北工业遭受严重战争破坏，由于我们管理工业的经验、技术和干部队伍的不足，我们在编制计划上，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到编制1949年计划时，东北全境已经完全解放，处于统一的局面之中，具备了有计划发展工业的条件。
东北工业计划的制定，立足于恢复东北工业和发展东北工业这个任务和目标。毛主席1950年从苏联回来途经沈阳时，向东北提出来三项任务，这也是根据过去东北工业部在哈尔滨时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以及恢复过程中对整个东北工业情况的调查和了解。
我们制定计划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我们也没有制定计划的经验。但是，为了把计划制定好，组织准备工作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密。工业部对制定1949年工业计划提出了明确要求，计划内容要按《工业部1949年工业计划大纲》的要求制定。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应在现实可靠的设备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同时应按照现在的生产定额（标准）并估计到计划的各种条件，不要提得过高也不许自行压低。同时要求情况的说明和调查数字应力求精确，如为估计数字则应该说明估计的根据和可靠程度。
为了保证计划的严肃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工业部又提出了《1949年工业计划大纲》，其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提出为制定1949年计划，必须精确说明以下情况并制定各附表；第二是1949年修复（或建设）与投资计划；第三是1949年生产计划。对上述三部分都作了具体要求。
第一部分的具体要求是：（1）厂矿名称、地址、建设年月、规模及简史，接管及经营经过，附厂矿及附属地带平面图或厂矿分布图。（2）设备：直接生产设备、动力设备、修配设备、运输设备、土地房屋和其他设备。（3）产品：主要产品及次要产品及副产品的名称规格，伪满时最高产量及销售状况，1948年逐月产量，现存产品数量，可能产品及产量，最好附《产品目录》及历年生产量表。（4）主要原料及材料：伪满时代所用原材料名称、数量来源及每一生产品单位所用原材料之定额，现库存主要原材料及详尽清册。（5）资产：过去伪满历年投资额及资本总值，现存资产估价。（6）职工：过去历年职工人数，最高人数，现有职工总数及厂长、矿长、科长各级干部人数，职员人数，各类技术人员人数，技术工人，熟练工人，普通工人，杂工、学徒人数，警卫武装人数，最好能说明过去生产中的各种人员定额，职工政治、思想、生活状况，职工福利，劳动保险等。
第二部分的具体要求是：凡是新建或不能正式生产，而在恢复建设过程，需国家投资者，皆制定复工（或建设）计划以区别于生产计划。其内容应包括：（1）根据总方针提出今年修复方针及将来的远景。（2）目标：今年修复哪些主要设备及要求恢复的生产能力和各项工程如何配合，及各种设备的开工程序。（3）各项工程进度，每月完成程度。（4）需要什么技术人员，需要职工人员及工数多少，并逐项说明解决办法。（5）需增添什么设备，并逐项说明其解决办法。（6）各种材料多少，燃料、木材多少。（7）运转量多少，多少车皮，自何地运往何地。（8）电源要多少。（9）总投资预算要多少，将设备器材，职工薪俸、管理费总合共需投资若干，必须由国家投资若干。
第三部分的具体要求是：凡正式生产部分皆定生产计划，包括：（1）总的生产任务及分月产量计划。（2）技术改进计划。（3）动力计划。（4）经理工作计划，具体包括：原材料供给计划；生活品供应计划；运输计划；成本核算；财政收支计划；成品分配计划。（5）人事计划。
为了搞好计划的前后衔接，东北工业部又及时下达了《关于制订年度计划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中指出：1949年国营工业计划，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对于必要情况的掌握和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具有很多缺点，还带有不小的盲目性。根据以上经验，年度的工业计划必须提早进行制定，必须于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年度国营工业计划的总的要求是三年内恢复伪满时最高工业生产设备的水平，并加以必要的改造。应当有一个三年的生产恢复计划，同时有一个1950年的详尽计划。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计划处开始制定1950年计划。应当说制定1950年计划，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王鹤寿同志在干部会上作了《1950年的生产修复计划问题的报告》，阐述了为什么要作计划、对计划的看法、计划的作用、计划要有现实性也要有进取性、作计划和贯彻计划中的困难、作计划要顾到国家的困难、作计划是个新问题等计划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在制定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计划处的同志更明确地了解了什么是计划、为什么要作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什么、要抓什么东西。通过计划和统计工作，着重抓了定额工作。那时为了算工时和定额，手里拿着秒表站在车床边上实测作记录。这一套基本管理制度，是我们恢复生产，制定计划时建立起来了。包括企业成本管理、经济核算，都是这时建立起来的。所以，东北的计划工作比全国的计划工作开展得要早一些。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了一批有宝贵经验的干部和职工队伍，这对我们以后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培训干部方面，东北工业部确实下了很大力气。在东北除了原有的哈工大，在哈尔滨还建立建工学院，在沈阳建立东北工学院，在长春建立地质学院，在吉林还有一所工业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东北工业部直属的干部学校。这几所大专学校主要是培养年轻的学生。我认为培养干部很重要的一条还是从实践中锻炼。那时候我们就经常派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矿山，所有的工厂，我们的干部都要走到，管什么的干部就跑什么企业。我们计划处编制198人，实际上有180人，这些人都要出去调查研究，所以反映回来大量的情况和问题，对于我们指导工作，对于部里决策，都起了很大作用。部里领导很重视我们的调查。而且这批干部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也得到了锻炼。有一位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学生黎彤，跟我一起到本溪南芬铁矿去蹲点调查的时候，不会看矿山地质图，按说他在学校也搞过地质实习，但矿山地质图他不知道怎么看，采矿场的采矿图他也不会看，哪几个掌子面他也搞不清楚，一个台阶多高也不清楚。1949年七八月，我第一次带他出去走了一趟，回来他写了个报告给我，他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实际，虽然我在学校时就实习过。”当然这批同志后来都是我们的骨干了。另外就是挑选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放到工厂里去做副厂（矿）长，那时我们派了四个人下去，实际上他们到东北工业部工作也还不到两年，就开始下去做副厂（矿）长。他们确实能拿得起来。
五、编制1950年计划的经验
制定1950年的计划，是东北财委布置下来的。当时东北财委的主任是李富春同志，副主任是叶季壮同志。我是1949年6月份到东北工业部，八九月份就开始制定1950年的计划了。制定1950年计划，东北工业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是东北财委的具体要求和经验介绍。东北财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计划制定，我参加了会议。李富春同志主持会议，叶季壮同志作了长篇发言，东北财委各处的处长都作了发言，因为作计划么，不仅仅是工业计划，它包括东北各个部门的计划。譬如说交通，东北财经委员会管交通的处长是叶林，后来做国家经委副主任，他就讲了东北交通的情况和1950年发展的目标以及他的一些设想。当时我刚刚从地方工作转到工业战线上，对这一切都是感觉到非常新鲜，所以印象都很深。譬如有一个处长叫闵一凡，是德国留学生，他管煤炭、电力和造纸。这位同志喜欢说笑话，他说：我这个人呢，你看我写字像个小学生；再听我谈话呀，好像有点知识，像个中学生；你看我这个面貌，戴着眼镜，好像是个大学生；可是你不知道，我还是个留学生哩。他发言的时候讲他管这些部分的情况和计划设想，他说概括起来，他管这一摊子是七个字：倒霉（煤）触电纸老虎。言外之意就是煤炭的生产不太好，电力也供应不上，造纸工业虽说刚刚恢复起来，但都还不是很有起色。其他同志都是各讲自己管的那一套。
第二是东北工业部深入细致的工作。1949年是恢复，1950年是继续恢复和全面地恢复，在恢复的基础上要发展。在东北经济计划里，工业计划是最重要的部分，东北工业部领受这个任务。我们回来以后，王鹤寿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吕东同志，吕东同志那一阵子忙得不可开交，每个星期都要开两三次讨论计划的会议。当时的办法就是按行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讨论。东北工业部有十几个直属单位，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来说，每个单位都来谈它自己的情况和设想，部里面对它们提出作计划的要求。我印象很深的是作生产计划比较容易，因为这是根据它的设备能力，可以提出生产计划的设想，根据生产计划再提出需要配套的燃料、电力、原材料等。最难作的是财务计划，当时就提出不仅是要作出生产计划，而且还得作出财务计划来。我们好多人是新转到工业部门来的，不只是生产知识缺乏，更缺乏财务知识，让他去理财呀，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所以这一段对我来说，是上了一次训练班。每一个行业都要了解它的情况，每个行业都要讲讲它自己的长处和困难，这对我们作计划是很有帮助的。1950年的计划是在1949年底拿出来的，那个时候确实也不容易。
第三是苏联专家的帮助。刘少奇同志是1949年下半年去了苏联一趟，高岗也一起去了。与斯大林谈判以后，苏联就派了一批专家与少奇同志一起回来了。这一批经济专家基本上留在东北，其中关于工业方面的专家基本上都留给东北工业部了。刘少奇同志带回北京的是中财委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他是苏联派来的我国整个经济方面的总顾问。东北工业部有一个总顾问叫波格达廖夫，他是苏联一个轻工业部的部长。当时苏联有好几个轻工业部，他是一个轻工业部的负责人。这人对计划抓得很紧，他天天上班，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离得比较近，经常把我找去谈话，问情况、提意见，他带来的这一批专家都分到东北工业部直属十几个单位。当时东北工业部担心咱们这些老干部到工业部门里边来，既缺乏知识，又以胜利者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所以东北工业部专门把各个局和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座谈了好几次，打通思想，要求大家尊重苏联专家，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的建议，我们要抓紧贯彻。王鹤寿同志还亲自去作动员。应该说作1950年的计划，苏联专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他们根据苏联作计划的经验，对我们编制东北工业计划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第四是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这一批同志起了作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有180多人，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处了。它不仅管计划，还管生产和技术。计划处是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人员是骨干，大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些人都熟悉工业，是有基本知识的。像轻工化工室室主任袁执中同志，他是个老纺织工人，在解放区也抓过纺织，他那时候40多岁，我们都叫他“衰老头”，我们这些人都是20多、30多岁。副主任韦涵光同志，他是上海的大学生，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时就抓化工。冶金室主任肖明伟同志，他在哈尔滨工大念书的时候就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采矿室主任刘枫同志，他是延安俄文学校毕业的。统计室主任洪亮同志是个老同志，在华东解放区就搞经济工作。机电室主任张文同志，他也是从哈尔滨来的，在东北解放以前就参加地下党的活动。综合室主任沙平同志，她是从延安出来的。这一批人是计划处的骨干，算是领导。第二部分人员也是骨干，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稍晚一些，大部分是在东北参加工作的，但是他们都有大专文化基础。这样的骨干，各个室都有一批。第三部分人员就是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像林宗棠同志这样的人员。第四部分人员就是从关内招聘的一大批老技术人员，这个队伍和力量也相当强大。
这几批人员结合在一起，工作干劲相当大，不论上班下班，大家都是连轴转。我刚到东北工业部的时候，我就住在办公室楼上，既在那里办公，也在那里休息，后来才搬到宿舍里去住。那个时候东北工业部提出来要正规化，要求把办公室和宿舍分开，开始大家还不习惯，说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在办公室办公，在办公室会客，在办公室睡觉，现在一下子分开了不方便。为此，领导同志还动员了一番，说我们进城了，情况发生变化了，工作方式得跟得上，把宿舍和办公室分开。那时候，每天就是回到家里还得继续干工作。
有这四方面干部的努力和配合，1950年的计划编得还是比较好的。东北工业部机械局计划处处长欧阳山尊同志抱着他们制定的计划，第一个到我这儿来了，说：我算不算第一名啊？我说：你是第一名。他非常高兴。不久，北京就把他调到人民艺术剧院做导演去了。十几个单位的这一批计划处处长都相当能干。通过这一次编1950年的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处又扩大了，人员增加了。原来计划处下面的室是按专业分的，有采矿、冶金、化轻、机电等室，还有统计室、综合室等，后来增加了军工室、生产计划室、基本建设计划室、劳动成本计划室。1950年计划的编制给我们计划工作打下了基础。通过一段工作，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那时候各个部门的计划我们得汇总，这是比较大的工程。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为什么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呢？因为我们好多同志没有搞过工业，新毕业的大学生也没有接触过实际，从关内招来的老技术人员也需要重新学习，老实说东北工业的技术装备比关内要先进。他们这一批年轻人下去了之后，接触了实际，学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我们计划处出了一个内部刊物《生产情况》，在三年之内出了一两百期。在出到100期的时候，我请王鹤寿同志为刊物题词。我要求每一个人出去调查回来后都得写个报告，《生产情况》及时反映出同志们接触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所以到后来，大家下去调查回来总要写个报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吴千同志的报告，他是从金陵大学毕业，学电的，他到小丰满去作调查，回来写出了很详细的报告并且提出建议来。当时我们这几个处长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柴树藩、王之玺同志都是40岁，我和余建亭同志30多岁。王之玺同志曾留学英国，在鞍钢当过副总经理，东北解放后，他没有跟国民党走，而是留了下来，担任计划处的工程师，后来做副处长，他当时不是党员。余建亭同志也是副处长，原来是东北化工局局长，从延安出来的。
我们当时还采取了一个方针，就是鼓励大家创新，一是学习苏联，二是深入实际，三是学习新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这些年轻人经常提出一些新的建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宗棠同志，他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他所提的好建议我都加以表扬，并公布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林宗棠同志有股冲劲和创新精神，吃苦耐劳、团结群众，他还是排球队员，东北工业部的排球队离开他不行，他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后来我向工业部建议派他下去，1951年就派他到沈阳机床一厂做副厂长，厂长是叶选平同志。另外还派杨桦同志到鸡西矿务局去做副矿长。让年轻人既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还要让他们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经受锻炼，这对于一个干部的锻炼成长很有好处。
至于说东北工业部制定计划，这在全国来说这算是头一份的事。所以，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要东北工业部来北京介绍作计划的经验。学习苏联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来制定计划，东北工业部算是第一次。那时中央各部都有了苏联专家，中财委计划局也有苏联专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到北京来开全国计划会议，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杨放之同志在会上听了我作的东北工业部计划工作的介绍后，他还不满足，又把我请到他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吃饭前后，就一再地跟我讨论作计划有什么经验教训。我说咱们刚刚作计划，没什么经验。毛主席说首先要了解情况，再一个就是要有目标，要有定额。我作计划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要抓定额。你有设备能力，没有个定额，你作不出一个生产计划来；没有消耗定额，作不出来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计划来。当时我们提出定额就是平均先进定额，完全是先进的也不行，平均先进。检查哪一级工作也是先抓这个定额去检查，无论是生产上、财务上、劳动上，都是要抓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冒了这么一句话：定额是计划的灵魂。他记住了。第二天，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言，他说：我向东北工业部的袁宝华同志讨教了，他说定额是计划的灵魂。我这话说得太偏颇了。
那时候我每月都要找东北工业部十几个单位的计划处处长开一次会，要他们汇报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研究解决。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今日事，今日毕。今天的事今天一定要做完。可以说，整个东北工业战线恢复还是很快的，在恢复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东北工业恢复中，厂长负责制也起了很大作用。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学习中长路的经验。中长路是中苏两家合办的，名字就叫中国长春铁路，实际是东北的主要干线，由中长铁路局来管，主要是丁字形干线，一条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一条是从哈尔滨到大连。中长路在企业管理上是实行一长制，所谓一长制就是首长负责制，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把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把企业职工作为一个产业大军。东北局专门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中长路的经验，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提出来，一长制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就是厂长负责制，实事求是，把责任加在厂长身上，国家授权与你，你要全权负责。这就有一个党、政、工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为此，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期间，召集各方面的人员深入探讨，最后提出厂长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工会主席是三把手。在城市工作会议的决议里，第一条是依靠群众，第二条是依靠党的领导，第三条是厂长负责制。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报告党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薄一波同志一直主张厂长负责制，他主持国务院三办工作的时候，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来要实行一长制，这个报告中央也批了。李雪峰同志主持华北局工作的时候，提出了不同意见，毛主席讲了话，中央也批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对东北工业来说是件大事，引起的震动也比较大。后来又批判一长制，震动更大些。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为抗美援朝中东北工厂的搬迁花了相当大的力气。那时，1950年的计划已经作好了，可是195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就要搬迁南满的这些工厂。实际上一方面要修改计划，另一方面在搬迁工厂的基础上制定1951年的计划。虽然东北处在抗美援朝的前线，可是看来当时美国政府还不会轰炸东北，东北还可以继续进行建设。特别是在北满进行建设，南满的工厂搬迁到北满，在北满又建设起新的工业基地，南满的工业也在恢复。所以1950年搬迁了以后，1951年把这些工厂都安定下来。到制定1952年计划的时候就比较稳定了。所以，1952年计划制定得比较好，好就好在中央有个很明确的三年恢复的方针。对东北来说，这个时候也该有所发展了。1952年的计划工作量就比较大了，南满、北满一起发展。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东北工业部专门成立了设计处和基本建设处。
在东北工业部这三年，我们有近两年是在抗美援朝中度过的。那时我们大家工作起来真是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倾注了我们全部的心血，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积累了制定计划和工业管理的经验，这对于我们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这一批干部后来到国家综合经济部门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