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学院 曹小定
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事，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了我。
１９７１年２月６日晚上，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我作为上海市针刺麻醉研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总理在主席台上坐定后，就把介绍典型事迹的集体代表逐个请上台，边听汇报边询问在发展中草药、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法和群防群治等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我清楚地记得，我是第五个被点到名的，当时我心跳得厉害，飞快奔上台，向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总理笑容满面地同我握手，那双大手一下子给我无穷的温暖和力量。我一口气汇报了研究针刺麻醉的进展情况，总理听了微笑着频频点头，从微笑中我领悟到他对我们开展针刺麻醉研究的支持和期望。
两天后，即２月８日上午，周总理邀请我和另一位代表去中南海开会。中南海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走进了中南海，我却无心环顾它的美景。一进会议室，只见长长的会议桌已坐满人，卫生部和各省市领导已坐在会议室里。我刚在指定位子坐定，眼前突然一亮，周总理健步走进来了。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我竟然坐在周总理的左手旁，我真太幸福了 ！总理侧身亲切地问我：你“说有些外科医生不太愿意用针刺麻醉开刀，这是为什么 ？”这使我想起两天前在会议休息时，我遇到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 （我校１９５３级学生），我曾向他谈及此事，一定是他向总理汇报的。我如实向总理讲了针刺麻醉还存在 “镇痛不全 ”、“肌肉紧张 ”和 “内脏牵拉反应 ”三个问题，并说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解决的 “三关 ”，我也表示了要深入研究针刺麻醉原理的决心。总理边听边点头说：针“刺麻醉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 ……尽说好的怎么行 ！有‘三关 ’就比较辩证了。”接着总理从针刺麻醉的 “三关 ”说起：“那天我听了很多典型材料，很有兴趣，但很少听到不足之处，你们没有一分为二嘛。”又说：医“学是无止境的，不要自满，要实事求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还仅是开始，要谦虚谨慎，不要吹。稍”停一会儿，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把你们请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骄破满。典型事迹也要把缺点写出来，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最”后，总理要卫生部领导把这些讲话精神传达到参加大会的每一个代表。我亲耳聆听了总理的谆谆教导，成为我心中的一盏明灯，永远照亮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征途。
我受到总理第三次接见是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６日，那是我作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进京开会。这天，总理来参加上海地区代表分组讨论。时隔两年多，总理一见我就亲切地问：你“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吗 ？”“你们针刺麻醉原理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真是又惊又喜，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我所在的单位和工作，我赶紧向他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他听后热情地说：要“重视祖国几千年的医学遗产，应该开展原理研究，挖掘这个宝库，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明针刺麻醉原理。当”总理听到上海有不少单位在从事针刺麻醉原理研究时，高兴地说：你“们发扬大协作精神很好，希望你们回去好好干。”
总理三次接见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为什么有此殊荣，那是学校对我的培养，给我的机遇。饮水思源，我将永志不忘。
我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留校任教。１９５５年被学校选派到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学习，获得原苏联的副博士学位。１９６０年回国，继续到学校生理教研室，在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徐丰彦先生领导下工作。
１９６４年我从针灸界老前辈陆瘦燕先生 （上海中医学院著名教授）那里第一次听到针刺可以代替药物麻醉用于外科手术，觉得十分新鲜。经联系以后，徐丰彦教授带领我们去上海市第一结核病医院看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开胸肺切除大手术。回到学校以后，大家感到十分兴奋。临床实践的成功，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在讨论加强教研组的科研工作时，徐教授认为针麻就是值得研究的现实的课题。我建议到第一结核病医院摸索针麻的临床规律。徐教授让我脱离教学带着几位青年同志一起去第一结核病医院虚心求教，深入观察，和针灸医师及临床医师一起，逐步摸索总结针麻的临床规律特点。此后，徐教授一直指导我们开展针麻科研工作。
徐教授早在１９５８年就带领生理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从事针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机理研究。因此，他是我们学校针刺原理研究事业的奠基人。１９６５年７月在卫生部领导和上海市科委、卫生局的组织下，集中全市针麻研究力量，成立了上海市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组，徐丰彦教授和张香桐教授 （中科院学部委员 ）担任正副组长，我担任秘书。
那时，我们还请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科老医师对生理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和技术员在穴位上扎针。我们对针刺前后每个人的痛阈和耐痛阈进行测量比较观察。徐丰彦教授和我们都亲身体验了针刺的效果，结果表明针刺穴位确有镇痛效果，但有明显的个体差异。镇痛效果有人好些，有人差些，有人无效。之后，我们又与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协作，结合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病人，详细观察病人在针刺麻醉前、针刺麻醉时和药麻前、药麻时的痛阈、耐痛阈和各种生理指标的变化，总结出针刺麻醉效果的个体差异的规律，同时对针麻镇痛机理研究提出了设想。“文化大革命 ”期间，学校科研活动基本停顿，但针刺麻醉因是国家下达的研究任务仍可继续进行。我还一度担任全市针刺麻醉协作组组长，多次代表上海市出席全国性专业会议。
在总理接见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针刺镇痛机理研究，特别是一次我听了卫生部领导传达总理的话，更使我下定决心。总理说：
针“刺麻醉在我国取得成功，这很好，如果道理说不清，外国人就不相信，不敢用。”总理还在接见外宾时深情地说：你“们也可以研究，如果你们先研究出来，我们也高兴，但我国有几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遗产，我总希望我们中国能首先研究出来。总”理这番话是对我们针刺镇痛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期望，既是最大的压力，也是最强的动力。１９７５年学校为加强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成立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针刺原理研究室，我为室主任。这是生理、药理、解剖、组织胚胎、物理和临床等多学科组成的研究机构。大家牢记总理交代的任务，专心致志，探索针刺镇痛的机理。当时国外学者在参观针麻手术后，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人不怕痛，是一种 “应激镇痛 ”的表现。但我们用实验研究证明，针刺镇痛时兔的血浆皮质醇和环磷酸腺苷均降低，而 “应激镇痛 ”时则相反。结合临床规律的观察，也是针刺后能引起交感神经抑制者镇痛效果好。我们就提出针刺镇痛效果是与交感神经功能抑制有关，而不同于 “应激镇痛的概念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们在人脑脊液中发现与针刺镇痛有关的吗啡样物质，进一步确证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基础。之后，我们对针刺镇痛的神经传入途径，镇痛作用的中枢结构，以及参与镇痛的主要化学物质方面都不断深入研究，取得成果。由于我们研究室在针刺镇痛研究中的水平和取得的成果，１９８３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卫生部批准建立国际传统医学合作中心。１９８６年学校又把研究室扩建为上海医科大学针刺原理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被确认为中西医结合基础国家重点学科。１９９２年，国家科委在上医大建立了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刺原理研究所为其重要研究组成部分。像这样学科建设的成功范例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针刺镇痛、针刺麻醉原理研究表明，针刺信息能在中枢各级水平对抗疼痛信息，从而产生强有力的调整作用，激活了中枢痛觉调制系统而实现镇痛。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制揭示了阿片肽 （包括脑啡肽、β内啡肽、强啡肽等 ）和其他一些神经肽及经典神经递质都是实现针刺镇痛的化学物质基础。因此针刺原理研究也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这方面许多科学实验也能在国外实验室得到印证，为世界所承认。目前机理研究还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３０多年来，我和一些同志先后多次在世界各国的讲台上介绍我国针刺麻醉、针刺镇痛、针刺治病的疗效及其机理，为祖国赢得了荣誉。针刺麻醉的成就促进了世界性 “针灸热 ”的发展，也为我国在针刺研究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９６年秋，在美国。时代周刊。出版了 “医学前沿 ”专辑，把以针刺疗法为代表的替代疗法，也列为医学前沿研究的十大领域之一。１９９７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召开针刺疗法的听证会，最后通过的结论性报告明确指出：针“刺疗法对一些疾病确有疗效，而且副作用极少，可以应用。”这是美国历史上由权威性医学机构第一次对源于中国的针刺疗法所作的肯定，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足见针刺研究影响之深远。
我们要永远牢记敬爱的周总理关于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的教导，谦虚谨慎，学无止境，为继续发展中西医结合的针刺研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