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零的陈年故事
中文系 陆士清
“你还怨我吗 ？”
十五年过去了，王零同志的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回荡。
那是１９９２年暮春的一个傍晚，我跟王零同志一起在宿舍的院子里散步，闲谈中他突然这样问我。我惊疑中蓦然抬头，看着他略显苍黑的脸。他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因为他脸上洋溢着只有王零特有的眼梢上挑的真诚的笑容。
没“有啊。我”不假思索而又坦诚地回答。
说完，我们继续散步，愉快地聊天，谁也不再提这个话题。然而，这个对我来说曾经是沉重的话题，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我的心海，激起了层层涟漪。
王零同志原来是我们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在“文革 ”前和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实际上主持着复旦大学的工作。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他被调到同济大学任党委书记。也许是他对复旦有着深深的恋情吧，他的家仍然住在复旦第一宿舍，复旦的许多老同事会经常来看望他，特别是理科的一些教学科研骨干，会时不时地来与他聊天。我也住在第一宿舍，是他的邻居，晨昏之间常常见面。有时一边欣赏他小园子里的各种花卉，一边看他锄草浇水。有时也登堂入室，跟他下几盘象棋。虽不是杯酒言欢，倒也尽兴而散。因忙于工作，我与他过往并不密切，但在我心里，他依旧是我们的老领导，无论 “文革”前后，我对他始终心怀敬意。
我１９５０年参加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五年，因热爱文学而考进了复旦。１９６０年春，校党委把我从中文系调任为校团委副书记兼青教部长。我中断学业，到 “四幢楼 ”工作。“四幢楼 ”即是现在行政大楼前的小楼，原有四幢，现已拆除了一幢。１９５９年前，这里是中文等系的办公地点，此后变成了党政机关的办公室。简陋的小楼，却是学校党和行政的决策中心。我进入这个中心，虽不是核心成员，但也常常列席党委常委会议。那时杨西光同志任市委教卫部长，兼任复旦的党委书记，复旦的大政方针都由他拿主意。复旦党委的常务工作，则由王零同志主持，因而我与王零同志有较多接触。记得有一次会后，他把我留在了他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王零同志。他问我：“小季跟你谈过了吗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小季，是季宝卿，原来的团委书记，新一届党委委员，党委青年部副部长，是党委青年工作的主管。她的确给我交待了工作任务。“任务明确，那就好好干。王”零又告诉我说，这届党委设立了青年部，团委设立了青教部，是学校发展的需要。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后，由于 “向科学进军 ”的召唤，复旦的科教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大批青年人充实到了教师队伍，在理科还留有一大批 “预备教师 ”。如何更好地培养这批青年人，使他们快快成长，已是摆在学校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王零对我说：“办学校靠什么 ？靠人才。没有大学者，没有名家，就没有吸引力。一个戏班子里没有漂亮的青衣、花旦，谁来看戏 ？所以，我们学校文科不但要有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周谷城，还要有更多的青年学者 ；理科不但要有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谈家桢，还要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成长起来。”在说到 “预备教师 ”时，他似乎特别兴奋。他告诉我，因为实行五年制学制，１９５９年复旦没有毕业生，１９６０年有毕业生，但教育部下达可以留人的编制很少，远不能适应复旦发展的需要。他向西光同志汇报后，就到北京去找蒋南翔部长。他对蒋部长说：按“部里要求，三五年内复旦将有大的发展，现有教师加上新增的一些肯定不够用。而教师能上讲坛，成为良师要有个成长过程，没有三两年是不行的。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复旦想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些优秀者作为预备教师，让他们参与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边干边学，在岗位上成长。他们可以不算正式编制，但要点人头费。”王零笑着说：我“变着招儿要人，但是，我没有硬要增加编制，不打乱教育部的计划 ；同时，我说得在理，所以蒋部长很爽快地同意了。”
第一次单独面对王零，我感到了他身上的热力。觉得他是经验丰富，极具智慧的领导，他关注的中心是复旦发展的关键 ———师资队伍的建设。尽管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形势下，有这样那样的运动干扰，但他和复旦党委的一些同志，始终不忘紧紧抓住这一条。王零他们手上有个小本本，或心里有本账，记的是各系，特别是理科各系各专业骨干教师的名字。他们不仅寄希望于这批骨干教师本身在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做出名堂来，还希望他们成为专业或教研室的核心，带动和影响年轻教师成长。王零虽然并不熟悉理科的业务，但由于他能经常深入到系科和专业中去，与老师们座谈，向大家请教，所以对一些新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方向，他心里基本有数。这样，在新专业的建设上，他就能帮助年轻的同志下决心。有时他会把一些年轻人推上关键的岗位，并压上重担，放手让他们创业。这一点，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走过来的、复旦理科的许多老师，都是有体会的吧 ！
我在团委工作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两年。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一个月的食油只有二两半 …如此岁月，苏步青教授家煮的粥，也要定量分配给子女吃。那些年轻的教师们呢，不少人也面有菜色。怎样才能让他们过得好些 ？王零也很着急。复旦校园长不出粮食呀 ！但他终于想了一些办法，比如他将一批骨干教师集中到当时归生物系管的植物园去休养，让总务处弄几天好菜好饭，给他们补充营养。他又让我和党办的一位同志到中灶食堂去协助工作，尽可能把这个管几百号单身教师伙食的食堂办得好一些，让青年教师能吃饱、“吃好 ”。当时的中灶食堂，地处国权路口，是现在美国研究中心的位置。毛竹的骨架、油毛毡的屋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我去了不久，因改变了 “公碗制 ”而冲撞了王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食堂用餐的碗筷都由食堂提供，但用后洗刷完了无消毒措施，很不卫生。那年月又常常流行肝炎，这样的用餐方式，正是肝炎传播的一个途径，因此必须改变。我征得相关领导和食堂师傅们的同意，决定凡用餐者，都自带碗筷，自我保洁。谁知这措施遭到了一位党总支书记反对。在党委召开的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会议上，她向我发难。说陆士清自作主张，让大家去买碗筷，造成了五角场物资供应紧张。王零听了很生气，当场点名质问：陆“士清，这个事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想到会遭此突然袭击，但从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答说：这“事我没有错。第一，公碗制有可能传播肝炎，必须改变，这是对单身和所有用餐的老师的健康负责 ；第二，所谓造成物资供应紧张，这是夸张。事实上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从学生走过来的，他们都有闲置的碗筷 ；第三，你不在家，所以我向刘洁同志汇报了。不信你可以问她。”刘洁是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分管学校总务和生活。我话音刚落，刘洁就说：陆“士清向我汇报过，是我同意的。”王零听了，马上调转话锋：陆“士清你做了件好事，不过好事也要多宣传。我”知道，王零的后半句话是在给那位总支书记找台阶。
这场争论的事情本身并不大，但也反映了领导人的胸襟。王零有时批评起人来挺 “凶”，机关的不少干部见到他怕 ；但是，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是讲是非曲直的人。面对他的批评，你如果觉得他说得不对，只要你敢于申辩，而且辩得真有道理，他也会立即改变看法，一如上面的例子。尽管王零有个口头禅：“党员要懂得吃饭的规矩 ”，那就是强调要服从组织，做 “驯服工具 ”，但实际上王零喜欢有思想、敢于讲话的人，唯唯诺诺者，他并不喜欢。
杨西光、王零同志，他们对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特别是一批骨干教师的关怀和培养，远不止这些。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复旦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文革 ”以前不必说了，“文革 ”以后直到上世纪末，复旦邯郸校区蓬勃发展的依靠力量，包括管理干部、教学科研骨干，可以说多数还是 “杨王时代 ”的佼佼者。我说这些并非是要为杨西光、王零争功。我只是觉得应当尊重历史，记下这一页。同时， 作为曾在复旦党委机关工作过，曾经忝列他们同事的我，深深地崇敬和怀念他们的这种精神，希望这种精神得以发扬。
当然，在我说自己 “忝列他们同事 ”的时候，我内心深怀歉疚和羞愧。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官位比我高而我自愧不如，我虽位卑，但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与他们是平等的，无羞愧可言。而是因为在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我辞去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回中文系当助教了，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
然而，我的辞职风波，这也可能是在３０年后，王零对我有此一问的原因吧。
我离开团委，根本的原因是我的专业情结甚深。王零因为我懂得一些财务，而可能将我放到管理总务的岗位上去。１９６１年春，在我参与对膳食科财务审查后，他就有意要我接下膳食科科长的职务，我没有同意。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趁王零去北京开会时，提出了辞职。在当时的政治挂帅的气氛下，党委机关的一个党员，竟然提出不想干政治工作了，这对党委领导的冲击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领导很生气，但仍想挽留我，我也觉得闯了祸而有些后悔。机关党小组召集民主生活会议，希望一起谈谈心。我想，如果到会的同志劝我留下工作，我将回答：我提出了要求，但我将服从组织决定。可是到会的同志谁也不说话，等待我先开口，而我则不想再次申述自己想离开的理由，因为有了新的想法。我沉默着不发一言，这在他们看来，陆士清是铁了心要离开，劝也多余，所以，他们也不说活。他们不说话给我的印象是：机关有没有陆士清并不重要。的确在人才济济的复旦，不识抬举的我算得了什么呀！小组会沉默了４０分钟后结束，我的后悔药也没有吃成。几天后，一位党委副书记通知我：你“不愿意与我们合作共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党委同意你回中文系当助教。听”后，我既感动又伤怀得差点儿掉眼泪。
我辞职离开团委，可以说开了一个 “不好 ”的先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竟有近十位系总支学生委员要求离开政治工作岗位，使得不愿做政治工作成了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发生了，还能不批评 ？而这种倾向的始作俑者是我，所以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在党内的大小会议上，王零把我作为个人主义典型进行了甚为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会一次次触动我，但我并无任何怨言。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认为我的辞职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在官本位侵袭下，如有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一职，可能有许多人求之不得呢 ！还会辞职 ？），何况造成了如此不好的影响，批评是应当的。然而，在经过一次党内整风学习后，王零就再也不提我的事了。在学习中，我主动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又在一位较亲密的同志的建议下，去王零家谈心。他为我泡茶，朋友似的接待我。他不仅不再批评我，反而宽慰我：过“去的事，认识了就行了，不要背包袱。”他又说：人“是要有专业知识的，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没有错。他”还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安徽，一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村镇上的乡镇长和族长主持隆重仪式祝贺，家里张贴标语对联，还有鞭炮、锣鼓和酒宴，像中了状元似的…“可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将我塑造成了半个 ‘职业革命家 ’，服从革命需要 ”。我向他表示，今后，只要工作需要，我服从安排和调动。那天我们谈得融洽和愉快。随后他送我出来，从第一宿舍一直送到政肃路口。说实在的，我很感动。大概是１９６５年初吧，宣传部长易人时，新任部长对我说，党委考虑要我接任宣传部副部长与他搭配。这个方案，不仅由于 “文革 ”的爆发而搁置，而且成了某些反戈一击者攻击复旦党委的口舌。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我与王零过往的种种牵绊，虽然已作为历史的一页而翻了过去，但我没有忘记，不过我记住的不是怨恨，而是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那么，在时隔整整３０年后的１９９２年，他为什么还问我：你“还怨我吗 ？”
“文革 ”结束后，王零恢复了工作，复旦百废待兴，也正当用人之际。正是在这时候，他曾两次邀请我到机关工作，但我因青春已经过去而委婉推辞了。也许因此他觉得我对他还有意见吧 ？
也有另一种可能，在王零去了同济，感受了新的人际关系的冷暖以后，再回首复旦的人和事、对自己进行新的审视时，或许觉得当年对我的批评可能言重了，我可能会有怨言的吧 ？！我有无怨言，已不必重复了。令我感动的是，３０年后，王零还在反思当年，可见他心里装着历史，也可见他对生活的认真。不管他反思后的结论如何，反思的本身这是智慧的表现，是人生境界的升华 ！当然，这是我推测。
推测有时可能是荒谬的，但对他的挚念则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