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那年，浑阳市先后成立起国营浑阳市京剧院和国营浑阳市评剧院两大家专业戏曲表演团体。其中京剧院是由鸣鹤班为主捐献行头、盔头、髯口、把子、桌椅帔、守旧，以及文、武场家什和一应道具、灯具等武装起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便应该由鸣鹤班派一名管事儿的参与京剧院的管理工作。而当时的鸣鹤班班主冯鸣鹤因年迈体衰，不愿再操劳，便派义子冯慕良代他进入了京剧院的管理班子，当上了主管后勤的副院长。所以，冯慕良当年初出茅庐就是正科级，其任命人并非出于对他才华的赏识与器重，恰恰相反，冯鸣鹤老班主之所以派他进入京剧院的管理班子，正是因为他这位义子在梨园行里祖师爷不赏饭，所以只能干点勤杂事务之类，以便有个饭碗捧着，不至于因为在舞台上没有立足之地，就没饭吃。这也能看出持靠本事吃饭人生观的冯老班主作为义父怜悯无本事义子的一番苦心。
当然，这就给冯慕良后来的人生社会定位提供了个不错的开端，使他得以在新中国的文化战线吃了一辈子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官饭。
不过，细想起来，冯慕良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文化战线吃了一辈子官饭，开端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还是受惠于他自己道破天机的当孙子的主观意识，或曰“孙子哲学”。
事情确实如此。
刚当副院长的那段时间里，冯慕良时时处处向所有的人都赔着小心。因为他记住了义父的教诲：“无论别人管你叫什么长，你都要小人三辈儿——当孙子！无论男女，还是老少，凡是院里的人都是靠本事吃饭的，就都比你多一技之长，那么，你要想永远吃饱饭，就要永远对他们每个人都赔笑脸！”
这位善良、厚道的梨园泰斗，不久就去世了。冯慕良感激他的收养与教诲之恩，从此一直把他的谆谆教导谨记在心，当成吃饭谋生的座右铭。所以，在院领导班子里，他永远尊重与服从别人，从不介入任何争论。在下级面前，也永远见面一个揖，不笑不说话，回话三个“行”。任凭谁无端取笑，无理取闹，无故伤害，无事生非，他都永远赔着笑脸，以退为守、以屈为伸、以柔克刚。对于他的这种当孙子哲学，上级领导、家中亲人、单位同事都曾提出过批评，比如领导们批评他无原则、亲人们批评他窝囊废、同事们批评他和事佬儿等，他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事后又坚决不改。久之，大家便懒得再去与他计较。
大批判年代里，人人拿阶级斗争当日子过，冯慕良一度被以阶级阵线模糊、同情阶级敌人等罪名罢过官儿，后来，落实政策时又得以官复原职。对这种起落浮沉，他并不介意，只淡淡地说：“让当就当，不让当就罢。戏里的大官儿、小官儿不也这样？何必当真？”
有一天，在被窝里，他老婆朱效花问他到底愿不愿当官儿？他说，连皇上我都当过，有啥意思呀？——他指的是在《金沙滩》一剧里他扮演过底包应工的宋王，那是个一上场就被杀死了的角色，但因为毕竟穿龙袍、戴皇冠，也依然成为他从艺档案里最值得一提的角色。朱效花说那是演戏，不是真实生活。他说，现实生活和演戏道理是一样的。朱效花就和他放刁，用两只拳头猛击他的脊背，连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他连忙点头承认：“你说得对，不一样，不一样，行了吧？”
朱效花又问他：“那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当官儿？”
他就又说：“让当就当，不让当就罢。”弄得朱效花啼笑皆非。
冯慕良这么一位小男人，在文化局科级干部中当然提不起来，一直被当成大丈夫们的取笑对象，他们把他戏称为唱软旦的。
所以，当文化局长多年的耿若渔从来不用正眼对待他这位“唱软旦的”大舅兄。
冯慕良这种当孙子的做官儿哲学虽然有些滑稽可笑，却并非一无是处。自从被任命为县团级的文化馆馆长后，他更加倍注意了民主观念，凡事都不擅自做主，必先征询专家意见才做决定。这种平易谦诚、礼贤下士的工作作风，调动了各部门专业人才的工作责任心，也给他们提供了各显其能的契机。所以工作热情日渐高涨，人人自觉律己，努力焕发创造精神，群众文化馆的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受到省里的表彰。
有些人对此大为感慨，说：没有当官儿意识的人才是最会当官儿的人，也才能当得好官儿。
有人就以此打趣他，说他老奸巨猾，把软旦这种角色唱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他听了从不辩解，只是笑。
冯慕良骑着破自行车正行进间，忽然被一辆重型三轮摩托迎头拦住。骑在摩托上的交通警察指着他的鼻子厉声喝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冯慕良蓦然一惊，急忙刹住车闸，这才意识到思想溜号闯了红灯，便连忙向那位交通警察赔笑道歉。
“是冯馆长啊。”那交通警察认出了他，满脸怒火顿时化作春风，“您这县团级干部怎么不坐桑塔纳，还骑这破玩意儿呀？”
“嘻嘻！”冯慕良一时认不出交通警察是谁，只是满脸堆笑，“咱没长那坐桑塔纳的屁股哇。”
一句话逗笑了交通警察，他朝冯慕良一抱拳连道：“敬佩！敬佩！您快请吧。”
冯慕良依然点头哈腰赔笑问：“嘻嘻！不罚款了？”
那警察苦笑了一下说：“罚您这样的清官儿，我还有人味儿吗？不过我提醒您老人家：既然不坐桑塔纳，就不能在马路上忧国忧民，万一思想溜号出点儿什么差错就晚了——您得替国家着想，像您这样儿的好官儿不多了！”
冯慕良频频点头哈腰，赔笑脸，告别了交通警察，重新骑上自行车时，他问自己：往哪里去呢？
七
冯笑梅等耿小卉去戏校后，便也骑了自行车去艺术研究所上班。
这位京剧院的挑梁台柱一年前忽然弃艺从文，去艺术研究所上班，不知内情者，只以为京剧越来越不景气，日渐临近穷途末路，作为市委宣传部长的耿若渔审时度势，及早给妻子安排个退路而已。而详其内情者，知道是为了耿若渔与京剧院长张妙舫私通，被冯笑梅撞个正着，其后，冯笑梅对张妙舫一再兴师问罪，甚至多次不顾影响当众羞辱，张妙舫无奈，才请求耿若渔说服妻子调出京剧院，进了艺术研究所，挂了个副所长的闲职。
不管知情者和不知情者怎么看，冯笑梅的理由是很简单也很明确的：她永远不会再因为到外地巡回演出而让耿若渔有机会趁她不在家时偷鸡摸狗了！为此，她宁愿放弃艺术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然，近几年京剧事业大滑坡导致的院中人心涣散，对她的改行转业也不能说没起消极催化作用。不管怎么说，冯笑梅弃艺从文了！京剧院里的所有一切光明正大和阴谋诡计再与她无关，京剧前途的辉煌与暗淡也再用不着她去操心。十年苦功也好，二十年奋斗也罢，全都落花流水春去也！说没用就没用了。
为此，她恨耿若渔，也曾想与他分道扬镳，可她又没有这个勇气。当初，为了走进耿家的门，她把最知近的亲人二姐都伤害了。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而得到的，能轻易说放弃就放弃吗？所以，她没有提出离婚。但她也要继续报复张妙舫，只要有机会，她就不会放过，让她明白冯家人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直到她认输，公开向她道歉——尽管她自己也不相信会真的有这一天。
在艺术研究所门前，她碰到了与自己同搞戏曲理论研究的宋小鹏，这是个新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回来的年轻人，也是冯笑梅已故前夫宋逸鹏的儿子。十几年前，冯笑梅曾是他的继母，现在虽已没有了这层关系，可冯笑梅依然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晚辈看待。
“您来了。”宋小鹏匆匆地同冯笑梅打着招呼。
“你去哪里？”冯笑梅问。
“去办点儿事儿。”宋小鹏并不看她，匆匆取出钥匙，伸手打开停在研究所门前的一辆野狼摩托。
“办什么事儿？”冯笑梅紧追不放，问，“是不是又去组织你的黑演出队呀？”冯笑梅知道他近来一直在从事各歌厅间无证演出者的组织工作。
“看您叫的多难听，什么黑演出队呀，那叫黑葡萄演唱组。您哪，省心乐意地当您的副所长，别管闲事儿！”说完，腿一蹬，野狼便呼啸而去，把冯笑梅尴尬在那里。
冯笑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目送着宋小鹏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口拐弯处。
她忽然觉得有必要去一趟宋宅，一是看望看望多日不见了的原公爹宋菊元老人。再顺便向他介绍一下宋小鹏的情况，提醒老人家多加管束，别让宋小鹏荒废做学问，钻到钱眼儿里误入歧途。同时，也顺便去一下冯家老宅，探望探望二姐梦梅，告诉她大姐就要回来省亲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借机与二姐沟通一下感情。自从她取而代之嫁到耿家以来，虽然曾多次去看望孤独的二姐，可每次都被拒之门外，她希望这一次能是个例外。
冯笑梅便到办公室匆匆点了个卯，向老所长明砚耕告了假，又匆匆骑上自行车朝浑河边上的老城区而来。
八
坐落于老君庙旧址旁边的冯家茶馆也是冯家的老宅。
自从九·一八日本人占据东北之后，欢乐园便成为名噪一方的最热闹的去处：老君庙的庙会、康平里的窑子街、大官屯的旧货市场，就都集中在这里了。
冯家茶馆的大院坐落在戏园东侧临街的地方。因为靠近戏园子，先就占尽地利的优势，当年开戏前或散场后，戏迷们聚在这儿，边喝茶，边谈角儿的扮相、唱腔、做派、功夫、玩意儿等等，或传播些小道消息，比如这个角儿一月多少包银；那个角儿一月多少车马费；某旦角儿傍上了某某官僚，以及某生角儿靠上了谁家的姨太太等等梨园内幕，外带杂谈，海阔天空，信口开河，言者确确凿凿，闻者疑疑惑惑，常有哗众取宠者脱颖而出，带动爱听者纷纷而至，引得生意红火得很。
冯家茶馆开设的早，便先圈占了偌大一块地场。开始只是一个极普通的茶馆，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便扩成了前后两进的四合院宅兼门市。前院儿极阔大，摆满石桌、石凳，都笼着槐树的荫凉，夏天在树底下摇着扇子品茗，最有情趣。平日里，园子里的人也爱来这里逗留，慢慢地便成了那些戏迷、票友们吊嗓子、走脚步、练功、说戏的地方，被大家戏称为不是科班的科班。这样，茶客自然更多，生意愈加兴隆。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对这家茶馆的少爷冯鸣鹤终于迷上京戏也就不觉得大惊小怪了。
冯家原是满洲正黄旗人，祖上曾袭过旗营将军之职，也算是贵族出身，但到了冯鸣鹤父亲这辈，鼎荣之后，家道中落。最初开茶馆纯属维持生计。茶馆兴隆之后，便又打算叫儿子冯鸣鹤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希望他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但冯鸣鹤上了几年私塾，却三天两头地逃学，弄得老爷子不得不打消了这念头。后来又想退而求其次，培养他做生意人，就托人作保把他送到盛光东绸缎庄去做学徒。但冯鸣鹤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成天哼哼叽叽唱个不停，因而常受掌柜的训斥。后来，便索性跑回家中，说死不再回去，老爷子无奈，只好留他在身边帮着照料茶馆。此时，冯家茶馆已很有名气，前后两进大院刚刚造好，又新雇了几个伙计，可还是缺人手。父亲的决定正遂他意，开始，冯鸣鹤每天除了帮助记记账，更多的空闲是听那些戏迷谈天说地，或听他们吊嗓儿、练功。时间久了，耳濡目染，再加他又是天生一副好嗓子，便渐渐入了门儿，竟学会了《落马湖》里王殿臣、《取洛阳》里刘秀等人物的一些零碎唱段，闲着没事就喊几口，比划一番，颇得茶客及戏迷们的喜欢。
一天，冯鸣鹤正对着茶馆门口喊嗓儿，恰被从门口经过的名伶肖俊仙听见。肖俊仙顺步踱进茶馆，手摩着冯鸣鹤的光头顶，对他父亲说：“这孩子是块唱戏的料子！”当时，肖俊仙正大红大紫，既然说了这话，老爷子一高兴，就把儿子写给了肖俊仙做手把徒弟。
所谓手把徒弟就是入室弟子。学生学戏时，不付给老师束脩（学费）；同时，为了学生学戏，师傅还要花点钱，像购置头面、靴包等等，收手把徒弟先要写一张官书（就是契约），通常约定有效期若干年——假定是五年吧，前三年之内，如果学生能唱戏赚钱了，收入全归师傅所有。后两年算效力，唱戏的收入，师生拆账，四六、对分不等。五年出师之后，师生感情好的，老师仍时常教诲，徒弟也时常孝敬。但这算基于人情，没有契约关系了。师生感情不好的，就从此有如路人了。
这种教授制度，对学生来说，除了衣食自理以外，等于是名公费生，自然欣然乐为。而对师傅来说，则属于一种风险投资。如果徒弟有出息，能成大角儿，自己便会名利双收。若是看走了眼，收下难成大器的徒弟，那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对学生学戏的督促和生活的管理都极严厉，动辄责打。多数官书中均有“鞍前马后，打死无论”之语。所谓打戏一说，正由此来，也就是说戏子都是打出来的。
肖俊仙也是旗人，他看冯鸣鹤是块学戏的料，就倾囊以授，但对冯鸣鹤也愈严，冯鸣鹤自然就挨过不少的家法（一种体罚）。
冯鸣鹤虽然挨了不少打，却也因此打下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为他后来的成名奠定了坚实基础。冯鸣鹤先学铜锤，后攻武生，最后又拜北方伶界大王宋鹤云老先生为师。加之自己善于用心琢磨，肯下苦功，后来竟成为一代名生，颇得皇室后裔俭大爷的赏识。在俭大爷的资助下，组建了冯有班。并娶武生柳云青之妹为妻，先后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雪梅和梦梅，二人都随父学戏，年幼登台，红极一时，后来轰动关内外，被称誉为“梨园两枝梅”。
父亲死后，冯鸣鹤索性停了茶馆生意，一心唱戏，茶馆的伙计绰号叫“王大茶壶”的也随班当了冯鸣鹤的跟包。
王大茶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王月仙、二女儿王凤仙，与冯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年龄相仿。王大茶壶见冯家的女儿都随父学戏，便也动了心思。一日，趁冯鸣鹤高兴，把要女儿学戏的话儿说了。冯鸣鹤看在王大茶壶跟随自己多年，又勤恳、忠诚，便爽快地应承了。于是，王月仙、王凤仙就正式拜冯鸣鹤为师，从此与冯家的小姐一块儿学戏。
谁知这月仙、凤仙二姐妹虽然胖乎乎长得极可爱，却是懒得出奇，又极贪吃，缺心少肺，练功时踢腿腿伸不直，下腰腰弯不下去，最要命的是记不住戏词儿，头天晚上背的，第二天早起准忘得一干二净。冯鸣鹤心知朽木难雕，但碍于王大茶壶的面子，亦不便深说。后来，王大茶壶也看出了高低，主动找到冯鸣鹤说：“我看这两个孩子怕是吃不成这碗饭了。”
冯鸣鹤也叹气说：“祖师爷不赏饭，也是没办法的事。”
王大茶壶说：“总得给她们找碗饭吃……”
冯鸣鹤说：“咱自己家的孩子，咋也不能让她们出戏班，我看就叫她们跟着雪梅、梦梅吧。”
从此，王月仙就跟了冯雪梅，王凤仙就做了冯梦梅的跟包。说来也怪，这姐俩学戏没长脑子，跟包倒是挺有心计，两个小姐喜欢什么、厌烦什么，饭前喝多少汤、饭后喝什么茶，啥季节穿啥颜色的衣服，她们都一清二楚，似乎比对自己还了解。以致在外人看来，不是冯家两位小姐在支配她们，而是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安排着冯家二位小姐的一切。
解放前一年，王月仙随大小姐冯雪梅一去未归。王凤仙在二小姐冯梦梅嫁给耿若渔之后，也匆匆嫁了人，去了黑龙江。冯家大院就只剩王大茶壶夫妇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