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吴常铭同志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郭 诤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臧克家
每当吟诵臧克家这一警世的铿锵诗句时，我们总会心弦震颤，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名字：吴常铭。他不就是我们心中虽死犹生的人吗 ？
吴常铭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教务长、副校长以及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系 （马列主义教育系、政治学系 ）主任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他因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疯狂迫害，疾病加重，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４日不幸逝世，至今已有３７个年头了。岁月无情流逝，思念不会磨灭。他的音容笑貌与高风亮节时时浮现在每一个爱戴他的复旦人的眼前。
历史储藏的闸门一旦开启，澎湃的思潮便会一泻千里。
育人励志 殚精竭虑
１９３８年吴常铭抱着年少一腔热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尔后在抗大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多年。１９５４年７月，他调任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那时他４０岁左右，身材修长，儒雅，平和，戴着一副眼镜，更增添了几分学者的风度。吴常铭的亲密助手、老复旦人余开祥说，吴常铭是位 “懂行 ”的老革命，他到任后紧紧依靠党委和广大师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复旦的政治理论教学很快出现了新气象。吴常铭亲临教学第一线，给文科学生上课。他经常到学生中去了解思想情况，讲课时常常联系自己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斗争历史，联系学生和学校的实际，讲解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既有的放矢，又引人入胜。对于那些重大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能深入浅出讲解得简明易懂，生动有趣，使马列主义真理入耳、入脑、入心。吴常铭不赞成教师上课前对学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反对备课时一瓶浆糊加一把剪刀拼凑讲稿，讨厌上课时照本宣科，一潭死水。他说：政“治课要贴近学生，要了解对象。首先教师要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照搬照抄。上每堂课都要有兴奋点，如果学生兴奋不起来，说明效果有问题。他”切中肯綮的见解使教师们深受教育和启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吴常铭是复旦作党课报告次数最多，也是最受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欢迎和称道的领导干部，对复旦的党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他总是根据党员和群众实际思想状况确定党课内容，因而教育的针对性很强。例如有些同学在工厂劳动看到工人师傅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便对 “向工人阶级学习 ”的要求产生了怀疑。吴常铭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与个人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有很强说服力。
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纸张紧缺，决定停办校刊。吴常铭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开拓新路，把“无纸 ”的宣传工作依旧搞得有声有色。他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帮助团委、学生会办好学生广播台。他亲自指派了一名党员教师担任台长，并且亲自审查广播计划，审阅重要评论稿件。每当看到学生好的来稿，他便会高兴得 “呵呵 ”地笑起来。二是办好全校黑板报。他说：黑“板报这形式好，一支粉笔几分钱，既省钱又有效。他”建议把全校的黑板报集中到校门内大道两侧，既造了声势，又能起到互相推动的作用。那时曾大规模地宣传了几位全校性的先进学生和教职工，有些口号，如“学老乐，赶小张 ”，至今许多老复旦人仍记忆犹新。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先进事迹最初也是通过这种宣传形式传播开来的。
吴常铭非常重视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强调 “教育人的人一定要先受教育 ”。他要干部首先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 ”，要正确使用权力，权“力是老百姓给的，一定要将权力用于人民 ”。他要求干部正直，有原则性，不“要有两个口袋装两种不同的材料，看领导面色办事，领导喜好什么就拿出什么 ”。他告诫干部不要讳疾忌医。他风趣地说：人“家说你脸上有点灰，你不要说自己的脚很干净。他”还强调干部应该注意工作方法。６０年代初，时任外文系党总支书记的郝孚逸和吴常铭带领学生到郊县参加夏收劳动，他们每天晚上分头到学生住处去访问。他对郝孚逸说：对学生的思想情况的收集，既要面上的情况，诸如听各系的汇报等，更要亲自抓点上的情况，抓第一手情况。点面结合，情况才较真实、可靠。几十年过去了，郝孚逸对吴常铭的指点至今还铭记心中。
爱惜人才 不遗余力
对青年教师热忱指导，悉心栽培。
１９６０年为了创设马列主义教育系，在党委的部署下，吴常铭从经济、哲学、中文、历史等系抽调了２５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预备教师进行培养。当年的预备教师徐豫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良多。他是从经济系抽调来的，党史的基础不太好，吴常铭鼓励他 “急学急用 ”，认真备课进行试讲，经老教师听课、评课，帮助提高授课水平，并最终按照教学标准开出了理科党史课。系里还破格让他担任了“毛泽东思想教学小组 ”组长。预备教师童彭庆被安排到留学生班教政治课，吴常铭和他一起讨论教学大纲，他写的厚厚一叠的一学期的教学讲稿，吴常铭不仅仔仔细细地看了，而且逐段逐句地进行修改，连漏、错字也一一加以纠正。１９６２年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政治学系，吴常铭把开设 “中国政治思想史 ”的担子压到了两位预备教师的肩上。他亲自带着他们到胡曲园、蔡尚思、严北溟三位著名教授家里拜访、请教。吴常铭提出要把预备教师不仅培养成学科教学的生力军，而且培养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力军，他们必须学会教书育人，又红又专。所以，在让他们进行教学实践的同时，还让他们深入基层，兼任政治辅导员，或参加系党总支、学生支部的工作以及其他的宣教工作。这种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的培养方式，使预备教师们在早期便打实了成长的基础，日后在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大学党委书记、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和学者等。
对青年教师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吴常铭强调读经典原著，而不能依赖 “简介 ”、“解析 ”之类的 “二手 ”资料。他组织他们按几个专题编辑毛主席语录，从而促使他们训练思维逻辑，提高理论水平。学习中央文件与人民日报社论，也要他们学会分段，归纳每段的中心思想。为了更好地推动培养青年教师的步伐，吴常铭亲自树样板，提倡 “唱好一台戏 ”（即上好一堂课 ）。王邦佐教授回忆说，当时他要讲的课是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吴常铭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到授课的各个环节对他一一给予指导。在吴常铭的亲自设计下，学校教务处还配合布置了一个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展览会，从而扩大了影响。
对专家学者情同手足，挺身保护。
余开祥教授曾经有过两次难忘的经历。第一次是在 “整风反右 ”期间。他受到 “双百 ”方针的鼓舞，思想比较活跃，对某些受到批判的民主人士的有些观点表示同情。他有可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他逃过了这场劫难，原来是吴常铭保护了他。第二次是在 “文革 ”期间。在批斗会上，余开祥和吴常铭经常被绑在一起，有时以吴为主，余陪斗；有时以余为主，吴陪斗。在这种充满凶险的日子里，有时两人在途中相遇，吴常铭常以眼示意：要挺住 ！还有一次在校门口邂逅，他见身旁无人就亲切地同余开祥打招呼，并轻声说：不“要悲观失望。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
“文革 ”初期复旦刮起了 “斗鬼风 ”，人人自危。吴常铭内心十分焦急，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密切注意学校动态，又见缝插针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知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被造反派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他的夫人已因受迫害自杀身亡，几乎无人敢走进他的家门。一天晚上吴常铭特地去了谈家，要他经受住考验，千万千万不能走绝路。谈老听从了吴常铭的忠告，顽强地挺过了十年动乱。劫后余生，谈老不止一次地说，吴“常铭同志冒着危险到我家里来做工作，使我非常感动。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他是我的恩人，我要永远记住他，学习他的高贵品质。”
对莘莘学子循循善诱，寄予厚望。
吴常铭非常关心学生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在上世纪整风反右期间，他尽其所能对一些思想敏锐、大胆发表政见的学生加以保护，使他们避免划为 “右派 ”或者被划为 “右派 ”后依然力所能及地给予关怀。
吴常铭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教育。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是为了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而不是为了培养官老爷。他还说，你们毕业后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要服从需要，党要你们去穿草鞋时，你们就得去穿草鞋，党要你们去穿皮鞋时，你们就得去穿皮鞋，做一个既能穿草鞋、又能穿皮鞋的人。
国政系历届学生中外地来的学生比例较大，相对说来他们因外语基础较差，有畏难情绪。吴常铭多次与他们座谈，有针对性地结合所学专业阐述学好外语的重要性。他说，你们要目光远大，面向世界。你们毕业后按照专业培养要求和党的工作需要去工作，其中有些同学可能去外事部门工作，对外语的要求较高。学好外语是国家和人民向我们提出的培养要求，不仅仅是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吴常铭的讲话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并努力学习外语，从而国政系被戏称为“复旦第二外语系 ”。
吴常铭对学生怀有深厚的爱，在 “文革 ”中国政系六六届的一些学生打听到 “造反派 ”准备批斗吴常铭的时间与地点，特地向他报告，请他躲避。而吴常铭却不惊不慌，除了表示感谢外，反过来劝慰他们要学会保护自己，还说，政治运动是有时间性的，总会过去的，你们不要怕，要有信心。
身正德高 有口皆碑
吴常铭既是领导，又是学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 “官老爷 ”，他不喜欢别人称他 “副校长 ”、“部长 ”，甚至不要学生称他 “老师 ”，而称“同志 ”，既“然是同志，就是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平等，相互学习的。”或者干脆直呼其名。于是在国政系出现了一种校内罕见的 “礼仪文化 ”：对一位老革命、校领导、系主任，不仅老师们，而且学生们也都称呼他 “吴常铭同志 ”。
吴常铭谦虚坦诚，对自己的副手余开祥非常敬重。讲到工作成绩时，他说：“这是开祥他们做的 ”；讲到教学效果好时，他说：我“备课时参考了开祥的讲稿 ”；讲到写文章时，他又说：我“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你们要向开祥请教。尊”重人是他最大的特点之一。任何下属包括学生干部向他汇报工作，他都一一认真记录下来，他家里专门有个本子作记录用。曾任政治课教师的李幼芬忘不了每次与吴常铭谈工作，他总是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作记录，并不时地提问。
吴常铭严于律己，在他担任副校长期间，因母亲回乡，家人要了公车送往车站，他多次主动作自我批评。有一次吴常铭在北京开会期间生病了，回上海时宣传部的同志去火车站接他。按他的级别可坐软卧，接他的同志便在软卧门口等他，不料他从硬卧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满脸倦容，接他的同志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坐软卧，他笑笑说：省“一点是一点，硬卧也行，反正睡一夜，这不就到上海了。”接他的同志感动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吴常铭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十年里连续遭遇了两个 “祸害 ”的折磨，他奋力进行了抗击。一是抗击病魔。１９６４年间，为了筹建国际政治系，他到北京开会时被传染上了肝炎，以后肝病转重，可他仍然奋不顾身，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坚持工作，以后转成肝癌。其实，在他患肝炎之前，还患上了肾病。在一次全校形势报告会后，师生们都已离去，大礼堂已经空了，他仍坐在椅子上迟迟没有站起来。工作人员想他肯定是太累了，于是建议他到旁边的沙发上休息一会，他说：我“肾病犯了，走不动了。”二是抗击 “人祸 ”。他在 “文革 ”期间遭到“造反派 ”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摧残 ———无休止的批斗。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脚软颈肿，无法直腰，几乎滚倒在地。吴常铭尽管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坚信并期待着正确路线终会取得胜利，党的干部政策终会落实，并以此勉励周围的同志。可是他没有能等到 “四人帮 ”垮台的那一天。
吴常铭同志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无私地奉献给了复旦大学，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当时师生们众口同声地称他是复旦任务最重、工作最忙、工作最细致深入的党政干部。他崇高的品格和非凡的业绩，永远铭刻人们心田，彪炳复旦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