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公路沿线的五六个哨所的枪支弹药都被他们缴获一空。敌人万万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游击队的力量有这么强大，暗暗猜测是抗联队伍干的。袭击哨所的行动，给了敌人很大的威慑和震撼，他们一时半会儿不敢轻易动弹。这批弹药有力地缓解了游击队枪支缺少的困难。
但仅有这些武器还是不够的，经过两年多斗争实践的锻炼，由赵尚志、李兆麟等创建和领导的珠河游击队和哈东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北满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1935年1月28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哈东支队吸收地方青年反日义勇军中的骨干力量，在珠河三股流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全军共500余人，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群（即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任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此职在不久后就由赵一曼担任了）与团长李熙山（即许亨植）一起率200余名战士在珠河铁道北五区、延寿西部二三区和宾县、阿城一带积极活动。还在上述地区和双城、五常“团结一千五百余抗日义勇军及广大抗日农自卫团”。
最急需的是枪支弹药。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总不能赤手空拳。赵一曼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珠河县城，把地下党从伪军手里买的十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装在大粪车里，巧妙地运到城外，用来武装游击队打击敌人。
当时，城里的地下党想方设法弄到一批军火，但敌人盘查得严，枪支弹药无法运出。赵一曼想了个计策，她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个姓沙的姑娘，化装进城。她和沙姑娘用油纸和油布把枪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找来一辆大粪车，把包扎好的枪支弹药装进粪箱，再灌进粪水，盖好箱盖。两个人大摇大摆地坐在粪车上。来到城门前，日伪军嫌车子不干净，气味难闻，大老远就把鼻子捂住，连看都不看一眼，赶紧叫车子快走。赵一曼她们顺利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哨所，回到了山里，将枪支弹药完好无损地交给游击队，顺利地完成了偷运枪支弹药出城的任务。
有了武器，战斗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有一次，一个抗日支队遭遇鬼子袭击，被山上的鬼子用强大的火力压制在一片洼地里，支队派人突围向赵一曼求援。当时所有的人都主张从背后冲击敌人阵地，为自己的部队解围。但赵一曼考虑到，这样做依然要仰攻敌人阵地，当时敌人拥有重武器，且占据有利地形，如果发起冲击，可能不但帮不了忙，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她从突围的士兵那里了解到：由于当天正值大雾，山上的鬼子也不敢轻易下山，只是用重火力封闭了洼地的出口。赵一曼于是分析，这种打法必然消耗弹药，于是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续辎重运输队。果然不出所料，山上敌人弹药消耗殆尽，紧急向附近的敌人求援。一支弹药运输队急匆匆赶来，正好撞进赵一曼布置的伏击圈，结果全军被歼。山上敌人听到后面枪响，情况不明。只能分出火力向山后盲目开火。火力分散，加上弹药得不到补充，因此火力逐渐减弱，封锁圈开始松动。被压在洼地里的部队于是成功突围。
1935年春，县委决定派赵一曼任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到滨绥铁道北侯林乡一带，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侯林乡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她指挥这支队伍，在关门嘴伏击了前来围剿的日军，获得了胜利。这支农民自卫队越战越强，后来改编成地方游击连，有时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1935年七八月间，敌人调动了大批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讨伐”。在这种情况下，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了《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留下部分队伍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据此，第三军二团大部随主力去汤原，其余部吸收珠河五区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编成新二团留守游击根据地。赵一曼以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的身份兼任新二团政治委员。在反“讨伐”斗争中，由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等人率领的新二团在珠河游击地与敌军进行了多次血战，很好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
关门嘴是敌人必经的险要去处。赵一曼带领战士们在树丛和乱石中埋伏不久，日本鬼子就在大路上出现了。一个挎洋刀的鬼子军官气势汹汹地骑在马上不住地东张西望着，一队日本兵扛着枪紧跟在后面大摇大摆。
敌人渐渐走近，树丛中的自卫队员虽是第一次参战，却都精神饱满、严阵以待。赵一曼悄悄对身边的一个队员说：“告诉大家，擒贼先擒王，枪口一定要先对准前头那个挎洋刀的集中火力射击，我一喊打，你们就马上开枪！”
大家一个接一个把话儿传下去。
敌人越来越近了。赵一曼一声令下：“打！”只见那个日本军官一声惨叫，从马上栽了下来，其他的鬼子或应声倒地，或狼狈逃窜。
一场伏击战，消灭了一个鬼子军官和20多个鬼子兵，自卫队大获全胜。赵一曼带着队伍凯旋而归，自卫队员们扛着刚缴来的大盖枪，一个个乐得合不上嘴。
一次，赵尚志率领的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围困，激战了一天一夜，我方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可是敌人援军不断，又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等精良武器，从南侧频频发起进攻。战斗对我方十分不利，三团准备夜里从北侧突围出去。
这时，赵尚志的队伍突然听到敌人后方响起了枪声。原来，赵一曼得知三团被围便率领自卫队和群众杀过来了。她探知了敌人指挥部的方位，对自卫队员们说：“这一次，还要擒贼先擒王，咱们去打他们的指挥部，为三团解围！”在她的指挥下，队伍直奔敌人的指挥部，打得突然，打得集中，同时，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慌了手脚，不知道有多少抗日队伍，狼狈逃窜。三团之围被解了，自卫队俘虏了一批敌人，又缴获了一批武器。
赵一曼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能文能武，胆量过人。可以说她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头戴兔皮帽，身穿短皮衣，腰挎匣子枪，威风凛凛。关门嘴伏击和侯林乡突袭解围，使敌人闻风丧胆，惊恐地称她为“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之王”。
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对珠河游击区进行疯狂的反扑。赵一曼一边组织群众防范，一边带着自卫队四处转战，没日没夜。她又一次吐血。她知道肺病又犯了，恰在这时，脖子上又长了一块疮，疼得她抬不起头来。她被送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流动医院治疗。由于躲避敌人的搜查，医院没有固定的地点，天天转移。赵一曼到了医院，看到医院里有十几个伤员和病人，却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护理的任务特别繁重。她主动担负起护理工作，给伤病员洗头、洗衣服、缝补衣服、换药、做饭，有时还给他们上政治辅导课，分析当前的时局政策，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活跃伤病员的生活，甚至帮助站岗放哨。
有一次，流动医院刚刚转移到另一个屯子，敌人的搜查队伍就来了，再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眼看敌人就要逼近了，大家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赵一曼发现，屯子旁边有一大片刚收割的大豆，还一排一排地放在垅台上。她立即叫伤病员藏在“大豆铺子”里，她和医生各拿一支枪趴在伤病员的前面。医生刚刚背过伤员，还未喘过气来，浑身直哆嗦，弄得大豆铺子沙沙响。赵一曼按住他，提醒他别动。敌人没找到伤病员，把屯子烧了。等敌人走远了，伤病员们才从大豆铺子里钻出来，感谢赵一曼机智勇敢让大家脱险。
9月下旬，赵一曼带领自卫队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看到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从敌人一个秘密的用活人做实验的细菌工厂中逃了出来。赵一曼率队冲了上去，向追赶的敌人打了一阵枪，把这些受尽日寇摧残的人背扶回医院。在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端饭喂药，了解情况。待他们康复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日寇用活人做细菌实验，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件事对根据地群众教育很大，激起根据地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以后，他们中的几个人还参加了哈东支队。
又有一次，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突然搜索流动医院所在的四方顶子和苇塘沟一带。那天晚上，赵一曼回到住的地方倒头便睡，突然，村外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房东大嫂急忙推醒赵一曼，急促地说：“鬼子快进屯子了，你赶快往北山上跑吧！” 赵一曼听到村外的枪声越来越近，她来不及想什么，连忙把文件塞到炕洞里，转身向房东大嫂指的方向跑去。刚跑到村口，她忽然想起住在村东头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周伯学是个近视眼，行动迟缓些，不知他能否转移。于是她又跑回村子，来到周伯学的住处，伸手拼命砸门，门没叫开反而招来了两个伪军，伪军端着枪走到她身边，问道：“你是哪家的，快说！村里有谁家通共匪？”赵一曼还是一副北方农村妇女打扮，她很镇定，平静地答道：“不知道！ ”敌人把她团团围住，用枪托砸她，她的假发髻不慎被敌人打掉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抓住了她。
在拘押期间，赵一曼仍大胆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做事要想着你是中国人，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但你不能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你杀我可以，但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伪军连长听罢其大义凛然的话语，深受感动，启发了他的民族觉悟，后经商会担保，他将赵一曼交给与地下党有关系的乌吉密商会。
就这样，赵一曼又回到了游击队。
游击队的生活特别清苦。别说细粮，连粗粮都很不容易得到。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送给赵一曼一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只大碗给赵一曼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想：“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大家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虽然他们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赵一曼看着这满碗饭，不禁为战士们的阶级友爱感动了。趁人不注意时，她端着碗轻轻地走进炊事棚，把饭又倒回锅里，盛起半碗野菜粥。炊事员老李看到后，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出了泪花……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赵一曼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 后来，这只粗瓷大饭碗成了战士们的菜盆了。（赵一曼生前用过的这只粗瓷大碗现陈列于中国军事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是我军历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