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系 王新民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赞美岳阳君山的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华民族奋起了 ！上海市科委在湖南岳阳市主持召开了我校“甲苯歧化催化剂 ”的技术鉴定会。我这个岳阳人，因而有机会回到故乡，第一次登上君山岛，品味刘诗的韵味，欣赏君山的美丽和神奇！参加鉴定会的有来自全国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生产厂家的６０多名专家教授，他们一致肯定了我们的成果。在国际上对催化剂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们创新研制的达到和超过国外同类型催化剂的技术指标，这是一个在当时令全国同行瞩目的成绩。岳阳地委为尽地主之谊，特调来一艘可载两百多人的客轮，招待与会人员游览尚未对外开放的君山。我站在船头，心潮逐浪，回忆研制所走过的历程。
催化是上世纪中期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兴起的化学学科的前沿和生长点而蓬勃发展。而那时我们国家由于阶级斗争走火入魔，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本来就落后的科学技术与美、日、欧的差距也就愈拉愈大了，催化学科也是如此。但是尽管政治环境恶劣，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化学系４０余名教师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出于爱国的满腔热情，还是抓住机遇，白手起家，边干边学，发扬团队精神，苦干八年拿下这个成果，为我校催化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抓了一下经济和生产，从国外引进了三套石油化工装置，天津、辽阳、上海各一套。作为核心技术的催化剂，外商不提供任何技术资料，只有一个个代号。要避免被外国卡脖子，催化剂要国产化，此事只能找知识分子解决。上海市科委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进口催化剂国产化的工作。我系派高滋同志参加，她承接了该厂进口装置的１０余种催化剂剖析任务。这个任务摆在我们化学系面前，我系就拉起了一支研究催化剂的科研队伍，这支由高滋牵头的队伍全部从 “石油厂”“转业 ”而来，是一支 “综合作战部队 ”，有化学系各专业的教师，而 “催化 ”这一门 “杂交 ”学科正需要这样的综合部队。这支部队的人员正当壮年，精力旺盛。加上已憋足了劲，好久未搞业务了，现在有项目，干起来就 “玩命 ”。说到 “石油厂 ”，还必须补充说说它的悲喜剧。７０年代初，也不知是谁的灵光闪现，说要在学校建 “小石油化工厂 ”，大概是使教学为生产服务吧 ！于是校革委会一声令下，调集化学系近一半教师，要在学校内建 “小石油化工 ”基地，包括炼油、裂解、分离、乙烯、丙烯 …一系列车间，说干不干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怎么干的呢 ？一两天内铲平植物园 （今国权路口皇冠宾馆、催化楼、丙烯楼、出版社所在地 ），大批名贵稀珍植物，如黄连木、银鹊树等毁于一旦。生物系许多教师哭了，这是他们以数十年的心血，培育出来的重要的科教基地，说不要就不要了 ！由工宣队每天带着我们平整土地，搭建厂房，去上海炼油厂拣破旧设备材料，拼拼凑凑要搭建一万二千吨规模的 “小石化 ”！还将我校 “劳改 ”的 “牛鬼蛇神”派来支援，如此瞎折腾了两年，以花费了２００万元，赔上一个植物园，最后无奈收摊、“打烊 ”。为了建这个厂，我们还赔上了一位专家的性命。这位专家就是原化学系副系主任、骨干教师周介湘，他是留学归来的，在“文革 ”初期，他被打倒，后来结合进系革委会领导班子。建石油厂时，技术问题指定由他负责。这个责任，真是太沉重了。一百多人参加，没一个懂行的。年青人虽认为这个厂是不可能建成的，但总比一天到晚大批判好，可以认认真真 “淘浆糊 ”。周介湘是个典型的 “书呆子 ”，以做事认真之至而出名，要是搞不成或出事故，可怎么办 ？他钻进了 “压力 ”的牛角尖转不过弯，终于以自杀来解脱。自杀，在极 “左”思潮控制下看来是背叛，所以他爱人带着华东化工学院几十个同事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而我校仅派我和另一名一般工宣队员共两人去参加。要不是我强自出头，他连殡仪馆的大厅也进不了，因为自杀者进大厅要单位领导开证明。我一介草民，未经请示，擅自冒充领导。谁知我这么做事后却得到了系工宣队领导的肯定。这使我明白 “人心都是肉长的 ”。
小石化厂失败了，白花了钱，白玩了命。然而，大概任何坏事都可能变成好事的吧，那就是它客观上为完成高滋带回来的任务准备了队伍。
工作开始了，首先得拿到样品。根据合同，有的催化剂在规定时间，打开包装后就要直接进入反应器，不得截留。马礼敦、刘旦初和我去厂里取样品时和工人商量，由于 “不慎失手 ”包装桶摔坏，催化剂 “漏”出来，我们随手 “捡”了一点带回校，我们按化工规范的方式，一共取回１２个样品。通过这个剖析任务的完成，催化组建立了一整套的分析表征仪器装置及技术方法，为此后的基础研究装上了 “眼睛 ”。李全芝、陈树乔、薛志元、马礼敦等工作都十分出色，不久在兰州开全国催化剂学术会议，薛、马等均有论文报告。复旦有个催化组，也渐为同行所知。
１９７４年，高滋拿下了石油部下达的 “甲苯歧化催化剂 ”国产化的任务。８０万元科研经费，可说是催化组的第一桶金。高滋领衔牵头，催化组分成若干研制小组，催化剂制备由张红昇负责，谢关根协助，后来龙英才参加 ；分析测试由马礼敦负责，有陈树乔、薛志元、李全芝、刘旦初、陈民勤、胡家芬、曹屺娴、朱崇业、戴林森、黄月芳等人，实力最为雄厚。多种物理、化学的表征方法，均是他们逐步探索研究出来的。催化剂评价考察，有陈剑宏、孙尧俊、王新民，高滋也在这个组。若干套评价装置，都是陈剑宏、孙尧俊为主，自行设计、安装，知识技能涉及金工、电子、机械、自动化 …他们边干边学，自学成才。一些非标的仪器设备，如催化剂制备设备、活性评价装置、多种分析测试系统，均自行设计、绘图、加工、安装、调试。评价自制催化剂的活性，要连续反应，日夜三班，一翻就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们始终精神焕发，每一批自制催化剂考察分析完毕，就总结、讨论、提出改进方案。有些化工原料，市场上没有我们就自己制备，如铝溶胶 ；有的原料无法自制或购买，如碳九芳烃，就到南京炼油厂，将重整油运到南京化工学院，借用该校的乳化塔日夜不停切割出一柴油桶的碳九芳烃，为此李全芝、刘旦初和我在南京化工学院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已是１９７６年上半年，“文化 ”还在 “革命 ”，经济是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市场供应紧张，学校食堂缺少油水，我和刘旦初均以吃著称，于是我俩每周一至两次去著名的湖南餐馆 ———“曲园饭店 ”吃东安鸡、豆瓣鱼等，但周边常有乞丐 （大多是安徽、苏北来的 ）看着你吃，等你剩下的菜饭，使人心中不是个滋味，百感交集，常拿出点零钱分分。有一次，几个北方客人看看周围乞丐众多，拍案大吼 “什么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是流的眼泪 ！”全饭店为之一振，但无人出声，我心中暗想，“四人帮 ”倒台不远了 ！
催化组通力合作，无人在考虑有何名利，经过一年多日夜奋战，到１９７５年底，我们研制的催化剂通过了１０００小时评价。到１９７６年９月，又拿下用甲苯和碳九芳烃为原料的１５００小时的催化剂性能评价，催化剂的活性、稳定性、选择性、再生性能均达到和超过进口同类催化剂水平，完成了小试任务。当时，催化组是暂时 “栖身 ”跃进楼，领导从长远打算就在原石油厂建造催化楼 （同时还有丙烯楼、试剂楼），由马礼敦和我具体负责总体设计。１９７６年底，１５００平方的新催化楼落成，１９７７年初全组迁入新楼，成为化学系最年轻但 “疆土 ”面积最大的教研室和最现代化的实验室。
小试成功后，进行中试，我们找到湖南长岭炼油厂合作。该厂因战备需要建在湘北临湘的山沟沟里，所在的路口铺，连站台都没有，要从火车底下爬出站，女将高滋带头爬，倒有几分像 “铁道游击队 ”。厂校达成协议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我们几乎 “倾巢出动 ”开赴湖南，那时许多人难得有出差机会，点名可去的高兴得不得了，留守的过了许多年还 “耿耿于怀 ”。我和刘旦初是湖南人，临湘又在我故乡岳阳市。我俩带一批小青工作 “先头部队 ”，经过岳阳下车去拜会我的姑、舅、姨、表兄弟姊妹，这是我离家２５年后第一次回乡，虽然谈不上 “衣锦荣归 ”，但也 “完好无损 ”，说不完的离情别绪，品尝久违的家乡美味，我曾有诗记趣，“湘水乡音好醉人 ”，“先忧后乐岳阳魂 ”。
长岭炼油厂坐落山野，无商业区，更无娱乐场所，一个小书店也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在简陋的招待所里，简陋得连厕所也在户外山脚下。张红昇、刘旦初、谢关根和我住一个房间，时值冬天，每晚只能拥被 “捉猪猡 ”，从“猪头一 ”捉到 “猪头三 ”，这四个人谁当 “猪头三 ”最多，我想读者不难猜到 ！１９７８年元旦也在厂里过，除夕日白天全厂突然静下来，车间全部停车，工人都在家里，我们还以为放假，谁知睡到午夜，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鞭炮声把我们惊醒，赶快披衣起床，全厂红旗招展，灯火通明，口号震天，原来是厂领导导演的 “零点起步”，这种 “形式主义 ”那时仍在风行，由此也可体会到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１９７８年初，我们在长岭厂完成催化剂装填量２０立升的甲苯歧化反应的中试，重复了小试结果。此时石化部通知高滋到太原开会汇报，我们全组近２０人凑不足高滋的出差费，我向姨妈借了钱，高滋才成行。我们的贫困拮据，可以想象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开始，由张红昇负责指导长岭催化剂分厂放大生产甲苯歧化催化剂，共生产了约九吨。１９７８年底，我和陈剑宏再去长岭厂，在可处理三万吨甲苯装置上，装填了我们自己的催化剂７。６立方米 （相当于中试的３８０倍），进行甲苯歧化反应规模生产的运行，１９７９年春连续运转１０００小时，处理甲苯３０００吨，完全重复中、小试结果。至此，我们胜利完成了甲苯歧化催化剂国产化的任务，厂里为此送给我们每人一套马恩选集。工作结束时，作为领导的强连庆和高滋来厂接我们一同凯旋回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徐余麟、唐之敩、强连庆、陈文涵、戴振海等领导对本项目抓得紧、抓得细，支持也非常有力。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上海市科委由吴谆谆处长具体组织在岳阳召开本项目的鉴定会，校、系领导蔡祖泉、强连庆、陈文涵、戴振海等均出席。蔡祖泉以市科委副主任的身份主持会议。那时已开始拨乱反正，国际交流开始，高滋、刘旦初公派出国进修，张红昇先去厦大进修，后又去美国，６９、７０届的青年教师 “回炉 ”补课，一大批小青工调到工厂，有些教师回原教研室搞教学，催化组教师只剩了十来个人。但这个项目已 “为山九仞 ”，如果各奔前程，则几年的心血将 “功亏一篑 ”。李全芝继任催化组主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这个鉴定会。会上由我作催化剂性能评价报告，李全芝作催化剂测试表征报告，龙英才作催化剂制备报告。该成果的催化剂制备和评价，从中试到放大生产均是一次成功，技术指标达到和超过国外同类催化剂水平，获得了与会专家和有关部门的一致好评。１９８０年初，本成果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拿到点奖金，主要骨干也只分得数十元，但感到为国家作了点贡献，心中特别滋润。１９８０年６月，校、系领导要我们申报当时最高奖项 ———国家发明奖。申报要准备大量材料，要将制备、评价、表征三个方面融会总结出工作的创造性。高滋去了英国，剩下的教师都偏重某一方面，当时许多人都在想下一步自己如何发展，一时无人肯接这个任务。我想，四五十个人辛苦了七八年的果实，一定要圆满画上句号，事关集体的荣誉，不能留下遗憾！我和张红昇承担下这个任务。１９８１年初，我们携带着厚厚的材料去北京答辩，面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院士，我们两人胸有成竹回答了所提问题。那时我年年患肺炎，加上在北京生活条件差，人又累，一答辩完回到国家教委招待所我就发高烧，医生要我留在北京治病，我怕 “客死他乡 ”，坚决要求医生给我打好退热针，带好药马上上火车，由张红昇护送我回家。由于进口的甲苯歧化催化剂质量太好，我们的催化剂就一直未用上，因此只给我们一个国家发明四等奖。前后十年，项目完满结束。值得记住的是，那就是不计名利的团队精神，许多是不可能发表论文的工作，做的人从无怨言且完成得很好。我和张红昇写申报发明奖材料时，也未想过将自己的名字写到前面去，而想的是尊重别人的贡献，如以高滋为代表，有李全芝、郑绳安、薛志元、陈树乔等。我和张红昇作为最后为该项目画句号的人，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