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军政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代号“三叉戟”的会议，特召英美远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元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参加。援助中国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的当天，便向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了中国作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国可能崩溃的严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对华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国政府同意“把积极发展空运援助中国和在中国建立空军作为1943年的目标”。在20日讨论太平洋作战的会议上，丘吉尔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保证：“英帝国将尽一切人事之所能来援助中国”。罗斯福则明确承诺要建立一支航空队，并用空运来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它。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书写道：“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是美英全面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据此，美英有关部门制定出具体计划：组织和增加援华空运航线，以求到初秋达到每月1万吨的运输量；发展印度阿萨姆的航空设施；在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战役，作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军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还从政治上采取了一些举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愿与中国政府就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署条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及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的驻兵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同时，在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中，中国也占有重要位置。尽管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引出了许多分歧、矛盾，但客观上仍起到了加强同盟国之间对日作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的实际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得了国际地位。
2.同盟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在“联合国家宣言”中，26个国家郑重宣布，它们将“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的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因此，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是反法西斯各国根本利益在战争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美英两国的经济联系迅速扩大。进入1942年，这种联系开始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战时加强经济管理和合作的要求，英美着手建立起新的政府机构，使本国经济计划与对方需求接轨，并尝试对两国的经济合作实行统筹计划与管理。根据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作出的决定，1942年1月26日，三个英美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它们是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同年6月9日，又成立了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为把英美两国经济联合成一个能更有效地应付战争需要的整体创造了条件。
英美联合委员会在促进两国经济合作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联合原料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就卓有成效。它依据美国的战时生产局和英国的生产部提供的统计数字及对原料的需求量，进行综合平衡。对那些供应不足，尤其是特别紧缺的原料，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在两国之间进行更合理和最有效的分配。在该委员会协调下，美国曾按季度把本国十分需要的铜分给英国一部分，同样，英国也把珍贵的锡兰橡胶分给美国。
1942年9月3日，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又签署了一系列互惠援助协定，互惠援助协定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也使它具有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依据。英美政府关于互惠援助实施原则的照会中规定的互助原则为：“……两国的战时生产和作战资源应由两方和其他联合国家的军队加以使用，并要以各种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可以得到的原料、人力、生产设备和海运舱位。”“虽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潜在能力和责任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所有关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决定必须尽量符合一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共同计划。”根据上述原则，英国政府明确保证向美国提供军火、美军需要的供应品和劳务、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境内工程建设的供应品和劳务等等。据英国学者统计，截至1943年6月30日，英国给予美国的各类援助共计2.3亿万英镑。一年后达4.2亿英镑。根据美国总统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12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中的计算，到1943年6月30日，美国从英帝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所得到的供应和劳务的货币价值合计117490万美元。英国的R·艾伦教授在比较了美国给予英国的租借援助和英国给予美国的互助援助和总值，以及占各自战时开支、国民收入、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之后得出结论：“根据联合王国的资源，它按照互惠援助协定对美国的贡献比美国按照租借协定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可能是少一些，但是肯定少得并不太多。”可见，互惠援助协定不仅密切了美英等国的合作，而且还证明它们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西方民主国家除了自己的经济合作外，对苏联的经济合作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美英两国向苏联提供援助是通过连续签署一系列议定书进行的。美英苏第一个相互提供物资的三方议定书签定于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6月30日到期。在上述议定书行将到期之际，美苏达成“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协定明确了双方依租借法精神，在国防物资、供应和情报方面给予相互援助。
1942年10月6日，美英苏在华盛顿签署了第2个关于美英两国向苏联提供军用物资、军火和原料的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美国将向苏联提供坦克、飞机、扫雷舰、鱼雷艇、各种火炮和炮弹、汽车、轮胎等，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防工业原料如铜、铅、钢材、汽油，另外还包括车床、动力设备、化学设备和食品，总计250万吨。为了完成向苏联的运货任务，盟国这时期新辟了两条运输线，一是横渡太平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二是经波斯湾、伊朗至苏联南方。其中后一条运输线的月货运量4万吨，而到了1943年12月，增至每月24.8万吨。
1942年与1943年相比，运往苏联的租借物资，除个别项目外，货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也应看到，尽管苏联在战争年代条件十分困难，但仍按照各次议定书的有关条款给予美国价值约220万美元的援助，主要包括修理美国货船，为美空军提供加油基地，给美在苏军事及工作人员提供食品及供应品等等。美苏两国政府间合作的加强，在两国人民中引起极大共鸣和积极反响。1943年，1000万美国人将自己的储蓄作为援助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基金，500个地方募捐委员会负责募集购买送往苏联的药品、粮食和衣物。
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与加强，保证了它们能够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挖掘、调动经济潜力，结果是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可以说，同盟国间这种打破以往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传统的战时经济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伟大创举之一。
3.法西斯集团内部矛盾加剧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作以及各战场的胜利，加剧了法西斯集团内部的矛盾。
1942年下半年，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在北非战场和苏德战场受挫，轴心国集团内部被最初的军事胜利所掩盖的矛盾不仅重新显露出来，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争执也不断产生。尽管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导致这个集团的崩溃，但无疑增大了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其整体力量。
德国与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手，日本曾利用德国卷入欧洲战争之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第一次大战后，德、日两国均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对手使它们逐渐靠拢。自1936年结成以反共为旗号的政治同盟后，两国关系开始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然而，德日之间的联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因此，每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两国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1939年春夏期间，长期关系紧张的日本与苏联之间，在诺门坎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国的时候与苏联兵戎相见，主要原因在于有德、日“反共协定”撑腰，德国在欧洲的威胁将牵制苏联在远东的行动。
然而，德国另有打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德国背着日本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德日“反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着日本原先出于牵制苏联而参加“反共协定”，以及将两国关系向军事同盟发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国的“背信弃义”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冲击。
日本大本营被迫否定了关东军要求增援、与苏军在诺门坎地区进一步作战的计划，并于9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停止德、日、意三国条约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为由而辞职。9月4日，日本内阁新首相阿部信行发表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声明，公开暴露了德、日两国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很快迫使法国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面对德国的巨大胜利，日本生怕“误了班车”，一度销声匿迹的三国同盟论重又抬头。7月，日本内阁再次更迭，确定了南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同时决定加强德、日、意三国轴心。就德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德、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1940年9月27日，经过讨价还价，《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然而，三国同盟并未消除德、日两国各自所怀的异志。日本缔结同盟条约，是为了南进。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即要求德国利用其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充当日、苏缓和的“中间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进时无后顾之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早在其确定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7月，也就是三国同盟缔结前的2个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图，决定要发动侵苏战争，并于12月18日签发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德、日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影响深远。1941年6月，德国在日本全力准备南进的时候，突然发动侵苏战争。这对日本的整个战略无疑是又一次巨大的冲击。日本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决定暂不协助德国进攻苏联，继续贯彻“北守南进”的既定方针，并于同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此，德国和日本这对轴心国的主要战车分别驰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战略协同了。
以后，随着德、日在不同战场上陷入困境，两国的所谓“独立性”有增无减。1942年秋，德军向伏尔加河地区大举进攻时，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苏联，配合行动。但日本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意帮助德国。等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败，日本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国盟邦切盼日本参与反俄战争之愿望。但顾念当前战局，日本政府无法参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早就在伺机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机会永远不会来了。不仅如此，日本军部对德军的那种牢固的信赖感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准备1943年夏季攻势时，德国仍想说服日本配合行动。4月18日，里宾特洛甫在召见大岛浩时劝告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拥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那么今年是进攻俄国最有利的时机，因为俄国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大岛浩表示，尽管他还不知道政府的意图，但他觉得“只要能事先看到这次进攻中的成就，那毫无疑问会进攻的”。
这种典型的外交辞令，显然不能让里宾待洛甫满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动向苏联提出准备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交换看法并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重新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显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对苏战争中的中立身份，在苏联与轴心国成员国之间充当中介，为自己捞取好处。