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初步而概略地考察近三百年来英国报纸对孔子的再现，希望以此来探寻孔子在英国大众眼中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英国第一本论述中国的书籍出版于1577年，而第一篇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下文述及）则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
17世纪末，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在散文《英雄美德》（“Of Heroic Virtue”，作于1692年）中用了20多页来谈论中国，并对孔子进行了介绍。1687年，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296）等人翻译的第一部拉丁文《论语》全译本出版于巴黎，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以拉丁文表述的中国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而伦敦随即在1691年出版了其英文节译本，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临前500余年—的道德规范》（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由此可见，17世纪末的英国书籍中已经有了很多关于中国和孔子的介绍。但是，这些书籍的受众是十分有限的，而报纸则为更广泛的读者群敞开了中国知识的大门。
露西·萨蒙（Lucy Salmon）在讨论报纸作为历史学资源的作用时说道：“历史学者想要从报纸中得到的不是新闻—那些东西终究可以从其他资源中获取—而是一幅当时的生活图景。”本文所利用的报纸资源来自一些网络数据库，其中包括大英图书馆档案集“1600—1900年英国报纸”（British Newspapers 1600-1900）、《泰晤士报》（The Times）1785年至2006年的网络电子档案，以及《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卫报》（Guardian）、《独立报》（Independent）等传统“大报”近年的网络数据库。笔者以“Confucius”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得了如下数据：“1600—1900年英国报纸”数据库显示了1699至1912年间共3 150条结果，《泰晤士报》得到了1785至2006年间共924条，《每日电讯报》得到1999至2012年间共111条，《卫报》得到1990至2012年间共287条，《独立报》得到1996至2012年共126条。
英国报纸的刊行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但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们都受到了严格限制。正如哈罗德·赫尔德（Harold Herd）所说：
在1680年，法官们认定，“对于任何不经国王授权的报纸和手册，国王可以认定其明显地企图破坏和平并扰乱整个王国，并依法禁止其印行”。这种裁定赋予了查理二世以一种特权，但其实，这只是议会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便不断（有时甚至苛刻地）维护的一种特权。
到了17世纪末，报纸被视为对统治权威的威胁，因为它们让王室或克伦威尔及其幕僚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在这一时期，代表城市商人阶级的议会处决了查理一世（1649），罢黜了詹姆士二世（1688），成功地反抗了君王与贵族的权威。议会逐渐不再续用种种限制性法案，其典型便是《1662年出版许可法案》（“Licensing of the Press Act 1662”，1695年弃用）。至该世纪末，在伦敦及许多其他城市，报纸已经成为公共信息体系的重要部分；从那时起，其功用已经基本确立并延续至今，即报道实事、发表编辑与读者评论、刊登广告。
本文把这些报纸所呈现的孔子形象分为六种来进行讨论，不过，这种概括只是为了方便，并非全面的或独一无二的划分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六种形象中，有的相对局限于某个时段，比如“异教的孔子”，而有的则可见于笔者检索的整个时段，如“格言化的孔子”。
异教的孔子
根据本文的检索数据，英国报纸中首次提到孔子是在1699年8月3日的《疾飞邮报或邮报大师》（Flying Post or The Post Master）中。这是一篇来自罗马的报道，谈论的是礼仪之争，即耶稣会士、其他天主教教派与罗马教皇关于中国祭祖尊孔之礼仪和仪式的争论。耶稣会士试图使中国礼仪与基督教信仰达成和解，宣称这些礼仪是一种不含宗教意义的社会活动，与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并不冲突。这种适应主义（accomadationist）立场还得到了当时的批评家莱布尼茨的支持。就政治层面来说，这场争论主要影响到了西班牙与葡萄牙，而作为新教国家的英格兰并没有直接卷入其中，因为亨利八世已于16世纪30年代与罗马教廷决裂。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支持，经由果阿和澳门（葡萄牙1557年向中国政府租借的通商口岸）进入中国大陆，其对手则是西班牙国王支持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当时驻于西班牙属菲律宾）。英国并没有介入礼仪之争，但是，17世纪斯图亚特国王多有信奉天主教者，而且英国也尽力避免与西班牙（当时世界的超级强国）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这或许是英国报纸将这场争论作为重要话题的原因。天主教会与英国政府之间经历了长期斗争，终究导致了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瓦解。而耶稣会传教士长期置身中国，对中国文化有直接而深入的了解，从而可以让英国人更为清楚地明白，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斗争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这篇首次提及孔子的报道描述了红衣主教吉罗拉摩·卡萨纳塔（Girolamo Casanata，1620—1770）与一位名为阿尔克尼萨（Alconessa）的神父的会面。阿尔克尼萨在1699年6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就北京的礼仪之争问题撰写了报告，红衣主教卡萨纳塔则在罗马天主教会主要负责解决中国的礼仪之争问题。文章在开头写道：
据他所说，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中国人崇拜孔子和死去的祖先；而且，一千多年来，中国所有士人（Lettrez）—中国最伟大的[群体]—都只承认一个本原，即物质的天（Material Heaven），或其最不可名状的部分（most subtile Parts）；他们以之作为其原动性的德性（efficient Vertue）并称之为“上帝（Xangti）”。所以，不应该像耶稣会士所做的那样，让基督徒用这个词来指称那位真正的神（True God）……
文章还直接引用了阿尔克尼萨神父的报告：
他们的祭拜之所是真正的神庙。那位哲学家的遗像题有“至圣先师孔子灵位”的字样，而他们朋友的遗像则题曰“某某与某某之灵位”。士人们认为，逝者的精神或灵魂—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最不可名状的部分—会在人去世之后重新结合于同一种东西（the same Matter）的其他部分，飘散在空中，并于供奉祭物之际附着在遗像之上。
接着，阿尔克尼萨神父描述了祭祀的过程：“祭司们”挑选一只猪、一只山羊或其他动物；主持仪式的“祭司”即“为孔子供奉祭物的官员”走到“孔子的礼拜堂”，在孔子与祖先的遗像前供奉祭品—饰有花朵的动物头颅、动物的血和毛发、一杯酒，以及丝绸和纸做的钱；然后他们祈祷，并“表达他们对此生福禄的企求与期盼，但他们对此生之后的事情一无所知”。接着，这篇报告总结道：“这是来自阿尔克尼萨神父的报道，描述的是中国一件臭名昭著之事，而耶稣会士却支持这一明目张胆的偶像崇拜。”
这篇报告概述了对耶稣会士的几点主要指控。其一是，祭孔与祭祖仪式明显是宗教性的，因此也是偶像崇拜的，而非如耶稣会士所说的那样是社会性与世俗性的。报告将主持仪式的人称为“祭司”（priest），将典礼称为“供奉祭物”（Oblation），典礼的场所称为“孔子的小教堂”（Chapel）；桌子称为“祭台”（Alter），人们在上面“点燃许多蜡烛，焚香”，并摆上孔子与祖先的画像，以供“祭司们”顶礼膜拜。这些宗教术语遍布全篇，有意地引出结论，即这是偶像崇拜的仪式。第二个指控是，耶稣会士不恰当地将中国现有的词语等同于基督教的神。儒家学者，即所谓“Lettrez”，只信仰“物质的天”，也即所谓“上帝”，而对来世一无所知。虽然耶稣会士创造了并倾向于使用“天主”这个新词，但他们接受了“上帝”与“天”这两个现成的中文词，认为它们都可以表达“天主”之意。耶稣会士在教义上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他们接受了“一个条幅”，上面“有当时中国皇帝手书的‘敬天’二字”，将之悬挂于北京的祭坛，并将之复制分发给其他省的传教士，让他们悬挂于各自的祭坛。
在这之后一年，该报纸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巴黎的神学院正在对一些支持耶稣会士立场的作品进行谴责，并发表了一篇驳文《论孔子的安葬》（“On the Interment of Confucius”）。这篇报道谴责耶稣会士，称他们竟然“把一个生于谬误、死于异教信仰的人作为模范呈现给基督徒”。还补充说，“孔子的神圣实际上是偶像崇拜，其谦恭实际上是傲慢，其正派实际上是不虔敬—耶稣会士向大众强行推举孔子的努力终将告以徒劳。”
在接下来的一年，该报纸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新进展：在纵容中国信众对孔子进行偶像崇拜方面，以及在“物质的神”问题上，宗教裁判所对耶稣会士进行了指控。因此，一个名为“Pu”的人被判了七年监禁。
1708年《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报道说，红衣主教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在中国被处以死刑。这一报道事实上并不准确，因为他其实是被囚禁，并于1710年在死于监狱。这篇报道称，铎罗被教皇派去中国，去调查那些对耶稣会士的指控，即耶稣会士企图调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与那个国家的偶像崇拜，并混合基督与孔子的教义”。铎罗并不能够判定耶稣会士是“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但对其传教方式和北京的崇拜仪式发布了禁令。报道的作者指责耶稣会士向中国皇帝告发了铎罗，以至于虽然耶稣会士还曾向皇帝求情，但铎罗及其四五个同工还是被处以死刑。照作者所说，这件事必然会“激起其他传教士的公愤来反对耶稣会士”。其后几年的报纸对后续事件常有报道。1709的《每日新闻》有一则报道谈到，耶稣会士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1662—1720）协同一名清朝官吏前往罗马晋见教皇，汇报中国情况说，除了“混合基督与孔子的教义以迎合中国人”的耶稣会士以外，其他传教士都已被逐出中国。报道称，教皇为此感到“困扰”，但仍然决定等待多明我会修道士回到罗马后再作决定。同时，该报道提到，葡萄牙国王“计划派一名特使前往那里（罗马），劝诫教皇不要再进一步激怒中国皇帝，因为这不仅对基督信仰有所损害，而且不利于欧洲人的在华贸易”。这种担心表现了传教士与商人在华意图之间的紧张，而且，这种紧张将贯穿接下来的两个世纪。
随后，《国内外新闻邮报》（English Post with News Foreign and Domestick，London）在1709年发表了论述中国“新教派”的一篇书信体文章，描述了教皇对此事件的回应，并附上了详尽的孔子传记作为参考背景。这篇书信体文章长达100行，有1 000字左右，其作者—“一名英国绅士”—报道了一些对耶稣会士的指控，即耶稣会士糅合基督教与儒教元素，发展出了一种混杂的“新宗教”。本文曾提到，露西·萨蒙认为报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时的世界，这则报道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英国人多为新教徒，一般尽力避免与罗马的政策规划产生瓜葛，而且如果看到梵蒂冈的计划受挫，也往往不会表示同情。这种态度正可见于这篇报道所附的孔子传记—其作者对孔子采取了不偏不倚，甚至赞赏认可的态度。例如，他赞许“这个伟人的规诫”，认为孔子“劝告其门徒崇拜一个无限永恒的本源存在（First Being），严禁供奉其他任何神灵，反对无神论和偶像崇拜”。他描述说，耶稣会士“为了在民众中获得声誉，被迫要去了解孔子的教义与道德规范”。然而，这却让他们“发现孔子的著作中散落着众多无与伦比的教导，以至于他们利用这些著作和《圣经》汇编出了一种新宗教，得到了众多信众”。文章作者表明，虽然中国普通百姓可能倾向于偶像崇拜，但“学者”（Learned），即孔子的追随者们仍然反对那些“偶像崇拜式的迷信”。在结语部分，他推测，“罗马教廷（梵蒂冈）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便是担心这种新宗教的道德规范会使天主教会自吹自擂的神圣性相形见绌，从而让他们的利益毁于一旦”。
中国正式下达驱逐令之后，《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则站在天主教会立场的报道，声称在中国皇帝废除之前的法令、取消所授予基督徒的特权的那一刻，出现了以下异象：
雷电劈向了孔子—中国伟大的哲人与先知—的神庙，将这座庄严宏伟的殿堂烧毁，其中君王与才俊之士所供奉的大量财宝和装饰品也毁于大火，甚至连孔子那由防火之石建造的墓穴也找不到了。在那儿的基督徒看来，这都是最具标志性的神迹。
这“最具标志性的神迹”证明，上帝坚定地站在教皇与天主教一边，要摧毁偶像崇拜的孔子庙堂。
随着中国在18世纪初期将一些传教士驱逐出境，以偶像崇拜来指控孔子的新闻报道逐渐消失，试图融合儒家与基督教的适应主义精神却为后世所继承。在1926年《泰晤士报》登载的一封书信中便可看到这种精神的复兴：其作者哀叹说，虽然基督教并没有取代儒家思想，而五四运动却不必要地摧毁了儒家的伦理法则，又从西方引进唯物主义以取而代之。他批评说：“中国人应该学会去尊重一种融合了基督信仰的儒家智慧，如同希腊哲学被纳入基督教一样。”
作为文化典型的孔子
在宗教、哲学等具体的领域中，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报纸文章往往将孔子作为一个代表中国的人物、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来加以引述。
本文曾提及发表于《国内外新闻邮报》的一封信，而这也是第一篇将孔子作为一个文化人物的详尽报道。作者在描述礼仪之争的背景时说：“或许有必要说说孔子。”接着，文章就对孔子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8行（约400字）的详尽描述，包括其出生、家世、身世遭际、弟子与著述。在结尾部分，作者引用了孔子临终时的话—“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认为这是孔子因未能阻止普通民众崇拜偶像而自责的话。
英国报纸时常刊登广告来推销一些关于孔子的书籍，而且，报纸文章中还常将孔子与其他世界名人相提并论—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可看出孔子在公众中的形象。分类广告是报纸收入的一大来源，在18至19世纪，我们可见到大量与孔子有关的书籍广告。第一篇关于孔子著作英译本的报道刊发于1708年的《每日新闻》，宣传的便是前面提到的殷铎泽拉丁文《论语》译本的英文节译本，并提到其定价为1先令6便士。
从一些书籍广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时常描述孔子与古希腊哲人的对话。例如，1720年的《邮差报》（Post Boy）有一则广告宣传了一本名为《基督教对话六则》（A Christian Conversation in Six Dialogues）的书，其第四则便是辛普里丘（Simplicius，490—560，雅典最后一批异教哲人之一）与孔子的对话。在宗教、哲学、文化的领域，孔子往往被用来代表中国。他一方面以世界级宗教领袖的形象与穆罕默德、琐罗亚斯德齐名，另一方面又以世界级哲学领袖的身份与苏格拉底和梭伦排在一起。孔子还常常与梭伦一起被称作“立法者”，而且这一般是个肯定性的称呼（当然也不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一篇新闻报道说：
一位立法者规定了他们（中国人）的品质，并在他们身上盖上了自己的印记。斯巴达人是由吕克格斯（Lycurgus）规定的，中国人则是由孔子规定的……他有一句伟大的格言：由于真理深不可测，所以思考便是徒劳的……中国人用心地回避了所有我们现代人所谓有“深度”的东西，即深刻而具有穿透力的东西……
维多利亚时期重要画家乔治·瓦特（George Frederic Watts，1871—1904）曾受委托为林肯律师学院新落成的大会堂创作一副壁画，其中便画有孔子—这幅画表明了孔子具有“立法者”的地位。《泰晤士报》报道称，这幅画题为《立法者学园》（The School of Legislation），模仿的是梵蒂冈的拉斐尔壁画。这幅壁画保存到了今天，现在的题名为《正义：诸立法者》（Justice， A Heimcycle of Lawgivers）。它长14米、宽12米，包含24位著名的人物，孔子是坐在摩西左边的五个人物之一；《泰晤士报》称，画中的人物“有真人的两倍大”。
在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孔子被用来象征中国，而中国人则被称为“孔子的后代”（son of Confucius），且这种称谓有时包含轻微的贬义。《伯明翰每日邮报》（Birmingham Daily Post）1889年的一篇报道描述说，一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去世之后，其他中国人将其尸体裹进毯子，带到银行，声称他只是生了病，试图取出他的存款；“其中一个孔子的后代握着死人的手在需要的地方签了名。”与之相类似，《纽卡斯尔新闻周报》（Newcastle Weekly Courant）于1900年报道了一家创立于旧金山的中文报纸，并评论说：“与使用英语字母表中26个简单的字母不同，中国的排字工人必须在排着11 000个汉字的100个字盘之间来回走动，而正是通过这些汉字，孔子的后代们用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
“孔子的后代”仅仅表示中华民族，但“孔子的门徒”（disciple of Confucius）则用来表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哥德堡邮报》（Gottenburg Mail）1813刊登的一则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位英国船长陷入困境，但一名与他从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慷慨地贷给他一大笔钱，而且没要求抵押。这让船长大为震惊，因其慷慨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胞。这篇文章将这位中国商人称为“孔子的门徒”，意在赞扬其慷慨大度与高尚的道德品质。
在二战时期的新闻报道中，孔子被视为中国军队成功抵抗日本并收复失地的一个因素。《泰晤士报》报道了顾维钧博士（Dr。Wellington Koo）的一篇演讲，其中提到说，中国有能力抵抗日本侵略，因为“在抵抗侵略的过程中，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激活；另外，两千年来孔子的精神教化，以及蒋介石及其贤妻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是两个重要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几十年里，英国报纸提到孔子的时候大多对之持否定态度，但也会有例外：1961年，《泰晤士报》刊登的《共产主义者扫孔墓》（“Communists Sweep the Tomb of Confucius”）就是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章。其开篇写道：
虽然古典学者们致力于脱掉孔子及后代圣贤那松垂的袍子，使之与现代共产主义骨干队伍保持高度一致，但共产主义者还是主持清扫了这位圣人出生地曲阜附近的墓地、房屋，以及孔庙—对纪念孔子来说，这都是神圣的遗迹。通过这种方式，共产主义者把敬意还给了孔子。
在21世纪，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机构被命名为“孔子学院”，于是，作为中国文化典型的孔子获得了新的意义。
富有异国情调的孔子
孔子曾被当作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他者来代表中国。在18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风靡英国的显贵之家，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异国特性。中国被呈现为一个神秘的他者，而孔子的名字则被用来给许多东西命名，如建筑、船舶、赛马、展览、玩具等：例如，1783的《晨报与每日广告报》（Morning Herald and Daily Advertiser）曾刊登一则“皇家马戏团”的广告，提到他们要表演一项名为“孔庙”的“中国火”；1787年的《博物馆世界与流行广告报》（Museum World and Fashionable Advertiser）宣传了一种“绝佳的东方玩具”，名叫“孔墓”；1865年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名魔术师的表演，名为“孔子的指环”。
1763年的《伦敦纪事》（London Chronicle）刊载了一则长篇报道，作者为国王的建筑师钱伯斯先生（Mr。Chambers），写的是克佑区（Kew）的新宫殿与花园。据报道，这组建筑中有一座“孔宅”（The House of Confucius）—一座小型二层建筑，位于湖泊与花园之侧，其墙壁与天花板有着“怪诞的装饰画，但几乎没有以孔子为主题的历史画作”。
1813的《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曾报道说：
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中国有一项严格的法律，即禁止拉拽、剃掉、假扮孔子的胡子（孔子是中国哲学家的偶像）。有此企图者一旦被抓，就会被处以斩首。有些中国人想剃掉胡子但不想丢掉性命，就必须将胡子贴在脸上……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留着当时最时髦的胡子……这种胡子非常卷曲，显得充满活力，很像现代的大胡子风格（Mustachios）。在这个细节上，孔子证明了他自己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品味高雅的人。
1862年，伦敦曾举行了一次国际展览，有一则报道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其中展出的“孔子的颅骨”，称它被中国皇帝珍藏了两千年之久，是1860年英国军队在颐和园得到的“战利品”之一。报道指出，“这块颅骨上布满了纯度最高的黄金，并且配上了一个同样珍贵的金盖子，其铸形与雕刻都美轮美奂。”我们可以推测，这则假消息试图欺骗轻信的英国民众，通过攀附孔子来提高价钱。
另外，在19世纪中叶的报纸中可以看到，一艘与中国往来贸易的商船取名为“孔子号”；20世纪50年代《泰晤士报》所列的赛马名单中，也时常可以见到一匹名为“孔子”的马。
启蒙的孔子
儒家思想对伏尔泰等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论证，而最早的关于孔子的信息，则多来自耶稣会士—他们以其知识传播、学校建设以及地方文化研究而著名。利玛窦—这位在华耶稣会士的泰斗—就曾学习汉语的儒家经典，并向罗马发回了有关儒家学说的报告。殷铎泽进而以许多耶稣会士的作品为基础翻译了“四书”，并附上了一篇孔子的传记《中国哲学家孔子》，使欧洲人对孔子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于1736年在法国出版的四卷本名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也是以耶稣会士的作品为基础的。杜赫德这部重要作品长达834页，被当时的英国报纸广为宣传，而英国18至19世纪对中国的记述，也往往从中选取资料。虽然耶稣会士与莱布尼茨这样的思想家都在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试图对两者进行调和，但启蒙思想家更为关注两者的不同点，并倾向于将儒家学说当成一种他异的、非宗教的、更为理性的思想体系。
在鸦片战争期间，一些报纸对英国的基督教道德与中国的儒家道德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后者胜过前者。《北方解放者报》（The Northern Liberator）提到说：“中国皇帝……虽然是异教的偶像崇拜者，但似乎比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犹太—基督教政府更关心其国民的道德规范，即便这些政府有着许多基督徒、爱国者和慈善家的支持……”这篇报道继而称赞孔子是中国皇帝所宗奉的道德规范之精神源泉，并以此批判英国政府对基督教《圣经》置之不理。
在英国，孔子的反宗教启蒙形象流传了很久，并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例如，在19世纪中叶，《布莱克本标准报》（Blackburn Standard）刊载了一篇题为《世俗主义者是否追求协商》（“Do the Secularists Seek Discussion”）的报道，其中提到说，霍利约克先生（Mr。Holyoake）一个月内作了两场关于无神论的讲座。在其中，霍利约克先生被形容为“无神论者的捍卫者，或他们自封的‘世俗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其第二场讲座的标题便是：“孔子，或独立于启示宗教的道德规范”。
今天的英国往往认为中国教育是“儒家式的”，一些政治家为这种教育的成功所吸引，并从中寻求启蒙。例如，在2009年，工党政府学校事务大臣计划将孔子的著作应用于英国的教学，《卫报》曾报道说：
教育系统有了一个新救星。本周末，学校事务大臣吉姆·奈特（Jim Knight）表示，学习孔子的著作可以提高考试成绩。他似乎正在制定计划，将这位中国哲人纳入英格兰中学的课程大纲。“从中国文化与孔子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说道，“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不仅仅要获取知识，还有重视教育与家庭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做到这点，就像中国一样。”
封建的孔子
孔子成为封建主义的代表，主要是20世纪的建构。1912年，《泰晤士报》刊发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报道，题为《儒家与中国的共和国》（“Confucianism and the Republic in China”）。这篇文章在开头引用了亨利·德·图尔维尔（Henri de Tourville）评论法国大革命的一段话，即认为大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的改变往往被夸大。这些政治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巨大变革，但社会还是回到了与革命前十分相似的生活形态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这篇报道的语境是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篇报道谈到，中国的社会形态维持了十几个世纪，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仅仅几个世纪；然后，它接着说：
中国的社会构成深植于……人自身现实的社会属性，以及家庭中发展出来的自然社会特征—这就赋予了中国社会以稳定性，而且让欧洲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欧洲社会体系充满了各种焦躁动荡的观念思想，其现实情况也模糊不清。
这篇报道将中国社会的持久性归因于其父权制结构，而父权制结构来自于孔子—“孔子的那些宗教性与实践性规范往往构成了中国真正的统治力量”。这篇报道的作者认为，封建专制并不是一个适用于传统中国的概念：“不能用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立去看待中国，它们是西方的情况。”他还认为，儒家意义上的革命只是推翻暴君，对革命所新创立的社会来说，其统治形式仍是儒家的家长制关系网—一场革命并不会改变这种关系网，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这位作者以极大的热忱去描绘传统社会体系，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但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革命之可能后果的分析极具先见之明。
意料之中的是，1949年之后的英国报纸少有对孔子的真实报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新闻报道说，孔子像被涂上“封建主义者”的字样并游街示众。在1970年初期“批林批孔运动”兴起的时候，有关孔子的文章数量多了起来。大卫·博纳维亚（David Bonavia）发表了《孔子杀人之谜尚待揭晓》（“Confucius Murder Mystery Still a Live Issue”）一文，讨论了孔子在公元前498年少正卯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博纳维亚注意到，冯友兰教授在此问题上的观点遭到了其他学者的驳斥。这些学者宣称，孔子并非像冯友兰所说的那样是阶级差异的反对者和民众教育的倡导者，而是奴隶制的拥护者、社会进步力量的敌人。博纳维亚评论说，这一表面上鲜为人知的论题可能有着更深的政治内涵，正如“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是关于海瑞的辩论—这曾让西方的专家们感到“难以理解”。后续的报道提到说，北京大学学生编辑出版了《论语》的新注本，从而为这场争论定了性：此版《论语》在编订时参考了大众的意见，最终的结论是，孔子是奴隶制社会的拥护者，而非之前所认为的“进步思想家”。
1974年的《泰晤士报》报道了这场运动的成效：中国当时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被认为得益于“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展开的大好局面”。
格言化的孔子
在英国报纸中，将许多格言警语归于孔子名下，是一个流传甚广并且持续至今的做法。第一个直接引用“孔子之语”的例子是1712年的《观察报》。其中，一篇文章转引了李明神父（Louis Le Comte，1655—1728）记载于《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s sur l’？tat Presént de la Chine）中的一句“孔子名言”—“不以一眚掩大德”，其中还给出了例证：一位官员曾在农民家里偷了两个鸡蛋，于是卫国君主决定不任用他为将军，因其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孔子则认为应当任用这位官吏，因为他十分节制，只拿了两个鸡蛋；而且，如果一个人非常优秀，其小过失就应当忽略不计。
自此之后，报纸文章对“孔子名言”的频繁征引持续了几个世纪。1842年元旦，《莱斯特纪事》（Leicester Chronicle）在这一特别的日子里刊登了一篇题为《拾遗》（“Gleanings”）的文章，其中引用的四句格言即是这方面较早的例子：
君子如水，随方就圆，无处不自在。
医能医病，不能医命。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一失足成千古恨。
通过征引这些格言，儒家与基督教道德契合通融的观念得以强化，儒家学说与维多利亚时期励志文学之间的共鸣也得到了彰显。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归于孔子名下的格言其实与孔子分毫无涉—它们或者被误认为出自孔子之口，或者完全是胡编乱造，只是为了制造喜剧效果。英国议会成员很早就发现，可以利用孔子格言来增强修辞色彩—在报纸对议会的报道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议员通过“引用”孔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泰晤士报》曾记载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于1884年在上议院辩论时引用了一句“孔子格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近些年来，提及孔子的英文报道不断增多，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年里，中国出现了许多与孔子相关的事件、书籍、电影和组织机构，而英国报纸中便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比如，对《于丹〈论语〉心得》的书评（其中一篇将之形容为“简化的”[reductive]，即认为这是迎合大众市场的、过于简单的励志书），对胡玫导演、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的影评，以及对孔子学院的相关讨论。与此同时，英国也越来越多地开展一些与孔子相关的活动。比如，在2006年2月末至3月初的一周多时间内，BBC广播第三频道制作了一系列短广播（每段只有3至4分钟），内容是请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每人讨论一句孔子格言，其中包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在一篇对这些广播节目的评论中，作者在开篇介绍了另一桩“引用”孔子名言的事情：
本周最逊的冷笑话出现于埃文·戴维斯（Evan Davies）的系列节目“盈亏底线”（Bottom Line）（4频道，周六下午5点半）。BBC经济节目编辑，一个大男孩，凑了一伙儿工业巨头来讨论现代商业问题。其中一位巨头在本周讨论当代社会之丰富商机的时候冒出了一句：“孔子有言：‘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德尔小子（Del Boy）。’”这多少有些让人吃惊。上一次有人用“孔子有言”来表达喜剧效果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该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听到人们用孔子来表达幽默效果，或许会让人皱起眉头，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谑语的逻辑预设—孔子的格言或者含糊而玄奥，或者完全是大白话，就像这次一样。
这篇评论承认说，BBC讨论《论语》格言的节目中，各个讲评者风格和方式有所不同，整体上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尽管如此，其最后的结论却是，孔子的格言被高估了。
对于当代人引用的“孔子格言”，我们必须分辨哪些是严肃的、哪些是幽默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伪造的。以中国为主题的文章常常编造一些假托孔子的“引文”，以之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幽默地唤起读者的兴趣，并表明文章内容关乎中国，但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可能完全是严肃的；下面这篇关于中国当代高尔夫运动的报道就是如此：
据说中国人发明了高尔夫球，同时，据说孔子曾说过，“谁有最快的高尔夫车，谁就不会碰到坏球位。”当然这或许是文学性的编造，但越来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正打算对高尔夫运动进行改革，尤其是职业高尔夫。
不过，对孔子格言的“引用”也会出现在与中国完全无关的文章中，起到幽默的效果。2004年的《每日电讯报》有一篇体育评论颇为夸张，正是一则很好的例子：
孔子曰：“无路可走的人也就走到头了。”这真是一句2 400年前对西布罗姆维奇队（West Bromwich Albion）的非凡预言。虽然孔子没有看到德雷克·凯文（Derek Kevan）那顶到隔壁砖厂去的头球，也未见年轻时候的唐·豪尔（Don Howe），也没有见过西里尔·雷吉斯（Cyrille Regis）怒吼着甩开防守队员，地动山摇地射门，让球出其不意地越过守门员挥动的双手……虽然如此，这位中国古代的圣人仍然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西布罗姆维奇队的存在主义困境。
当代新闻报道中，对孔子最为寄意深远的引用来自大卫·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1999年发表于《独立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说，在赶往一次议会选举新闻发布会的地铁上，他阅读了《论语》新译本的一篇书评，其中提到说，通过“富有教益和智慧的思想”，孔子“在教育与政治力量之间建立了持久的、决定性的关联”。新闻发布会是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举办的，他是保守党领导集团的一员老将，平静而自信。阿罗诺维奇写道：
那位古代的东方圣人（引按：孔子）与赫塞尔廷是多么相像。他们都不直接介入充满喧嚣的、变幻不定的争斗，而是居高临下、气定神闲地提供有益的思想。布莱恩·莫欣尼（Brian Mawhinney）（引按：保守党主席）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引按：保守党首相）、吴王和樊迟可能会因为有一种急迫感，因害怕卷入争斗而深感不安，但赫塞尔廷和孔子却不会。
《太阳日报》（The Sun）的一些托利党同盟责难他放弃了托利党的目标—最考验他的时刻来临了。他先是陷入了沉默，继而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停了好一会，接着又说：“我可能会回去。”那篇《论语》的书评说：“《论语》中的许多段落短小而简明，使得翻译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赫塞尔廷的话也]诚然如此。
当有人用唐尼（Sir Gordon Downey）的丑闻报告质问他与莫欣尼先生时……他想到的是孔子对一位虔诚的地方官的回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在文章最后，阿罗诺维奇站在一个铁定失败的保守党议员瓦尔特·斯威尼（Walter Sweeney）的位置上问，保守党在选举中为何表现如此糟糕，然后又自问自答—“很简单，瓦尔特，孔子说：‘民无信不立。（Without the trust of the people，no government may stand）’（《论语·颜渊》）去问赫塞尔廷吧，他肯定知道。”
这篇文章对孔子的引述意在添加一些幽默成分，尽管如此，它们也有着严肃的目的，并反映了阿罗诺维奇对孔子永恒的政治智慧之尊敬。他试图将一位世界公认的政治启蒙思想家与一位保守党政治家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后者超越了其政界同行之间的政治斗争。因此，阿罗诺维奇基本上比他大多数的新闻同行更有见识：他认定孔子是政治上的智者和懂策略的思想家，认为孔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不朽的真理，这都很令人信服。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阿罗诺维奇对《论语》的一般描述和具体引用都十分精确；其次，在他眼中，孔子并非“中国人”的代表—他强调的是孔子思想的普世性；最后，虽然阿罗诺维奇让人们注意到，孔子格言有些神秘费解，甚至由于过于简洁、意义模糊，对它们的理解甚至可以互相矛盾—但是，在引用《论语·颜渊》中的那句话的时候，他仍然明确地看到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
结语
将“孔夫子”拼读为拉丁文“Confucius”并予以推广，是耶稣会士的功劳—如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采纳了该词，以之作为孔子的标准译名。由于罗马字母标音方法有很多种，中国其他著名历史人物的名字往往可以见到多种不同的外文音译，但是，“Confucius”一词却持续了300余年而未曾改变—可以说，这就建立起了一种强大的“品牌认知”。通过本文所讨论的英国报纸可以看到，这一“品牌”的某些形象持续了几个世纪，而另一些则只是昙花一现：孔子的异教信仰问题曾经极为重要，而随着宗教在西方渐趋衰落，这一问题如今已成明日黄花；作为中国之象征的孔子形象、以及作为格言警句作家的孔子形象，则持续存在于过去三百年之中。
不同时代的新闻作者有着不同的世界观，这一点可从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早期新闻报道中，常有作者将孔子置于世界文明之中，与一系列古希腊哲学家进行比较，并不自觉地炫耀其古典学养。他们提到的古希腊哲人有时是些不太著名的人物，如梭伦与辛普里丘—今日的读者晓其姓名者已经不多，遑论加以探讨。许多早期报道只是面向一般大众的通俗读物，并非专业性学术文章，但也对孔子生平事迹和历史背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述，对其思想观念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这着实另人惊叹。
但是，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报纸也刊登了更为专业与细致的文章，论述了孔子及其当代遗产。例如，巴雷特（T。H。Barrett）在《独立报》的一篇书评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毛泽东的确批评了某些孔子的后世继承者，因为他们缺乏战斗力—因为他熟知另外的儒士群体—但他注意到，孔子实际上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能手。”在这里，巴雷特对孔子的形象进行了修正—孔子是一个世俗的实干家，而非一个充满善意却不切实际的圣人。
在一定程度上，把孔子当作智慧之人的普遍典型，是对孔子最好的赞美方式，如同下面这段话：
92岁高龄、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前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差不多成了条顿人的孔子（Teutonic Confucius）。他对一切事物的观点—从尼古丁消费到援助希腊问题—都广为流传并受到尊重；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为之开辟了专栏，其标题非常亲切：“跟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起抽根烟（A Cigarette with Helmut Schmidt）”。
（崔洁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