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些美国作家来我国访问，他们听说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还迟迟没有介绍到我国来，止不住表示了惊讶和惋惜之意。诚然，要了解和研究美国的现当代文学，这部巨著应该说是属于“必读”之列的。但是，像这样一本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要翻译介绍到国内来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当然是有这种可能了，可是那浩繁的卷帙，不羁的文笔，又着实令人望而生畏，煞费踌躇。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时至一九八六年的春日，经过了几度寒暑，勉竭驽钝，我好歹算是来填补了这个空白。
用一句时髦话来说吧，诺曼·梅勒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是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的院士，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主席，近又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院士，驰骋文坛，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写小说，更爱写其他体裁的作品，计算起来至今已不下三四十部。但是要说到他的代表作，则还当推他出版于一九四八年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裸者与死者》一出版就震动了美国文坛，高踞十大畅销书的首席达十多个星期之久。名作家辛克莱·刘易士读后赞扬梅勒是“他那一代里最了不起的一位作家”。）。
诺曼·梅勒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新泽西的长枝镇，从小生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十六岁进哈佛大学，一九四三年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四年他入了伍，分在太平洋战场，曾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和吕宋岛服役（年纪大一些的人大概还记得当年这是菲律宾两个最激烈的战场）。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一名占领军在日本驻守过一个时期。一九四六年退伍后回到了纽约，从当年夏天起他就埋头写书，到次年秋天一部分量很重的小说就送到了出版社。
如果以为梅勒这部小说是他投笔从戎的一件“副产品”，以为这只是一位远征归来的战士讲了一个战场上的故事，那就错了。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或九日，即珍珠港遭袭后还不满四十八小时，当时还在哈佛校园内的梅勒，就已经在暗暗考虑要以大战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了。他琢磨过是写欧洲战场好，还是写太平洋战场好。他在学校里发奋学写小说，可以说就是一种预习。他后来的参军，则是为实现这个创作计划迈出的第一步。他读到了当时不绝涌现的一些战争文学作品，特别是读了约翰·赫尔赛的《入谷》和哈利·布洛姆的《阳光下的散步》以后，胸中的创作蓝图也愈加具体了，他决心要写侦察兵艰苦的长途侦察。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梅勒在部队中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除了当过文书兵、架线兵、炊事兵、空中摄影师等等之外，还曾志愿到一个侦察排里去当过一名侦察兵。《裸者与死者》中的侦察排，以及小说后半部中侦察排在后岛跋山涉水的长途侦察，早在这时候就已有意识地开始在梅勒的心中孕育了。
梅勒把他构思的故事安排在一个虚构的热带小岛上，名之为安诺波佩岛。根据小说中间接提供的背景来判断，小岛位于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是进军菲律宾的前站，美军登陆的时间当在意大利战场开辟后，诺曼底登陆前。作者通过两条平行的线索来展开复杂的情节。一条是侦察排里的士兵。排里的“当家”上士克洛夫特颇有作战经验，而心狠手辣，凶横跋扈，是压在其他士兵头上的一霸。此人是个十足的权力狂、阴谋家，没有一点文化，却深得上司的赏识，爬到军官队伍里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排长（应由少尉充任）长期出缺的侦察排，久已被他视为个人的禁脔。他手下的侦察兵是复杂的，这里边有混日子的（布朗），有一心想往上爬的（史坦利），有满脑袋糊涂思想以至反动思想的（加拉赫），也有成天想女人的（威尔逊），但大多数则是一些在国内地位低下、到部队上遭受屈辱而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在克洛夫特的铁腕下过日子，他们都有个不平的火种深埋在胸中，却绝少发而为反抗的烈焰，即或给压得怒火中烧，彼此的火也始终汇合不到一块儿。其中只有做过矿工、当过流浪汉的雷德，常常意识到自己会忍不住要做克洛夫特的对立面。这个潦倒半生的老兵，自然也就被克洛夫特看成了眼中钉。
另一条线索是指挥部里的军官。美军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卡明斯，论官职是少将师长，论作战本领则说得上是众口交誉，声名久著。这个表面上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而实则极端专横的职业军人，虽然带领部队在同日本法西斯作战，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脑袋的法西斯思想。在对副官侯恩少尉讲私房话的时候，他就曾毫无忌讳地以“反动派”自诩（当然旗号还是打“保守的自由主义”为宜），鼓吹“今后这个世纪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说不定从此千年万载就是反动派坐定了江山”！他主张美国应该把法西斯所追求的目标吸收过来。他作战并不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在他的心目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权力集中。他对人民群众极端蔑视，认为“这满世界的人差不多已经全是坟中枯骨，只有等着做出土古尸的份儿”。他也跟克洛夫特一样崇拜权力，但是他还有克洛夫特所没有的一套理论，宣称将来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就是权力第一。“谁不能适应这一条，谁就活该倒霉。”为了要底下的人老老实实，做到毕恭毕敬、有令必从，他不惜把手里的权力极而用之，不怕用到滥用的地步，因为他看准了权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能由高处顺流而下，“中途万一遇到小小的逆流，那就只有加大力量向下冲击，务必把一切阻梗彻底铲平”。他理想中的军队应当等级制度森严，对上级害怕、对下级蔑视应当是军队中的天经地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这种道德规范，这种制度，军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在将军看来军队的现在就是世界的将来。
先是受到将军的特殊赏识、尔后却成了将军那一套“权力论”牺牲品的侯恩少尉，是个哈佛出身的年青自由主义分子（也有评论家认为，侯恩还称不上是自由主义分子，而只能说想要做个自由主义分子。罗伯特·梅尔列尔（1944—）在《诺曼·梅勒》（1978）一书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一调到师里，就被将军破格录用为贴身的副官。将军和少尉都是中西部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在这一点上他们按说似乎应该有共同的语言，这大概也是将军本来所以一眼便看中了他，并把他日益引为心腹的一条重要原因吧。将军觉得侯恩此人不俗，才气绝不在自己之下，觉得这个师里“只有侯恩才能理解他胸中还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甚至还颇能理解他的为人”。侯恩呢，却是个意外复杂的人物，他接触过一些“左派”的思想，从这点上说他同将军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他虽然已经同家庭决裂，接受了为家庭所不容的思想意识，却从来没有真正扔下过前十八年的生活留给他的感情的包袱。他觉悟到自己有罪（“当官是一种犯罪”，“有个阔老子，上的是贵族学府，干的是好差事”，都使他“有个犯罪的想法老是在头脑里打转”），他为社会的不平义愤填膺，然而这些从来都不是掏出真心。他只能远远绕开自己的切身利益，指靠一些抽象的概念、并不牢固的感情基础，来设法继续保持他那种特殊的孤立的“左派”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在将军的手下处处感到别扭（虽然他也有佩服将军的时候），任性起来他就要顶撞，甚至对抗，对将军手中的大权表示蔑视，甚至挑衅。将军则采取旁敲侧击、步步紧逼的手法，晓之以个人的利害，诱之以特权的妙处，想以此来迫使他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