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血防斗争
公共卫生学院 俞顺章
天使情结一生缘
幼年时的环境，青少年时代的耳闻目染，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我选择上医，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并为之奉献一生，可以说是一个 “例证”。我５岁时，常去叔父俞松文医疗工作的地方 （现今的中山医院一号楼 ）。那里整洁明亮的大楼和诊疗室、锃光瓦亮的医疗器械、穿戴白衣白帽总带着天使般微笑的医护人员 …深深烙进了我幼小的心灵。１９４４年，抗战期间，上医迁至重庆，我也来到重庆读初中，同学中有上医职工的子弟，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往中，又使我进一步熟悉了上医。１９５０年中学毕业后，我真的学医了。当时，我虽然进了沈阳的医科大学，但我心中有上医。１９５４年，我回沪探亲期间，特地参观了上医，参观了上医公共卫生学院，聆听了徐苏恩教授的报告。上医的老师们下煤矿、进工厂、串里弄，关心人民健康，为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吸引了我，使我做了一生事业的选择，选择了公共卫生专业。１９５５年，沈医毕业后，我来到了上医公共卫生系工作，决心从事这个造福广大人民的公共卫生事业。
巡天遥看一千河
我国南方水网地区，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华佗无奈的小虫，为害甚烈。所以解放初，人民政府在坚决消灭和有效控制住性病、霍乱等流行病的同时，就发动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和相关专家对此也十分关注。１９５６年，在向科学进军声中，党中央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我作为上医苏德隆教授首批研究生，选择的课题就是 “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 ”。经过一年的进修苦读，和利用假期到血吸虫病流行地直接参与血防工作，我通过了 “副博士考试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进入课题研究。我的研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广泛的调查研究。我选择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调查。一是江西丰城的沟渠型，二是江西新建县的湖沼型，三是上海青浦的水网型。除了调查血吸虫的寄生体钉螺的分布特点等情况外，我还对患者的劳动能力、妇女的生育情况和小学生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调查和测定。为期半年的调查，亲眼目睹了血吸虫病的严重为害，真是触目惊心，深深震撼着我那颗年轻的心。那些地区的沟渠、草场、麦地、稻田、河流 …到处都有钉螺孳生，有的密得像芝麻一样，钉螺体内寄生着大量致病的尾蚴，当地居民感染率很高，晚期病人也不少，儿童发育不良。２０多岁小伙子长得像１０岁小孩。这些地区人烟稀少，走半天也碰不到一个人，到处是败落的村庄，房屋倒塌，杂草丛生。那真是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呵！
那些血吸虫病患者绝望的眼神和患区群众那木然的表情，至今仍铭刻在我心中。血吸虫病害六生：害生命、害生长、害生活、害生育、害生产、害生趣。这就是我研究的总结。１９５７年，毛主席接见了苏德隆教授。毛主席问：“用七八年时间能不能消灭血吸虫病 ？”苏教授答应试试看。毛主席的关怀，激励我们上医师生，我们义不容辞要挑起消灭血吸虫病的艰苦重担。１９５８年，学校从卫生系、基础部、医院抽调了２０多名青年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青浦血防试验田小分队，我虽然正值新婚燕尔，仍满怀激情作为苏教授的助手和小分队一同进驻青浦县，以里浜村、赵巷镇作为起点，打响了消灭血吸虫的战斗。
华佗能奈小虫何
血防工作的内容包括查螺、灭螺、粪便管理、救治患者等等，我们小分队一开始的重点是灭螺。我们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土埋灭螺，铲草灭螺，开新沟填旧沟，同时试验化学灭螺，如使用亚砒酸钙 （砒霜加石灰加水制成 ）萘、茶子饼、敌百虫、电石渣等。为提高效率，使用推拉式灭螺器和双冲程机动灭螺机，除现有的喷洒装置外还试制了火药、大炮，用来喷洒药物以消灭滩涂上的钉螺。我们整天整天在茫茫的河岸上、沟渠旁等水网地带灭螺，一年中转战了几十个村镇，消灭了几万米河道上的钉螺。当年我主编的一本。消灭钉螺的研究，实际上是这次消灭钉螺战斗的总结。这本书还获上海市图书出版奖。
为了提高灭螺治病的水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赵巷镇开展了一张图、一本账的工作。将当地钉螺的分布情况，绘制成一张张地图，同时将当地所有血吸虫病病例检查和治疗的情况，记在一本账上。经过一年的查螺积累，产生了一套新的查螺抽样方法。苏德隆教授在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钉螺的分布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指出钉螺不是随机的阿松分布，而是属于聚集性的负二项分布。理论的创新，更有力地指导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灭螺策略的执行。我们还发现一些特殊地形，如水码头、砖瓦堆、断头浜等是钉螺聚集之处，那里应是灭螺的重点。我们到水码头最多的朱家角去验证，证实那些水码头下钉螺密密麻麻，血吸虫严重为害着镇上的居民。
我们还关注粪便管理。关继忠老师等发现，一泡病牛大便中，有相当于几十个人次病人大便中的虫卵数，从而得出牛大便也要管理的结论，尤其要防止牛一下水就要大便。
血防战线上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和干部，我们每到一处都和当地的血防干部共同战斗。他们平时出门背一个大铺盖，回家抱回一大盆脏衣服。他们上顾不了父母，下管不了子女，双脚踏在污水烂泥中，天天日晒雨淋地奋战在现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工作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我们在共同的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于长年来往不断。在青浦乡下的一年里，我们和农民同劳动，施肥、抗旱、看病、除害，一起建立卫生示范村，在感受消灭血吸虫病的艰巨任务的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思想境界得到了显著的升华 ！１９５８年国庆节，我们这个年轻的集体，光荣地被团中央命名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集体 ！
血防前线战犹酣
１９６４年，长江中游血吸虫病猖獗流行，突发急性病例２万多人。危急之时，我又一次投入了战斗。１９６５年我和钱珂两人接受中央血防局的任务，来到湖北，与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同志一起开展调查，并在阳新县湖网进行了４个月的防治试点。调查中发现长江中游十几个县市，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地方和人群都相对固定，主要是远离湖区，但在５、６月份到湖区抢收小麦和抢割湖草的群众。每个抢收点上，大约有１０％左右的土地上大量存在钉螺。在这些抢收点上，农民和牛群相对集中，所以许多人畜感染了血吸虫病。掌握一定规律后，我们在湖网地区开始预防试点。首先利用冷尾暖头的气候规律，对１０％左右的土地开展灭螺，控制隐患。对下湖作业的群众开展宣传，预防急性感染。同时根据当时重庆寸滩水位预报，进行警戒水位的设定。５月份大水来前开展灭螺，进行了预报，组织了抢收，大水来后用防蚴服 （氯硝柳胺浸泡的连衣裤 ）等。结果使得急性感染没有再发生。
支援非洲送瘟神
１９６９年，李先念副总理批给上海一个任务。当时，我国在非洲援建了一些农场，在农场工作的中国农工中发生了血吸虫病。但不知道这些血吸虫病是来自中国，还是原来非洲就有的 ？会不会随着农工回国将这些病带回中国，造成新的感染 ？我国现有的治病防病措施是否对它有效 ？要求上海对上述问题一一求得解答。上海决定成立赴非小组，在张立法队长带领下，我们六人 （包括华山医院的刘裕昆教授，复旦大学的华宏鸣教授等 ），１９７０年元旦后奔赴非洲，于是我们就从气温零下的北京，飞往４０℃以上高温的非洲索马里。
那里正处赤道地带的旱季，气温分外地高。我们在高温中，大汗淋漓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当地农村６０％的居民感染了膀胱型血吸虫病，小便带血，还经常由于尿中带有血块造成尿潴留，要帮他们导尿。它与中国的肝肠型血吸虫病不同。我们希望寻找出膀胱型血吸虫的中间宿主，２个多月东奔西跑，从拳头大的大螺蛳到像小螺丝钉的小螺蛳，每天要解剖成千上万只，但一无所获。进而又寻找动物终宿主，从屠宰场里大的骆驼，到居民捉来的小老鼠，解剖后也没有发现血吸虫的踪影。
寻寻找找一直到雨季来临。一天下雨，在田间土面上我们看到了螺蛳爬行的踪迹。顺着这种螺蛳寻找，结果发现在居民区池塘中亦有不少这种螺蛳，解剖证实，这些螺蛳大多数感染着血吸虫尾蚴。我们将尾蚴接种到猴子腹部，过４０天后证明，尾蚴成虫就是埃及血吸虫。将虫卵孵化出的毛蚴接种到螺蛳体内，又可以在螺蛳中找到尾蚴的存在。这样终于搞清了埃及血吸虫生活史。
接着我们开始了用细粉８４６片口服治疗埃及血吸虫病。由于该药效果好，反应小，很受群众欢迎。但是服药期间正好是穆斯林斋节，穆斯林信徒们白天不能吃药，大家想了许多办法，终于完成了上千人的服药任务，控制了血尿流行。当时还用氯硝柳胺灭螺，在水田进水口装置处设置防螺网，也都取得了成绩。在血防任务即将完成时，当地发生了霍乱，我们就拿出所有的漂粉精和葡萄糖盐水倾囊抢救了２０多个农民，制止了霍乱的流行。在疫情稳定后，当地老百姓载歌载舞感谢我们救命之恩。头人 （他们称马大哈 ）也专门用民族形式宴请了我们 …索马里政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要求我们到全国各地再去作一个全面的调查，当我们走到边境的时候，他们还特别派了武装警察保护。我们通过几十个点的调查，基本上搞清了当地埃及血吸虫病流行的情况，完成了一项国际主义的任务。我们受到国家外经委和索马里政府的表扬，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发表了文章。
血吸虫病能不能消灭呢 ？据上海市的经验和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是能够消灭的。问题是要有决心、信心，要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要有一支医德高尚、技术过硬、能深入疫区的队伍。要坚持不懈才能最后胜利。医学院校必须要以解决严重危害人民健康，重大的国家任务为己任，通过长期奋斗取得成功，不能搞急功近利。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现场、服务相结合是发展公共卫生的根本出路。到了青浦，种了试验田才有农村卫生和消灭钉螺的理论收获。评价办学的等级不仅要看 SCI文章多少，更重要的要看社会服务的好坏，是否解除了人民的疾苦，能否在国内外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